1702894298 此后，中国代表又与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商谈，仍没有进展。3月16日李富春等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认为苏联提出的专家待遇和条件与刘少奇在莫斯科时所谈差异过大，特别是军士和低级军官也要比照专家的待遇和条件，无法接受。李富春等提议，专家和教授就照苏方提出的协定待遇，但军事人员待遇应另定协议，重新谈判，其中士官、尉官待遇应降低，补偿金则按其在苏联所得薪水的70%或80%，由中国政府支付。毛泽东看后，面告周恩来：“不必再争，即照所提办理”。[141]3月19日，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告李富春、王稼祥、伍修权：关于专家协定的条款，“不必再争，即照苏联政府所提条件办理，我们由此取得经验，加紧学习，谨慎工作，以便第二年精简专家，亦甚有利”。[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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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300 这时，苏联领导人也在考虑中方提出的要求。3月2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对苏联部长会议1950年1月30日和3月7日的决议做了三条修改：其一，该协定“应适用于以前到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其二，将中国政府支付给苏联政府的在华苏联军士的补偿金减少到每人每月1000卢布；其三，接受中方对协定第三条的修改意见。[143]此后，双方很快达成了协议。与1949年协定相比，增加的重要内容有：第三条，除支付专家的工资和补贴外，中国政府还要“向苏联方面偿付以下各项费用：专家及其家属在苏联及中国境内往返期间的旅费、薪金、伙食费及旅馆费，每人可携带80公斤以内的行李，专家在未被派遣前在苏联所得月薪为准的安置费，专家在中国工作时每年应得的以一个月薪金为准之休假补偿费，在中国各学校工作之苏联专家，每年应得的以两个月薪金为准之休假补偿费，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以中国货币直接支付之”；第四条，中国政府应“交付苏联政府每个专家每月1500～3000卢布，以补偿苏联机关或企业由于派遣自己的专家出国而受到之损失”；第六条，在苏联专家患病时，3个月内不得停发薪金，超过3个月则由苏方派人替换。[144]3月27日，苏联专家在华工作条件协定在莫斯科签字。[145]显然是考虑到这个协定与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上宣布的内容有较大差别，关于专家协定的文本，双方一直没有公布。[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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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302 5月30日苏联部长会议做出了第2264-883сс号“关于在华各机关、企业和组织工作的苏联军事和文职专家的薪金”的决议。[147]10月25日双方又签署了关于对技术专家报酬条件的协定。其基本原则同3月27日的协定一样：中国应向苏联专家支付相当于中国专家工资水平的工资，另外支付专家出差的补偿金，按每人每月1500～3000卢布计，以及给专家的生活补贴费等。[148]鉴于大批设计专家来华工作，1951年4月18日，中苏又签订了有关苏联设计专家来华收集设计资料的《00348号合同》，条件同前。[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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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304 对于贫穷落后的新中国来说，聘请苏联专家的开支确实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直到1955年以前，苏联专家的一切费用，中国方面都是以贷款方式支付的。[150]据1951～1955年对苏非贸易外汇收支计算表，仅付给苏联政府的行政顾问和专家费（即补偿金）一项开支：1951年为5604万卢布，1952年为4069万卢布，1953年为3260万卢布，1954年为3295万卢布，1955年为4912万卢布，合计21140万卢布。[151]中国在军事顾问和专家方面的开支也不在少数，如付给苏联政府的补偿金一项，仅国防部系统专家1953年下半年费用及苏联内务部系统专家1953年全年费用就有984万卢布。[152]目前尚未找到综合数字，但仅按这两项统计估算，中国到1955年支付的专家补偿金已超过2.2亿卢布，与中国首次向苏联贷款总共才12亿卢布的数字相比，这笔费用的确是惊人的。况且，这里还未计算支付给专家的工资和生活补贴费及其他开销。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周恩来在专家协定签字后即提出了聘请苏联专家要实行“少而精”的原则。[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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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306 关于贷款条件。最初，苏联方面并没有提出贷款条件的问题，在1950年1月22日莫洛托夫等人提交的和联共（布）中央批准的有关中苏条约的12个文件中，均没有关于贷款附加条件的内容。[154]斯大林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进行正式会谈时也没有提出这一问题。此时，毛泽东对苏联给予年息1%的优惠条件是非常满意的。[155]但是，在苏联被迫接受了中方关于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的协定草案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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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308 经过一轮谈判后，作为贷款的附加条件，苏联要求“将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府”，期限为14年，前4年以易货方式提供，从1955年开始作为偿还贷款的供货。苏方要求的数量令中国人吃惊：“钨第一个两年每年8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9000吨，最后10年每年10000吨；锑第一个两年每年6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7000吨，最后10年每年8000吨；锡第一个两年每年7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8000吨，最后10年每年10000吨；铅第一个两年每年5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6000吨，最后10年每年8000吨”。[156]周恩来对此颇感为难，这些战略物资中国确有一定储藏量，但开采和生产极为落后。解放前钨砂最高年产11458.3吨，而1949年仅2766.58吨，1936～1948年平均年出口约7386.6吨；锑矿年产分别为22401吨和1204.77吨，1937～1947年平均年出口约4512.7吨；锡年产分别为11710吨和3500吨，1939～1948年平均年出口3787.1吨；铅最高年产约10000吨，自给略有剩余。[157]显然，苏联提出的条件是中国力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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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310 据此，周恩来在谈判中提出免除铅、减少锡和锑的供货，因为中国实在是没有能力满足苏联的要求。[158]尽管经过反复谈判，苏方最后还是接受了中国的请求，但苏联人这种盛气凌人的态度已经使毛泽东感到不快。于是，在中方修改的贷款议定书文本中，特意提到：“鉴于苏联缺乏战略原料（钨、锑、铅、锡）的困难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帮助苏联政府，同意将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府”。[159]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个文件后，刘少奇致电毛泽东说，政治局会议认为贷款议定书前言中帮助苏联政府数句似可删去。但毛泽东回电仍坚持这种说法：“借款议定书前言数句，意即为中国对苏联之报酬，不宜删去。”[160]看来，毛泽东的确是有些动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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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312 关于汇率问题。中苏谈判中争论最激烈，也是最令中方头疼的问题就是人民币与卢布的比价。因为这一问题涉及几乎所有经济交往的成本，双方都是极为认真和谨慎的。特别是苏联方面，对此早有充分的准备。毛泽东刚刚离开莫斯科，1950年2月28日，苏联部长会议就宣布提高卢布与外币的兑换率，即从3月1日起，取消以美元为基础的卢布与外国货币的固定汇率，而以更为稳定的黄金为基础，根据卢布的含金量来确定卢布对外国货币的汇率。于是，1美元兑换5卢布30戈比的原有汇率，改为1美元兑换4卢布了。此举一下就把卢布的对外购买力提高了30%以上。[161]这无疑大大增加了中苏贸易谈判中汇率问题的难度。3月5日，负责谈判的中方代表李富春和王稼祥报告，关于汇率问题，苏方坚持不肯让步。[162]8日，周恩来指示他们，将汇率问题暂且搁置。[163]18日中方谈判人员报告，由于双方对进出口货物价格和汇率问题的意见差距太大，谈判难以为继，故建议，贸易货单已定，可继续进行交换，价格问题待回到北京再谈。[164]第二天，周恩来代中央回电：货物价格问题可以回京再谈，谈判代表团亦可于贸易协定、股份公司协定、专家协定等文件签字后回国，“但汇兑问题，仍望谈出眉目，并望将你们所拟办法先行电告”。[165]到3月20日，关于三个股份公司的协定已经谈妥，而双方的汇率还未确定。周恩来建议，可以按照美元而不是卢布来计算股份公司的资本。[166]4月9日，李富春等人在汇率问题久谈无果的情况下，打算回避汇率问题，以实物（大米等）兑换一笔卢布，存放苏联银行，用以支付进口货物、专家费用等。[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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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314 然而，4月15日中苏代表草签的贷款协定议定书规定，以卢布为贷款的计算单位，而苏联提供给中国的3亿美元贷款则按照新公布的汇率，折合成12亿卢布。[168]按照原来的汇率，这笔贷款应合15.9亿卢布，此时按照新汇率折算，只此一项，中国要求的贷款还没有到手，就凭空损失了3.9亿卢布。4月19日签订的中苏贸易协定规定：“卢布折合成美元或英镑时，以付款之日苏联国家银行的牌价计算之，卢布折合成黄金时，以卢布所含金量计算之。”[169]由于中国的货币制度尚不完善，这一规定就进一步把双边贸易的主动权掌握在苏联手里了。至于进出口货物的定价问题，在4月28日、5月4日、5月9日的三次谈判中，依然无法达成一致。苏方代表坚持必须按照苏联政府公布的汇率计算，毫不让步。[170]参与谈判的伍修权回忆说，在经济谈判中最突出的分歧和争执就是如何确定两国货币的比价问题。苏方没有按照国际惯例，即根据双方主要商品售价算出各自的平衡指数及两者之间的差距，并以此确定汇率，而是将卢布的比值定得很高，而压低人民币的比值。中方代表很不满意，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处于劣势，在经济上有求于人，只好做出让步和妥协，在不平等的条件下确定了两国货币汇率。[171]按照1950年4月19日中苏签订的合同，卢布与人民币汇率为1卢布兑换7500元（关外）和9500元（关内）。[172]至于非贸易结算，1951年11月4日两国政府签订的非贸易款项协定规定，两国银行商定汇率时“根据卢布的含金量计算”。[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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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316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此后不久，中国也提高了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1951年2月24日苏联大使报告：中国政府从1950年12月19日起连续4次降低美元汇率，即从1美元兑换30410元人民币（旧币）降到11890元，由于卢布与人民币的比值是按美元计算的，所以美元汇率的降低直接导致卢布兑换人民币汇率的下降，即从1卢布相当于人民币7500元降低到5720元。考虑到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含金量虽尚未确定，但银行是按固定的官方价格收购黄金的，罗申估计，根据美元计算的卢布和人民币的汇率，比按黄金计算的汇率大约低20%。因此，罗申认为美元在中国的汇率降低导致卢布对人民币汇率的降低，是不正常的，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对苏联不利，特别是1951年苏中之间贸易结算和非贸易结算将进一步增长，情况会更加不利。苏联使馆建议，苏联财政部和国家银行应与中国进行谈判，以便确定按黄金价格计算卢布和人民币的比价。[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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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318 于是，斯大林出面过问此事。3月4日，斯大林致电周恩来，要求其对中国的举措做出解释。3月22日周恩来回电进行解释并提出建议：（1）苏联宣布卢布与黄金挂钩，人民币尚未同黄金挂钩，而对于中方提出的确定卢布与人民币直接汇率的建议迟迟没有结果。目前人民币与卢布的汇率是通过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确定的。（2）最近以来，美元不断贬值，迫使中国必须经常调整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其结果直接影响了人民币与卢布的汇率，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人民币与卢布之间没有确定直接的汇率。（3）因此，中国建议人民币与卢布的汇率不要通过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确定，而直接在卢布含金量和中国的黄金价格的基础上确定。如此计算，1卢布相当于人民币6753.9元。待战争结束中国实行货币改革并确定人民币的含金量后，再确定人民币与卢布之间直接的汇率。（4）从目前中苏贸易的商品价格来看，卢布与人民币的汇率定得过高，而中国的黄金价格在国际市场上相对较高，因此建议直接在卢布含金量和中国的黄金价格的基础上确定中苏货币的汇率。如同意此原则，请指派代表同中方进行谈判。[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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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320 斯大林对此做何反应，中苏之间是否进行了相关谈判，目前尚无史料说明。实际情况是，4月3日，中国贸易部委托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代理的对苏贸易结汇合同，将关外地区的汇率改为1卢布兑换人民币6842.10元，而关内地区仍保留为1卢布兑换9500元。[176]显然，这是部分地采纳了中国的建议。鉴于当时中国对苏贸易中，关外地区（东北和新疆）所占份额较大，故对汇率的这种调整还是为中国争得了一些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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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322 4月5日，苏联国家银行制定了一项关于卢布与人民币兑换率的文件，具体内容不详，但据时任驻美大使的多勃雷宁回忆，这个文件对中国比较有利。估计这个文件是对中方的新汇率规定最初的反应。当外交部副部长佐林把这份文件呈送代理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审定时，葛罗米柯一方面出于谨慎，不便擅自做主，另一方面以为汇率并非重大问题，不便打扰斯大林，遂将文件搁置起来。后来，中国政府和苏联使馆再次催促，佐林亦表示支持，于是，葛罗米柯未经请示斯大林，就批准了这一文件。斯大林得知此事后大为恼怒。4月3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撤销4月5日国家银行的文件，并给予国家银行行长波波夫和财政部长兹韦列夫警告处分。此外，在私下里，佐林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和警告，而葛罗米柯则被贬为驻英国大使。[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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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324 中苏之间为此还进行过什么交涉，目前没有史料依据。不过，后来的结果是苏联做出了让步。1951年5月25日斯大林致电驻华大使罗申，表示同意签署关于汇率的协定，但要求罗申“在签署协定时声明，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考虑到了中国方面的如下保证：中方将不歧视苏联的卢布”。[178]6月1日，中苏为确定人民币与卢布的汇率签订了协定，规定“以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所公布之黄金牌价为厘定人民币对于卢布行市之根据”，并由此确定汇率为1卢布兑换6754元人民币。[179]1952年10月1日，中财委再次做出决定，“对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无论贸易与非贸易之清算汇价一律统一按照6754元折1卢布之牌价”执行，其他清算价一律取消，不再使用。[180]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进一步认可了人民币的升值。1953年9月22日，中苏货币汇率确定为1卢布兑换5000元人民币。[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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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326 总体来看，由于毛泽东的坚持，1950年的中苏同盟条约反映了中国人所要求的平等原则，而战后苏联与所有东欧卫星国签订的双边条约中，都没有提到“平等互利”。至于中苏之间的这次外交谈判的结局，应该说，相对于各自最初设定的目标，做出重大让步的是苏联而不是中国。苏联在后期谈判中谋取了不小的经济利益，但这无论如何无法弥补因签订中长路、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而失去的战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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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331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44]

1702894332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六 斯大林为维护苏联战略利益的深层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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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334 尽管很不情愿，尽管想方设法进行补救，但莫斯科毕竟还是按照中国的意愿签署了同盟条约及有关中长路、旅顺口和大连港的协定。那么，斯大林为什么会在涉及苏联远东战略利益的问题上做出如此重大的让步？这里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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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336 首先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压力。当斯大林同意重新签订中苏条约以后，《真理报》突然开始大量报道有关中国的消息。从1月1日起，分18次连载著名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长篇文章《战斗的中国》；自1月5日起连续5天在第1版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报道的栏目中都有中国的消息，其中4天被列为头条。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个月里，《真理报》总共只发表了5条关于新中国的消息。[182]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月4日《真理报》第3版刊登了刘少奇1949年11月16日在世界工联亚澳工会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183]刘少奇在讲话中突出宣传了中共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提出工会的任务之一就是组织武装斗争，而几乎没有提到斯大林和苏共的榜样。包括苏联代表团在内的很多国家代表团对此不满，认为在工会会议上不应该提出武装夺取政权这样的政治口号。经过商议，大家不同意公开发表刘少奇的讲话。刘少奇对此坚决反对，但还是表示服从这一决定。11月18日中国代表刘宁一在大会的发言，没有再提武装夺取政权的口号。斯大林得知这种情况后，立即致电苏联代表团团长索洛维约夫，指责他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电报说，苏联领导人认为刘少奇的这个讲话是正确和及时的，命令索洛维约夫马上通知中国代表团，苏联同意中方发表刘少奇的讲话稿，并把莫斯科的这个立场通报给其他国家代表团。斯大林还特意写道：“你们应该立即让毛泽东同志了解我这封电报的全文。”几天后，11月22日《人民日报》在第1版全文刊登了刘少奇六天前的开幕词。[184] 苏联代表团的意见，当然反映的是苏共中央的立场。[185] 然而，斯大林不仅同意在中国报纸上发表这个与苏联意见相左的讲话，而且时隔一个半月，竟然又让《真理报》刊登出来，其中必有奥妙。实际上，斯大林并不赞成中国的革命经验具有普遍意义。[186] 他借世界工联会议事件对中国做出如此明显的友好表示，第一次是在毛泽东访苏之前，希望中国能够收回废除1945年条约的主张；第二次是在周恩来访苏之前，希望中国能够按照苏联的方案签订新的同盟条约。然而，斯大林的算盘再次落空。究其原因，最重要的是，在苏美之间已经形成冷战状态的国际政治格局中，莫斯科绝对不能让美国在中苏关系之中插入一个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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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338 斯大林对毛泽东本来就不信任，他一直担心中共会走铁托式的道路，特别是对新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发展心有疑虑。[187] 如前所述，斯大林第一次做出让步，同意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就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第二次让步，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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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340 1949年底美国调整了对华政策以后，由于缺乏沟通渠道，只得采用公开发表声明的方式。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美国既无意使用武力干预现在的台湾局势，也不会卷入中国的内战，甚至不会向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建议。随后，艾奇逊也召开记者招待会，做了进一步说明。12日，艾奇逊又公开发表长篇演说，继续挑拨中苏关系，提出亚洲目前最强大的力量是民族主义，它与美国的利益和传统政策一致而与共产主义根本抵触。艾奇逊还指出，历史上侵害中国主权和利益的不是美国而是俄国，目前苏联正在夺取中国北方的四个地区，并承认台湾和朝鲜半岛都不在美国太平洋的防御线之内。[188]这明显是美国向中共政权递出的橄榄枝，斯大林看在眼里，急在心头。17日苏联驻华使馆再次报告了美国挑拨中苏关系的计划。报告说，根据可靠情报，“现在美帝国主义在对华政策中非常重视中苏关系问题。美国把希望寄托在当它承认人民政府之后，就可以借助贸易使中国在经济上依附于它，然后再对中国施加政治影响。美国害怕中国参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体系”。现在美国将通过英国承认中国的机会，试探与中国发展贸易关系的前景，并通过英国人获得所需情报，“作为将来同人民政府建立关系的桥梁”。[189]几天后，苏联使馆又传来了美国人在关岛建立美中间谍学校的秘密情报。[190]这些消息对斯大林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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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342 对于美国的举动，斯大林立即做出反应。1月6日，维辛斯基受斯大林委托与毛泽东会谈，建议中国政府向联合国要求驱逐在那里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并表示苏联将发表声明予以支持。还说，如果国民党代表继续留在安理会，苏联将不再出席安理会会议。[191]1月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决议，为即将到来的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从途中的列车组合、伙食安排、安全保障到宾馆的饮食服务和交通设施，以及接待礼仪，苏联领导人考虑之周密，令人惊讶。苏共中央政治局甚至决定：“与中国代表团出访和在苏联逗留期间有关的一切开支，均由国家承担”，责成苏联财政部从苏联部长会议储备基金中给外交部划拨必要数额的款项。[192]艾奇逊的公开讲演传到莫斯科后，斯大林更加焦急，他立即派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去见毛泽东，转交了艾奇逊讲话的全文，希望中国与苏联、蒙古共同以相应的方式对此做出反应，并要求中国政府首先发表声明。[193]至于毛泽东后来坚持以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发表声明的动机，尚难以确定，但斯大林对此大为不满并指责毛泽东打乱了原定步骤，却充分说明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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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344 美国人比斯大林还着急，为了分裂中苏关系，破坏中苏结盟，1月底和2月上旬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甚至亲自出马，安排驻法国大使散布各种谣言和传言，诸如苏联要求控制秦皇岛、烟台、青岛等战略港口；毛泽东被排斥在条约谈判之外，甚至遭到软禁；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同时出现在莫斯科，国内一定发生了什么问题；中苏条约的不平等条款将出现在秘密协定中；等等。[195]这些举动无形中给苏联施加了巨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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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346 将中国纳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斯大林控制和影响亚洲局势以对抗美国的战略安排，也是苏联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如果斯大林让毛泽东空手而归，就必然破坏双方的政治关系，即使苏联能一时保住在东北的特权，也是没有根基的。其结果，苏联不仅无法依靠中国构筑东方阵线，反而不得不与一个时刻想着夺回自己失去的东西的大国为邻，这对苏联的安全将会构成极大威胁。无论如何，斯大林都不会让美国的阴谋得逞。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美国是“斯大林与毛泽东交往中无形的第三者”。[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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