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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参见林孝庭《危局中的外交：中、苏两国有关新疆航空与贸易谈判初探（1948～1949）》，《近代中国》第157期，2004年6月，第114～116页；瞿韶华主编《航空史料——中华民国交通史料（三）》，台北，“国史馆”，1991，第358～363、377～384页；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c.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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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米高扬给斯大林的报告》（1948年12月7日），АВПРФ，ф.0100，оп.41，п.58，д.278，л.8-11，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1，с.486-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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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费德林给葛罗米柯的报告》（1948年12月17日），АВПРФ，ф.0100，оп.41，п.58，д.278，л.12，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1，с.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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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详细的谈判过程见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2，д.288，л.55-60，63-64，105-107，93-94，126-129，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c.93-95，97，102-103，114，13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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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林孝庭：《危局中的外交：中、苏两国有关新疆航空与贸易谈判初探（1948～1949）》，《近代中国》第157期，2004年6月，第119～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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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彭德怀给毛泽东的报告》（1949年12月29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4-6，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с.252-253。此前，中苏在乌鲁木齐已经就新疆贸易问题达成初步协议，按照苏联外交部的看法，这个草案与1949年5月31日苏联部长会议批准的交给刘泽荣的草案“几乎一模一样”。见《库尔久科夫致维辛斯基的报告》（1949年12月24日），АВПРФ，ф.0100，оп.42，п.48，д.290，л.55，51-54，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с.24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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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包尔汉和王震致周恩来电》（1950年1月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藏：175/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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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刘文稿》第1册，第219～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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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Ледовский А.М.На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работе，c.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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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联共（布）中央关于中苏谈判的决议及附件》（1950年1月22日），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41-45；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9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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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周文稿》第2册，第76、122～123页。从目前可以看到的材料，在航空协定谈判中，中苏双方曾发生过一些不大的争执：中方希望公司按照流动资产纳税，苏方坚持只能按利润纳税，而且不得高于20%。此外，中方要求协定中的中国城市名称应按中文的称谓来写，而不是按现有的国际称谓写，如沈阳（Mukden）、张家口（Kalgan）、伊宁（Kulja）、迪化（Urumchi）等。参见《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第6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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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周文稿》第2册，第143～144页；《谢巴耶夫与毛泽东的会谈备忘录》（1950年3月9日），АВПРФ，ф.0100，оп.43，п.10，д.302，л.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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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石油、金属公司协定30年，航空公司协定10年。中苏造船股份公司原定也是经营30年，1951年6月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接受苏联外交部的建议，同意中国的意见，缩减为25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2号记录摘要》（1951年6月2日），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9，л.30）1950年5月，双方又分别商定了三个股份公司的章程。详见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1，л.31-32，116-126，127-138，139-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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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上述协定中文本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第88～97页；《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工商体制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790～794页。俄文本见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0，л.21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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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第1331～1333页；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第390～394、404～405、412～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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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247～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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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苏共中央与中共中央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之工作条件的协定》（1949年8月），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0192-01，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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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1949年10月5日），《刘文稿》第1册，第8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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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参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第73号记录》（1950年3月7日），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0，л.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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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2月12日），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4，л.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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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1950年2月12日），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4，л.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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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周文稿》第2册，第147～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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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因工作需要，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来华时带有大批军士和士兵。如1949年11月苏联派来帮助中国筹建航校的800多人员中，不仅有校长、教员、工程师，还有许多机务人员，甚至打字员。见陈熙、李东流《一切为了办好航校》，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空军·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2，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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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第73号记录》（1950年3月7日），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0，л.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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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葛罗米柯与王稼祥会谈纪要》（1950年3月8日），АВПРФ，ф.0100，оп.43，п.8，д.302，л.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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