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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1951年4月30日），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8，л.3；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肖敏、王为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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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 斯大林致罗申电》（1951年5月25日），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8，л.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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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关于人民币对于卢布行市协定》（1951年6月1日），《中国与苏联关系文献汇编》，第293～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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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中财委关于统一对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卢布牌价的决定》（1952年10月1日），《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第4期，第17～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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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关于人民币对于卢布行市的议定书》（1953年9月2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0270-01。1956年10月23日中苏签订非贸易协定，两国间的非贸易结算进一步照顾了中国利益。为了补偿1956年以前由于双方比价不合理而造成的中方损失，苏方主动建议中苏双方从1951年至1955年间的有关非贸易支付均按照1956年10月23日《中苏非贸易协定》规定办法进行结算，计算结果，给予中方补偿9910万卢布。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报告》（1953年11月21日）、《曹菊如向李先念副总理、陈云副总理的报告》（1957年7月4日），《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第4期，第19～21、2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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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这是海因茨希的统计（《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第511～512页），笔者核对了《真理报》，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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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Правда，4 января 1950 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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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谢巴耶夫与刘少奇的会谈备忘录》（1949年12月25日），АВПРФ，ф.0100，оп.43，п.302，д.10，л.18-30；《关于苏联工会代表团团长索洛维约夫在北京行为的材料》（1950年1月），《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7卷，第1615～1620页；《人民日报》1949年11月19日第3版，22日第1版；参见刘宁一《历史回忆》，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第140～144、374～3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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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参见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1953 год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82-83。此外，1949年10月5日《真理报》发表文章，将中国革命的胜利归结为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列宁、斯大林思想的引导，强调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作用，却没有突出毛泽东及中共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见Правда，5 октября 1949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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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1951年2月斯大林对印度共产党代表说，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展游击战争没有多大意义。中国的革命道路对中国人来说是一条好的道路，然而却不适合印度，因为印度共产党“没有像中国的游击队那样拥有苏联这样可以依靠的友好的邻国”。《斯大林与印共领导人谈话记录》（1951年2月9日）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10，л.85，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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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1948年12月，斯大林从中国召回科瓦廖夫。在这次会谈中，斯大林直接提出了关于中共对“南斯拉夫事件”的立场问题，并要求知晓中国人站在哪一边。（Ковалев И.В.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2，№1，c.86）另据齐赫文斯基后来说，斯大林一直怀疑，内战时期美国没有发动对中国的武装干涉是因为中共和美国政府之间有某种默契。见章百家《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第2期，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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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第10、11～14、19～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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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秘密情报：美国挑拨中苏关系的计划》（1950年1月17日），АВПРФ，ф.0100，оп.43，п.315，д.142，л.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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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秘密情报：美国人在关岛建立了美中间谍学校》（1950年1月24日），АВПРФ，ф.0100，оп.43，п.315，д.142，л.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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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维辛斯基与毛泽东会谈备忘录》（1950年1月6日），АПРФ，ф.3，оп.65，д.349，л.89-9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с.257-259；《毛文稿》第1册，第219～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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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2号记录摘要》（1950年1月7日），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79，л.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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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莫洛托夫、维辛斯基与毛泽东会谈纪要》（1950年1月17日），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9，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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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54～456页。1月17日谈话记录表明，师哲所说毛泽东没有以政府名义发表声明是出于“误会”，显然又是记忆的错误，因为谈话记录表明毛泽东已经得知：“以政府名义”就是指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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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Frace，January 25，February 11，1950，FRUS，1950，Vol.6，pp.294-296，308-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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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见Goncharov，Lewis，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p.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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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面对这种情况，败逃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处境有些尴尬：如果认为1945年条约因此而失效，就等于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签约权，“中华民国”是否继续存在就会出现法统方面的问题；如果认为1945年条约继续有效，就必然要对失去外蒙古再次承担责任。1952年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控苏案”后情况有所变化。1952年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控苏案”后情况有所变化。1953年2月25日“中华民国立法院”以联大决议为依据，宣布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要求“内政部”将外蒙重新划入中国版图。1955年12月14日“行政院长”俞鸿钧在立法院的报告中更明确宣布：“外蒙恢复为我国领土”。见《立法院公报》第16会期第9期，1956年2月1日，第265～251页，特别是第246～247页；http：//www.mofa.gov.tw/webapp/ct.asp。参见萧道中《冷战时期的联合国政治——1955年“整批交易”入会案研究》，《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9期，2008年5月，第161～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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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杜尔金涅夫斯基致维辛斯基》（1950年1月16日），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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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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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中方起草的中苏关于蒙古问题的互换照会》（1950年1月31日），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4，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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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对此，有俄国学者简单地认为，由于相信中共表示的忠诚和友谊，斯大林主动放弃了苏联在东北的特权和战略利益。见Аблова Н.Е.КВЖД 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 в Китае：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аспекты истории （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ХХ в.），Москва：НП ИД，2005，с.375-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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