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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1948年12月，斯大林从中国召回科瓦廖夫。在这次会谈中，斯大林直接提出了关于中共对“南斯拉夫事件”的立场问题，并要求知晓中国人站在哪一边。（Ковалев И.В.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2，№1，c.86）另据齐赫文斯基后来说，斯大林一直怀疑，内战时期美国没有发动对中国的武装干涉是因为中共和美国政府之间有某种默契。见章百家《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第2期，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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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第10、11～14、19～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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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秘密情报：美国挑拨中苏关系的计划》（1950年1月17日），АВПРФ，ф.0100，оп.43，п.315，д.142，л.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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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秘密情报：美国人在关岛建立了美中间谍学校》（1950年1月24日），АВПРФ，ф.0100，оп.43，п.315，д.142，л.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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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维辛斯基与毛泽东会谈备忘录》（1950年1月6日），АПРФ，ф.3，оп.65，д.349，л.89-9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с.257-259；《毛文稿》第1册，第219～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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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2号记录摘要》（1950年1月7日），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79，л.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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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莫洛托夫、维辛斯基与毛泽东会谈纪要》（1950年1月17日），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9，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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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54～456页。1月17日谈话记录表明，师哲所说毛泽东没有以政府名义发表声明是出于“误会”，显然又是记忆的错误，因为谈话记录表明毛泽东已经得知：“以政府名义”就是指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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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Frace，January 25，February 11，1950，FRUS，1950，Vol.6，pp.294-296，308-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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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见Goncharov，Lewis，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p.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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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面对这种情况，败逃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处境有些尴尬：如果认为1945年条约因此而失效，就等于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签约权，“中华民国”是否继续存在就会出现法统方面的问题；如果认为1945年条约继续有效，就必然要对失去外蒙古再次承担责任。1952年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控苏案”后情况有所变化。1952年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控苏案”后情况有所变化。1953年2月25日“中华民国立法院”以联大决议为依据，宣布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要求“内政部”将外蒙重新划入中国版图。1955年12月14日“行政院长”俞鸿钧在立法院的报告中更明确宣布：“外蒙恢复为我国领土”。见《立法院公报》第16会期第9期，1956年2月1日，第265～251页，特别是第246～247页；http：//www.mofa.gov.tw/webapp/ct.asp。参见萧道中《冷战时期的联合国政治——1955年“整批交易”入会案研究》，《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9期，2008年5月，第161～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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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杜尔金涅夫斯基致维辛斯基》（1950年1月16日），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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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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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中方起草的中苏关于蒙古问题的互换照会》（1950年1月31日），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4，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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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对此，有俄国学者简单地认为，由于相信中共表示的忠诚和友谊，斯大林主动放弃了苏联在东北的特权和战略利益。见Аблова Н.Е.КВЖД 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 в Китае：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аспекты истории （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ХХ в.），Москва：НП ИД，2005，с.375-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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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中苏同盟条约“标志着苏联在华特权（主要在满洲）漫长的清理过程开始了第一步”。见《国务院情报研究署关于北平对共产主义集团国家看法的报告》（1956年12月3日），MF2510408-0717，Main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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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笔者的详细论述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一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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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参见Evgueni Bajanov，“Assessing the Politics of the Korean War，1949-51，”CWIHP Bulletin，1995/96，№6-7，p.54；Торкунов А.В.，Уфимцев Е.П.Корей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новый взгляд，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Анкил”，1995，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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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6月5日）、《维辛斯基致什特科夫电》（1949年6月24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6月28日），《朝鲜战争俄档》第2卷，第253～257、270、271～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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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1949年5月18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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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莫洛托夫呈报的拟答复金日成的指示稿》（1949年9月23日），АПРФ ф.3，оп.65，д.776，л.33-38；《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答复什特科夫请示的决议》（1949年9月24日），АПРФ，ф.3，оп.65，д.771，л.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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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49年10月26日），АПРФ，ф.45，оп.1，д.332，л.47-48，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92-93。该电报似未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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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葛罗米柯致科瓦廖夫转毛泽东电》（1949年11月5日），《朝鲜战争俄档》第3卷，第375～3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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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葛罗米柯致什特科夫电》（1949年10月26日）、《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49年10月31日）、《葛罗米柯致什特科夫电》（1949年11月20日），《朝鲜战争俄档》第3卷，第371、372～374、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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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АПРФ，ф.45，оп.1，д.329，л.9，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с.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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