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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笔者对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见《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史学集刊》2007年第1期,第5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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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对于决策动机的判断,的确是一个难题。至于斯大林的内心活动,恐怕也难以找到证据。而且,正如上文指出的,即使在档案中发现了相关文件,也很难保证那不是档案作者为后人设下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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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大连市档案馆在俄国收集的档案文件(未标明馆藏号),见大连开阜建市档案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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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Notes of a Conversation with Admiral Leahy,Wednes,April 11,1945,box 77,No.5,V.K.Wellington Koo Papers,Butler Library,The Columbi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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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茹科夫和扎布罗金关于朝鲜问题的报告》(1945年6月29日),АВПРФ,ф.0430,оп.2,п.18,д.5,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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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参见董洁《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博弈:苏联与战后对朝鲜的托管政策》,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651~6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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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АВПРФ,ф.0431I,оп.1,п.52,д.8,л.40-43、44-45,转引自Kathryn Weathersby,“Soviet Aims in Korea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1945-1950: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Working Paper,№ 8,1993,CWIHP,pp.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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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斯大林如何估计美国对朝鲜半岛军事冲突的反应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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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АПРФ,ф.45,оп.1,д.329,л.2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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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列宁语,见《列宁全集》第54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7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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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有关“百分比协议”的俄国档案已经全部解密,这包括1944年10月9日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和1953年6月3日马立克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Источник,2003,№2,с.45-56),1944年10月10日莫洛托夫与艾登的会谈记录和10月17日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Ржешевский О.А.Сталин и Черчилль:Встречи,Беседы,Дискуссии,Дакументы,комментарии,1941-1945,Москва:Наука,2004,с.429-438,476-480)。以上档案的中译文见《冷战国际史研究》第3辑(2006年秋季号),第261~278页;《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第721~7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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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详见沈志华《三八线的由来及其政治作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第57~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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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南朝鲜的港口同旅顺、大连一样都在三八线以南,而为了把苏朝之间的铁路连接起来,双方在1949年3月已经确定修建克拉斯基诺至阿吾地仅58公里的铁路线。参见《斯大林与朝鲜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1949年3月5日),АПРФ,ф.45,оп.1,д.346,л.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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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周文稿》第3册,第3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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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斯大林与周恩来的会谈记录》(1952年8月20日)、《斯大林与周恩来的会谈记录》(1952年9月3日),АПРФ,ф.45,оп.1,д.329,л.54-72,75~87;《周恩来关于旅顺撤军问题给维辛斯基的照会》(1952年9月15日)、《维辛斯基关于旅顺撤军问题回复周恩来的照会》(1952年9月15日),《中苏关系俄档》第9卷,第2184、2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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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团会谈记录》(1952年9月8日),РГАСПИ,ф.82,оп.2,д.1258,л.59-64,Мясников В .С.(под ред.)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1950-е годы,т.2,с.184-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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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详见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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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柯庆生:《东亚社会主义同盟与美国的遏制战略》,《冷战国际史研究》第4辑(2007年春季号),第33~34页。文中指出,较早使用“亚洲的列宁”这一说法的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他在1949年6月6日给国务卿的备忘录中写道:“在可能导致中苏分裂甚或走向战争的众多原因中,最重要的是不甘人下的毛泽东要成为亚洲的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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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第四章 中苏同盟在朝鲜战争期间的巩固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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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是冷战过程中最令人瞩目的历史事件之一,也是中苏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此期间,中苏同盟显示出政治、军事、外交乃至经济各方面的功能。尽管中苏结盟及朝鲜战争爆发阻碍了中共解放台湾的统一大业,尽管斯大林在发动战争和中国出兵的问题上,让毛泽东处于非常窘迫的境地,但中国还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决定单独出兵朝鲜。这一举动,不仅挽救了平壤,也为苏联的错误决策弥补了漏洞,为社会主义阵营守住了东方前沿阵地。因此,斯大林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对中共和毛泽东的看法。战争期间,莫斯科不仅在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上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而且向中国提供了全面援助。可以说,中苏同盟保证了战争的不败结局,而战争则巩固和扩展了中苏同盟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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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一 中共搁置台湾战役计划及其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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