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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笔者对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见《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史学集刊》2007年第1期，第5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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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对于决策动机的判断，的确是一个难题。至于斯大林的内心活动，恐怕也难以找到证据。而且，正如上文指出的，即使在档案中发现了相关文件，也很难保证那不是档案作者为后人设下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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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大连市档案馆在俄国收集的档案文件（未标明馆藏号），见大连开阜建市档案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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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Notes of a Conversation with Admiral Leahy，Wednes，April 11，1945，box 77，No.5，V.K.Wellington Koo Papers，Butler Library，The Columbi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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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茹科夫和扎布罗金关于朝鲜问题的报告》（1945年6月29日），АВПРФ，ф.0430，оп.2，п.18，д.5，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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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参见董洁《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博弈：苏联与战后对朝鲜的托管政策》，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651～6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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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АВПРФ，ф.0431I，оп.1，п.52，д.8，л.40-43、44-45，转引自Kathryn Weathersby，“Soviet Aims in Korea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1945-1950：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Working Paper，№ 8，1993，CWIHP，pp.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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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斯大林如何估计美国对朝鲜半岛军事冲突的反应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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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АПРФ，ф.45，оп.1，д.329，л.2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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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列宁语，见《列宁全集》第54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7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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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有关“百分比协议”的俄国档案已经全部解密，这包括1944年10月9日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和1953年6月3日马立克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Источник，2003，№2，с.45-56），1944年10月10日莫洛托夫与艾登的会谈记录和10月17日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Ржешевский О.А.Сталин и Черчилль：Встречи，Беседы，Дискуссии，Дакументы，комментарии，1941-1945，Москва：Наука，2004，с.429-438，476-480）。以上档案的中译文见《冷战国际史研究》第3辑（2006年秋季号），第261～278页；《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第721～7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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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详见沈志华《三八线的由来及其政治作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第57～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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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南朝鲜的港口同旅顺、大连一样都在三八线以南，而为了把苏朝之间的铁路连接起来，双方在1949年3月已经确定修建克拉斯基诺至阿吾地仅58公里的铁路线。参见《斯大林与朝鲜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1949年3月5日），АПРФ，ф.45，оп.1，д.346，л.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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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周文稿》第3册，第3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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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斯大林与周恩来的会谈记录》（1952年8月20日）、《斯大林与周恩来的会谈记录》（1952年9月3日），АПРФ，ф.45，оп.1，д.329，л.54-72，75～87；《周恩来关于旅顺撤军问题给维辛斯基的照会》（1952年9月15日）、《维辛斯基关于旅顺撤军问题回复周恩来的照会》（1952年9月15日），《中苏关系俄档》第9卷，第2184、2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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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团会谈记录》（1952年9月8日），РГАСПИ，ф.82，оп.2，д.1258，л.59-64，Мясников В .С.（под ред.）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1950-е годы，т.2，с.184-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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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详见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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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柯庆生：《东亚社会主义同盟与美国的遏制战略》，《冷战国际史研究》第4辑（2007年春季号），第33～34页。文中指出，较早使用“亚洲的列宁”这一说法的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他在1949年6月6日给国务卿的备忘录中写道：“在可能导致中苏分裂甚或走向战争的众多原因中，最重要的是不甘人下的毛泽东要成为亚洲的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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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第四章 中苏同盟在朝鲜战争期间的巩固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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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是冷战过程中最令人瞩目的历史事件之一，也是中苏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此期间，中苏同盟显示出政治、军事、外交乃至经济各方面的功能。尽管中苏结盟及朝鲜战争爆发阻碍了中共解放台湾的统一大业，尽管斯大林在发动战争和中国出兵的问题上，让毛泽东处于非常窘迫的境地，但中国还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决定单独出兵朝鲜。这一举动，不仅挽救了平壤，也为苏联的错误决策弥补了漏洞，为社会主义阵营守住了东方前沿阵地。因此，斯大林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对中共和毛泽东的看法。战争期间，莫斯科不仅在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上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而且向中国提供了全面援助。可以说，中苏同盟保证了战争的不败结局，而战争则巩固和扩展了中苏同盟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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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一 中共搁置台湾战役计划及其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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