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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Notes of a Conversation with Admiral Leahy，Wednes，April 11，1945，box 77，No.5，V.K.Wellington Koo Papers，Butler Library，The Columbi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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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茹科夫和扎布罗金关于朝鲜问题的报告》（1945年6月29日），АВПРФ，ф.0430，оп.2，п.18，д.5，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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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参见董洁《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博弈：苏联与战后对朝鲜的托管政策》，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651～6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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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АВПРФ，ф.0431I，оп.1，п.52，д.8，л.40-43、44-45，转引自Kathryn Weathersby，“Soviet Aims in Korea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1945-1950：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Working Paper，№ 8，1993，CWIHP，pp.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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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斯大林如何估计美国对朝鲜半岛军事冲突的反应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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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АПРФ，ф.45，оп.1，д.329，л.2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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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列宁语，见《列宁全集》第54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7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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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有关“百分比协议”的俄国档案已经全部解密，这包括1944年10月9日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和1953年6月3日马立克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Источник，2003，№2，с.45-56），1944年10月10日莫洛托夫与艾登的会谈记录和10月17日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Ржешевский О.А.Сталин и Черчилль：Встречи，Беседы，Дискуссии，Дакументы，комментарии，1941-1945，Москва：Наука，2004，с.429-438，476-480）。以上档案的中译文见《冷战国际史研究》第3辑（2006年秋季号），第261～278页；《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第721～7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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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详见沈志华《三八线的由来及其政治作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第57～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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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南朝鲜的港口同旅顺、大连一样都在三八线以南，而为了把苏朝之间的铁路连接起来，双方在1949年3月已经确定修建克拉斯基诺至阿吾地仅58公里的铁路线。参见《斯大林与朝鲜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1949年3月5日），АПРФ，ф.45，оп.1，д.346，л.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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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周文稿》第3册，第3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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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斯大林与周恩来的会谈记录》（1952年8月20日）、《斯大林与周恩来的会谈记录》（1952年9月3日），АПРФ，ф.45，оп.1，д.329，л.54-72，75～87；《周恩来关于旅顺撤军问题给维辛斯基的照会》（1952年9月15日）、《维辛斯基关于旅顺撤军问题回复周恩来的照会》（1952年9月15日），《中苏关系俄档》第9卷，第2184、2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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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团会谈记录》（1952年9月8日），РГАСПИ，ф.82，оп.2，д.1258，л.59-64，Мясников В .С.（под ред.）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1950-е годы，т.2，с.184-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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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详见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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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柯庆生：《东亚社会主义同盟与美国的遏制战略》，《冷战国际史研究》第4辑（2007年春季号），第33～34页。文中指出，较早使用“亚洲的列宁”这一说法的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他在1949年6月6日给国务卿的备忘录中写道：“在可能导致中苏分裂甚或走向战争的众多原因中，最重要的是不甘人下的毛泽东要成为亚洲的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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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第四章 中苏同盟在朝鲜战争期间的巩固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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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是冷战过程中最令人瞩目的历史事件之一，也是中苏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此期间，中苏同盟显示出政治、军事、外交乃至经济各方面的功能。尽管中苏结盟及朝鲜战争爆发阻碍了中共解放台湾的统一大业，尽管斯大林在发动战争和中国出兵的问题上，让毛泽东处于非常窘迫的境地，但中国还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决定单独出兵朝鲜。这一举动，不仅挽救了平壤，也为苏联的错误决策弥补了漏洞，为社会主义阵营守住了东方前沿阵地。因此，斯大林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对中共和毛泽东的看法。战争期间，莫斯科不仅在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上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而且向中国提供了全面援助。可以说，中苏同盟保证了战争的不败结局，而战争则巩固和扩展了中苏同盟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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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一 中共搁置台湾战役计划及其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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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共来说，朝鲜战争前策划的军事行动是攻占金门等沿海岛屿和台湾，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这一战役被放弃。1949～1950年中共策划的进攻台湾战役，就其本质而言，是中国内战的延续。而在历经4年的国共军事角力后，台湾及金门、马祖是中共唯一没有攻占的地区，研究者对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自然很感兴趣。[1]不过，由于档案文献的短缺，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或者出现了判断的偏差，或者只涉及某一方面，至今没有一个对中共进攻台湾战役决策全过程的描述。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断了中共对台湾的军事行动。按照过去很多学者的说法，就是北朝鲜的军事行动挽救了台湾和蒋介石政权。然而，面对中国、俄国和美国大量新的解密档案，[2]应该指出，这种说法存在着简单化与片面化之嫌。[3]实际上，导致中共无法使用武力解放台湾的真正的和根本的原因是中苏同盟条约的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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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初，当中共已经取得中国半壁江山的时候，斯大林一方面担心人民解放军继续南进可能引起美国的干预，另一方面希望把中共控制在莫斯科手中，因此有意出面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停。毛泽东按照自己的既定方针，指挥百万大军打过长江以后，斯大林的忧虑和担心进一步增加。5月26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要中共注意美国的动向。考虑到中共军队继续南下，接近东南亚边界会引起西方列强的激烈反应，特别是美国和英国在中国北方港口登陆的“危险性相当严重”，斯大林建议毛泽东：不必急于准备向南进军至印度支那、缅甸、印度边境；从人民解放军主力中挑选两支优秀部队，调往天津和青岛，预防敌人部队登陆；暂时不要缩减人民解放军部队的人数。[4]毛泽东当然明白斯大林的意图，6月11日他向斯大林报告，已经按照苏联的要求进行了部署和下达了命令。毛泽东说：“根据时间和兵力的计算，今年冬季还可以再占领八个省：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甘肃、宁夏、青海。剩下的只有新疆、西康（四川省的西部）、台湾和海南岛，这些地方考虑到明年再夺取。”天津、青岛、上海的防守都已得到加强。至于台湾问题的解决，毛泽东并未感到困难，他轻松地告诉斯大林：第三野战军有15个军，60万人。其部署的情况是：3个军于6月下半月将撤出上海，准备在8月或9月占领福建省。以后这支军队将在福建省执行驻防勤务，重点放在福州。“台湾孤立在海上，那里有7万多人的敌军残余。目前暂不考虑占领它，这个问题可能到明年解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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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毛泽东来说，解放台湾是他彻底消灭蒋介石集团，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夙愿。所以，毛泽东实际上是有另外一番考虑的。当中共军队计划向福建推进的时候，毛泽东就开始想到攻占台湾的问题了。5月23日，进攻上海的战役尚未结束，毛泽东便为中央军委拟电告南下的第三野战军：“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6]指挥入闽的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提出休整一个月再进军福建，毛泽东6月2日复电：“同意以叶飞三个军入闽”，但仍希望“行动时间如能提早至本月下旬更好”。[7]6月13日，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致电中央军委和华东局，提出第十兵团因部队准备来不及，建议向福建进军延至6月25日开始行动。这时，毛泽东才透露，及早进军福建的目的就是要准备解决台湾问题。中央军委在6月14日的复电中，一方面表示同意十兵团的行动日期，并认为“如果准备工作尚未做好，延至七月上旬亦可”；另一方面则指出：“请开始注意研究夺取台湾的问题。台湾是否有可能在较快的时间内夺取，用什么方法去夺取，有何办法分化台湾敌军，争取其一部分站在我们方面实行里应外合，请着手研究，并以初步意见电告。”[8]6月21日，毛泽东又指示华东局：目前几个月内有四件大工作：（一）经营以上海为中心的新占城市广大地区；（二）占领福建及厦门；（三）帮助二野西进；（四）准备占领台湾。对台湾要积极进行策反工作，准备内应条件，希望夏秋两季完成各项准备，冬季占领台湾。[9]显然，毛泽东当时对进攻台湾的问题考虑过于简单，甚至以为1949年底就可能占领台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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