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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886 然而，就在中共积极准备台湾战役的时候，福建沿海岛屿作战失利，改变了中共的计划。问题首先出在金门。9月26日，三野第十兵团在福建泉州召开作战会议，研究攻取金门、厦门两岛的作战方案。会上就“金厦同取”、“先金后厦”、“先厦后金”三个方案进行讨论，决定金厦同时攻取，由第二十八军担任攻取金门任务，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一军担任攻取厦门任务。10月7日，第十兵团电告粟裕：“决于本月中旬（内定13日）同时发起攻歼金厦两岛”。粟裕11日复电：同意作战部署，但提出以两个师攻金门是否完全有把握的问题。第十兵团12日决定将同时攻取厦金两岛改为先取厦门再攻金门。10月15日，解放军发起厦门战斗，于10月17日攻克厦门和鼓浪屿，歼敌2.7万人。[30]厦门得手后，负责攻占金门的第二十八军在军长、政委均病休的情况下，于24日晚发起攻击。因准备渡海船只不够，第一次只运送了3个团（二十八军两个团，二十九军一个团）登陆。占领了金门滩涂阵地后，登陆部队在缺乏统一指挥的情况下，没有派兵固守，等待后援，即深入追击败退的守军。此时，撤离潮汕的胡琏兵团接蒋介石命令增援金门，刚刚上岛，飞机、军舰、坦克齐上阵；而中共运送部队的船只全部被敌机炸毁，后援部队无法到达。经过三天激战，登陆金门的近万名官兵全军覆没，被俘者3700余人。守军伤1982人，亡1269人，总计3251人。[31]此役大大鼓舞了国民党的士气，据说蒋介石闻讯后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蒋经国则在10月26日的日记中称之为“转败为胜、反攻复国”的转折点。[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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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888 蒋家对这次战斗意义的估计显然有些过分，但对于中共来讲，金门之战确是国共内战以来的最惨痛的失败。10月29日，毛泽东批转了《关于攻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的通报，要求“各兵团及各军负责同志，引起严重注意”，并写下批语：“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稳步地有计划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33]除了急躁轻敌、准备不足等问题，叶飞从军事角度总结的最主要的教训就是整个战役没有空军和海军的配合。“空中没有掩护，海上没有支援”，只靠木船作战，又无渡海经验，是导致作战失利的重要原因。[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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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890 然而，空军和海军的建立并非一日之功。尽管一再强调要有充分准备，几天之后，中共军队再次在渡海战斗中受挫。11月1日，三野向中央军委报告了定海作战方案，确定的方针是“力戒轻敌骄傲，弱敌当作强敌打，充分的战前推备”，要求“集中兵力、火力，求得一举成功”。11月3日，在第七兵团造成对定海的战役包围态势下，第二十一军六十一师首先发起进攻舟山群岛的登步岛战役。结果，由于风向、潮汐变化，后续部队不能及时赶到，而敌方援军源源不断，并有海空军支援。登岛部队激战三昼夜，在守备部队的顽强反击下，伤亡1488人，歼敌3200人，最后被迫撤离该岛。[35]这一战役，再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在11月14日给粟裕的电报中指出：“舟山群岛共有敌军五万人，并有颇强的战斗力，你们以两个半军进行攻击是否足够？鉴于金门岛及最近定海附近某岛作战的失利，你们须严重注视对定海作战的兵力，部署，准备情况及攻击时机等项问题。如果准备未周，宁可推迟时间。提议你们派一要员直赴定海附近巡视检查一次。”[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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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892 这两次渡海作战的失利，使中共领导人意识到，攻取台湾绝非易事。于是，进攻台湾的战役不得不分为两步走，首先必须夺取沿海岛屿，如海南岛、舟山群岛和金门岛等，然后才谈得上进攻台湾。11月下旬，粟裕进一步总结了金门、登步两战教训，分析敌我态势，研究新的战法，认为蒋介石有困守沿海岛屿甚至以台湾兵力增强舟山、金门诸岛的企图，故而提出：应首先“尽歼沿海诸岛的蒋军，以造成攻台的更有利条件”，但蒋军占有海空军优势，我军还不懂得对有海陆空直接配合而凭岛固守之敌的战法。因此，解放舟山群岛的条件尚未成熟，建议推迟至明年1月或2月。至于攻打台湾，粟裕提出在进行军事准备的同时，必须加强政治工作，大力开展争取、分化、动摇、瓦解和宣传工作，并放宽策反对象的范围，把战犯也包括进来。[37]如此，进攻台湾的时间也只能推迟。在11月15日与苏联大使罗申会谈时，周恩来还充满信心地说：1950年春季做好台湾登陆战役的准备，夏天实施登陆。到12月5日通报情况时，周便改口说：明年2月以后，人民解放军的任务就是解放西藏、海南岛和台湾。解决西藏和海南岛问题都不是很费力的，但是进攻台湾的战役将十分艰巨。只有在充分准备好登陆部队、海军舰队和空军部队后，才能发动进攻。“战役的日期，看来将安排在1950年9～10月间”。[38]粟裕在12月17日召开的三野师以上干部会议上也说，关于进攻台湾，“现在要求一切战备工作于明年2月底前准备好，或者春季准备好。如果政治情况变化也可能提前，或者海空军没有准备好，也可能推迟”。[39]刘少奇1950年1月11日给毛泽东的电报说：“关于舟山、台湾、金门、海南岛作战的材料都转给你了。根据粟裕报告，如果没有空军的协助以及若干必要的海军协助，要进行渡海的两栖作战，是不可能的，近日海南岛及金门的报告也证明此点；参谋部近日正在研究这些问题，研究完毕后，即将材料带来莫斯科。大概这些作战都不能性急，都还要有相当长时间的准备。”[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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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894 为了尽早实现消灭蒋介石、统一全国的愿望，毛泽东再次想到请苏联在攻打台湾时提供直接帮助，而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他莫斯科之行的结果，却导致了美国对台政策的大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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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896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并于当天晚上与斯大林举行了会谈。在谈到建立海军的问题时，毛泽东并非无意地顺便提到：“国民党人在台湾岛上建立了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使人民解放军难以占领台湾。鉴于这一点，我们的一些将领主张呼吁苏联援助，即苏联可以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以便尽快拿下台湾。”毛泽东说这番话是经过认真考虑的。鉴于斯大林在与刘少奇会谈时表明了苏联不愿因援助中国解放台湾而与美国发生公开冲突的态度，毛泽东才提出这种既可避免苏联公开出面，又能在实际上得到苏联援助的办法。对此，斯大林谨慎地回答：“援助形式需要进行周密考虑”，“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人提供干预的借口”。接着他又说，苏联可以提供“参谋和教官”，“其他问题我们要仔细考虑”。斯大林还提到可以利用空降部队在岛上组织起义的办法。[41]显然，斯大林仍然不同意让苏联军事力量直接参与攻打台湾的战役，不过，继续帮助中国尽快建立海空军，则是莫斯科无法推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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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898 访苏期间，毛泽东在想方设法与斯大林周旋，处理中苏同盟条约问题的同时，十分关注攻占沿海岛屿和准备进攻台湾的进展情况。12月18日，即到达莫斯科的第三天，毛泽东即致电林彪，详细讨论攻打海南岛的问题。毛泽东说：“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力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他还特别叮嘱要吸取金门作战失利的教训，要林彪“向粟裕调查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以免重蹈金门覆辙”。[42]1950年1月10日，毛泽东又就海南岛作战问题致电中共中央转林彪，指示：如准备不及，不要勉强，“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只要能一次运两万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金门岛是三个不同建制的团又无一个统一的指挥官，由三个团长各自为战），就能建立立足点，以待后续部队的继进”；加紧在敌军内部“进行秘密的策反工作”，“如能得到这个条件，则渡海问题就容易很多了”。[43]1月11日，毛泽东致粟裕电，要求详细报告以下情况：“（一）你们对舟山群岛之敌有无办法进行策反工作，你们是否进行了此项工作，结果如何？（二）你们对舟山群岛进攻的准备工作做到了什么程度，船只的准备是否增加了？（三）叶飞对金门岛进攻的准备工作如何，何时可以攻金门岛？（四）你何时可到北京与聂荣臻刘亚楼同志会商？”[44]未等收到汇报，毛泽东就急切地要科瓦廖夫转告斯大林：“过三五天将完成制定冲破封锁上海战役和占领台湾岛的规划”，并由刘亚楼带来莫斯科。毛还要求斯大林同意在华苏联军事顾问和武官一同来莫斯科会商。[45]2月4日，毛泽东又嘱咐粟裕，加强对起义的伞兵第三团的政治训练，“我们需要以这批伞兵作基础训练一个伞兵部队，作为台湾登陆作战之用”。[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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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00 此时，华东军区确在积极进行准备。1950年1月，三野前敌委员会提出了年内六大任务，其中首要任务就是“解放台湾及肃清东南沿海岛屿的残敌”。随后，召开师以上政工会议，要求部队的各种工作以台湾作战为中心。同月17日，肖劲光就任海军司令，受命伊始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在粟裕领导下配合三野准备渡海作战，攻占台湾。[47]为保守秘密和不误战机，2月25日陈毅要求中央授权华东局和三野自行处理作战物资和经费调动。刘少奇第二天即答复，同意由华东局全权处理华东地区的作战物资和经费。[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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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02 中共在明知海空军实力不如国民党，而苏联又不肯给予直接军事支援的情况下，仍积极备战，计划首先解决沿海岛屿问题，再进一步攻占台湾，其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美国对台湾的消极态度。就在杜鲁门发表台湾问题声明的同一天，即1月5日举行的军事会议上，粟裕提出：美国不可能派军队保护国民党。他强调，从外交上说，美国已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如果人民解放军进攻台湾，它没有理由进行干预。从政治上说，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如果介入中国内战的最后一次战役，就难以同英、菲、日等盟国取得一致的意见。粟裕认为，美国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才能动员起足够的军队在远东发动一场重大的军事冲突，他们不会派军队到台湾，但可能会提供飞机、大炮和坦克。在1月27日的会议上，粟裕更坚信了这一看法。[49]粟裕的这个判断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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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04 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消息，引起了美国的极大关注。在中国内战的最后关头，美国采取了消极观望的态度，不仅陆续撤走了在青岛和上海的军事力量，而且同意司徒雷登大使留在南京与中共接触，直到1949年底，美国对华政策仍然处于“等待尘埃落定”的摇摆之中。关于台湾问题，早在1949年3月，中央情报局就认为，假使美国无所作为，台湾最终将处于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下。[50]到10月，中情局的报告进一步指出：“没有美国的军事占领和控制，台湾将如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很可能在1950年底为中共所控制。”[51]这种态势迫使美国必须做出选择，或者继续观望，放弃台湾，或者出面干预，控制台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美国政府曾倾向于不让台湾被共产党军队所占有。在10月初通过的题为“美国关于福摩萨的立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SC37/8号文件中，华盛顿决策层考虑到国民党政权拥有超过1亿美元的黄金、白银和外汇储备，以及大量囤积的军用物资，认为蒋介石急需的不是经济和军事援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台湾进一步予以援助的项目将完全可能是，使国民党领导层坚信，美国决心阻止共产党夺取台湾”。显然，华盛顿高层已明确流露排除中共政权掌控台湾的意图，只不过杜鲁门政府尚未确定如何阻挠中共攻占台湾的具体措施。该文件只是提出，为了鼓舞国民党军队坚守台湾的信心和士气，即使目前他们尚不急需援助，也要对其提供援助，“美国完全有必要不仅使蒋介石大元帅，而且使中美民众看清这种立场”。[52]新中国成立及国民党政府迁台以后，美国对中国问题做出明确表态便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了。鉴于台湾在军事上的战略地位，美国曾设想利用岛内的自治运动来达到由美国控制台湾的目的。[53]当蒋介石从大陆撤往台湾，并且加强了对台湾的控制之后，美国设想的把台湾与大陆分离的方案看来难以实现。特别是国务卿艾奇逊秘密派往台湾考察的麦钱特汇报了台湾之行的印象后，国务院已了解到，只要蒋介石还能控制台湾，那么所谓台湾独立或对台湾实行托管等方式，都是行不通的。在麦钱特看来，考虑到这位最高统帅对当地政治的铁的掌控，无法实施政变。蒋介石、国民党人和台湾的命运似乎是不可分开的。1949年11月2日，杜勒斯等人制定了一份有关远东政策的文件，否定了美国以武力或托管方式控制台湾的方案。[54]于是，问题的焦点就转变为：为了美国的战略利益，是否应该介入中国内战，支持和援助蒋介石政权。这一点，由于毛泽东作为新中国最高领导人已经前往莫斯科而显得尤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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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06 美国国防部的意见是通过有限的军事援助使蒋介石政权再拖一个时期，看情况发展而定。1949年12月23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的一份备忘录（NSC37/9号文件）指出，为国民党在台湾的反共政府制定一项适当的“指导得当、监督严密”的军事援助计划，是符合美国安全利益的。基于这一点，参联会建议立即派员调查保住台湾所需要的军事援助的性质和程度。同一天，国务院也发出一份关于台湾的政策宣传指示。这份秘密文件认为，应该利用一切宣传材料来避免如下的错误看法，即保持台湾便能拯救“中国政府”；美国对该岛怀有特殊兴趣或野心，想在台湾保有任何军事基地；该岛的丧失将严重损害美国的或其他反共国家的利益；美国无论如何都有责任或义务采取行动以拯救台湾。[55]此后，在致艾奇逊的一份备忘录中，副国务卿巴特沃斯提出，针对国民党政权要求增加援助且希望美国直接卷入中国内战的做法，国务院需要十分慎重。因为一旦蒋介石失败，台湾被共产党占领，那么对美国而言，后果将非常严重，例如美国在亚洲的声誉会受到损害，将丧失对远东的主动权等等。[56]这里，巴特沃斯的意见很明确，即不主张再同国民党政权纠缠在一起了。显然，国务院在为最终放弃台湾做舆论和政策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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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08 12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国务院直接对话，阐述12月23日各自制定的文件所表述的立场。辩论中，参联会认为，从军事角度看，国民党在台湾的地位比过去稳固，因此只需要相对低廉的费用，台湾便可以支撑得比美国预想的要久。这样，美国就可以对中国加强其自身政权的努力施加影响，因为只要共产党仍须与台湾抗争或夺取台湾，他们就不会向东南亚扩张。因此，参联会主张，按其需要增加给台湾的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顾问驻台。艾奇逊强烈反对这些意见。国务院认为：（1）必须承认，“共产党人事实上已控制了中国，中国被共产党人征服的原因主要不在于武力，而在于国民党自身的崩溃和共产党利用了中国长期孕育的土地革命”。（2）防止共产主义蔓延到东南亚国家的方法是帮助该地区的国家建立内部安全局面，帮助他们发展经济和哪怕只是有限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即使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增加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无非是使台湾推迟一年“陷落”，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美国的威信在公开失败中再次降低，同时还会激起中国人民的仇恨情绪，并使苏联有借口在联合国控告美国与腐败的国民党沆瀣一气。而台湾对于美国的安全防务并无战略意义，因此不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4）中国不受苏联支配是美国“在华的一项重要资产”，美国不应“以自己代替苏联作为对中国的帝国主义威胁”。中国共产党人确实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把苏联当作唯一的伟大盟友。但是，“我们的眼光要放远些，要从6年到12年而不要从6个月到12个月来看问题”。苏联想把中国北方的几个省分离出去的前景本身就包含了“中苏之间必然爆发冲突的种子”。[57]显然，军人只是从军事角度看问题，而国务院则要求从政治角度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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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10 争论的结果，杜鲁门总统支持了国务院的意见。12月30日通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2号文件“美国关于亚洲的立场”中规定，“美国应当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利用中共和苏联之间，以及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和其他分子之间的分歧，同时谨慎地避免给人以干涉的印象”。至于台湾，其“重要性并不足以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应尽一切努力以加强在菲律宾、琉球群岛和日本的总体地位”。[58]毋庸置疑，这份文件确立的政策就是不准备干涉中国内战、不动用军队阻挠中共解放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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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12 在1950年1月5日和12日，杜鲁门和艾奇逊分别发表声明和公开演讲，宣布台湾不在美国的远东防御线之内。[59]就杜鲁门个人来讲，他不像罗斯福那样对蒋介石充满热情和希望，反而对国民党抱着一种厌恶和轻视的态度。因此，在台湾问题上，杜鲁门一直比较倾向国务院的意见。与此同时，对于军方和国会的态度，杜鲁门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就在1月5日声明发表的前一天，他带着这份由国务院起草的文件去征求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的意见。他们都表示反对发表这个声明，约翰逊的意见尤其强烈。最后，尽管在艾奇逊的说服下发表了这份声明，但杜鲁门还是听从布雷德利的意见做了两处修改：把“无意将台湾同中国分开”这句话删掉；在美国“无意在台……建立军事基地”这句话之前加上了“现在”的字样。[60]这分明表示，美国宣布的这个政策是有条件的。看起来，一旦情况有变，美国改变对台政策是有基础的，而且已事先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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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14 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非常清楚，美国领导人纷纷公开发表声明，目的就是要在中苏之间插入楔子，防止两国缔结联盟。所以，斯大林在莫斯科频频向毛泽东表示友好，不仅指示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退出安理会，甚至被迫接受了中方关于中苏条约有关协定的草案。同样，毛泽东为了表明与苏联友好、一致的政治立场，也做出了一系列敌视美国的举动，如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驳斥艾奇逊的宣言、征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在华军营及处理美国经济合作署在华物资等。[61]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并公开发表。中苏既已成为同盟，艾奇逊主张的政治基础即告消失。对此，蒋介石敏感地预言：“美国远东军事不能不重新部署”。[62]尽管美国国务院依旧按照原来的方针部署在台湾的工作，然而，一项新的政策已经在华盛顿开始酝酿并逐渐成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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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16 1950年4月以后，台湾形势愈加紧张。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4月占领海南岛，5月占领舟山群岛，国民党当局惶惶不可终日，美国对台湾的命运也更加关注了。在艾奇逊的主持下，国务院继续按原定政策准备撤离台湾的工作。5月17日斯特朗代办从台北报告说：“我和使馆的人员都认为，台湾的命运已经注定，共产党可能在6月15日至7月底之间发动进攻”。斯特朗建议，应减少在台美国官方人员，警告所有美国公民迅速离开台湾。斯特朗还告诉国务院，他将“在6月15日之前，把所有必须转交给英国领事馆的文件准备好”，并“确定出内部和外部的撤离单位”。5月26日，国务院给斯特朗回电，同意他关于“尽早和逐步”采取有关措施以便为撤离计划的实施奠定基础的建议，并授权他秘密地与英国方面“进行完全必要的筹划”，以防万一。[63]但是，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毕竟使艾奇逊的对台政策感受到压力和攻击。[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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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18 军方从一开始就没有理会政治家们对台湾的态度，甚至有自行其是之嫌。在1950年1月杜鲁门宣言和艾奇逊的演说发表后，参谋长联席会议仍决定将过去制定的一旦发生战争不让台湾落入苏联手中的“紧急作战计划”的有效期延长到1951年底。[65]中苏同盟条约公布以后，美国军人的立场更加强硬，特别是1950年4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的提出，使白宫刚刚确定的对台政策的根基开始发生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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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20 NSC68号文件的直接背景是美国对苏联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的反应。[66]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50年1月31日向杜鲁门提出报告，其中建议：总统应指示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考虑到苏联研制裂变炸弹和热核武器能力的可能性，重新审查美国在和平和战争时期的目标以及这些目标在美国战略计划中的影响。[67]然而，杜鲁门收到4月7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送来的NSC68号文件的最初文本时，并没有立即批准。他在12日的批复中表示，赞同其基本观点，但对文件要求大量增加国防预算（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6%～7%提高到20%）提出质疑。杜鲁门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进一步考虑所提的行动纲要，特别是增加军费的问题。[68]于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了一个有政府各部门参加的特别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对NSC68号文件的计划框架及其实施细节进行分析。[69]为此，特委会连续召开一系列会议，讨论如何修改和落实NSC68号文件问题。委员会对1954年苏联发动战争的可能性、美国为此需要进行动员的程度、重点应放在制止战争还是准备应付战争等问题上有不同意见，特别是在国防预算问题上的看法难以统一。[70]在5月12日特委会的第四次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在相关部门的计划和评估最后提交之前，特委会不会做出关于NSC68号文件经济方面的结论。[71]至此，关于NSC68号文件的讨论似乎搁浅了。直到朝鲜战争爆发，NSC68号文件再次进入白宫的议事日程，在杜鲁门的催促下，9月21日，特委会完成了NSC68/1号文件，包括基本文件和附件在内长达138页。[72]以后又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最终在12月1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七十五次会议上，杜鲁门与国安会成员讨论并通过了NSC68/4号文件。[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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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22 尽管朝鲜战争无疑可以被看作NSC68号文件的催生婆，但该文件并非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才发挥作用的。恰恰相反，除了军费问题，NSC68号文件提出的基本原则和理念得到了总统、军方和国务院多数人的赞同，并且对美国改变对台湾的政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与战后初期凯南提出的有选择地、有重点地保卫美国利益的遏制理论不同，在界定了冷战条件下美国的国家根本利益，描述了来自苏联和“共产主义阵营”对这些利益现实的和潜在的威胁后，NSC68号文件提出了“全面、无差别遏制”的概念，即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任何威胁到美国安全利益的地区进行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遏制，并以此作为美国长期的战略选择。该文件不仅在手段上大大加重了遏制政策的军事化色彩，而且在地理上把遏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欧亚大陆。文件认为，“共产党在中国的成功，加上南亚、东南亚其他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为苏联进一步入侵这个麻烦地区提供了跳板”和“扩张的很好机会”，“远东局势进一步恶化的凶兆已经出现”。无论如何，“苏联控制欧亚大陆的潜力，在战略上和政治上都不能为美国所接受”，美国必须制止苏联的扩张，担负起保卫自由世界的任务。文件甚至断定，苏联很可能在美苏对抗中的所谓“松软地带”采取军事冒险行动。面对苏联的战略扩张态势，美国必须全面遏制，因为“自由阵营的任何一处失守，都将意味着自由阵营的全线受挫”。[74]正如张曙光教授指出的，无论文件出笼的背景如何，NSC68号文件的形成，实际上体现的是美国一个新的战略思考和设计体系的建构过程。[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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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24 正是“全面遏制”这一基本原则和理念，构成了美国重新确定对华和对台政策的理论和思维基础。[76]从逻辑上讲，这种在对国际局势重新进行分析基础上确定的美国总体安全战略，自然会影响到关于对台湾政策的考虑。如果说1949年底杜鲁门政府以NSC48/2号文件为核心确定的对台政策，其理论基础在于“有选择、有重点”的遏制战略——艾奇逊试图分离中苏的策略正是这一战略的体现，那么，当美国的战略思维已经开始向“全面遏制”转变的时候，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必然成为华盛顿关注的对象，特别是新中国势力从大陆向海上的扩展，更是美国无法容忍的。新中国与苏联结成同盟，使共产主义的势力已经在欧亚大陆连成一片，其结果无疑令美国进一步感受到苏联的威胁，从而大大加强NSC68所主张的“全面遏制”战略的政治基础；反过来，美国新的冷战战略的形成，也必然要求改变对中国，其中特别是对台湾的立场，因为很明显，遏制中国就是遏制苏联，阻挠中共解放台湾，已经成为防止台湾成为苏联远东战略势力一部分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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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26 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后，美国明显加强了对中国动向的监视。驻亚洲的情报机构不断报告，苏联空军的飞机已经进入中国沿海机场，中共军队在东南沿海“屯兵百万”准备攻打台湾；“鉴于苏联对中共的广泛援助，国民党政府成功防御台湾的可能性很小”；中国加强了对印度支那抗法斗争的全面支援，东南亚各国在共产党和亲共势力的煽动下已经“动荡不安”。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正在受到苏联“利用中共”发起的“新的、有力的挑战”。[77]面对美苏全面对抗的态势，杜鲁门也开始经常性地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及各军部参谋长会面。总统对军事战略的密切关注，为华盛顿战略决策的改变注入了新的动力。国务卿和军方首脑也定期到参联会的作战指挥室，参与敌情分析和对策研究。[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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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28 4月间，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东南亚的战略形势提出看法，其中加强了对中国在美国亚洲战略地位中的重要性的提法，鼓吹美国应采取“果断的”、“持续的”措施以“减少来自共产党中国的压力”，并且认为，“有证据说明中国国民党的军队有所振兴并增强了效能”。[79]在国防部里，从4月至6月，不断有人提出各种意见书，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主张推翻杜鲁门1月5日声明的政策，尽一切力量保住台湾。理由是情况有了新的变化，“苏联已经安全接管了共产党中国”。有建议书提出：美国的短期目标是尽量维持台湾的抵抗力量，最好超过18个月，以争取时间加强菲律宾和印尼的防务；长期目标是“永远”不让共产党得到台湾，为此要采取有深远意义的步骤，把一个“非共产党统治的台湾”与它的“非共产党邻国”联合起来，最后形成一个“非苏维埃的中国”。建议立即采取的步骤有：向台湾增派高、中级军官，立即用援华法案的余款为台湾购置舰只和军火，美国海军作战舰艇公开访问台湾，国务院应发表声明，解释美国政策转变的原因，并增加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实现长期目标的措施包括：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组织军事调查团调查台湾的防务需要，设法让蒋介石下台而支持其后继者并给以充分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使日本、菲律宾或者加上越南与这个“台湾民主政府”缔结安全条约，训练反共游击队并派入中国大陆，等等。[80]5月20日美国远东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如果台湾被中国共产党控制，就等于落入苏联之手，那么美国在整个太平洋周边的防线将面临崩溃。他把台湾比作“处于苏联战略理想位置上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布雷德利认为这个看法很重要，要求“呈送总统亲览”。[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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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30 国防部长约翰逊显然是支持这些意见的。5月25日约翰逊向杜鲁门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这是一个有关美国转变对台政策的非常重要的文件。据布雷德利回忆，其内容是：国家安全委员会1949年12月29日决定采取不援助中国国民党防守台湾的进一步行动。从那时以来，情况的变化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国防部感到有责任请求您再次提出这一问题，供进一步研究和斟酌。年初以来，海南岛和上海附近的沿海岛屿已落入共产党手中；共产党中国同俄国签订了一项军事条约；在过去的数天中，朝鲜形势变得十分严峻。虽然台湾并非美军的重要基地，但一旦它被敌对国家占领，将会严重影响我们在日本、冲绳和菲律宾的地位。台湾岛上有许多现成的机场，从那里起飞的敌机完全可以接近我们的基地和交通线。国防部12月曾建议命令麦克阿瑟向台湾派出一个调查组，以掌握关于如何防止台湾落入敌对国家手中的第一手材料。我再次建议您采取这一行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麦克阿瑟将军对此也表示赞同。[82]6月9日，约翰逊甚至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考虑出动美国军队阻止对台湾的进攻这样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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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32 与此同时，刚刚出任国务院特别顾问的杜勒斯也提出了改变对台政策的问题。5月18日，杜勒斯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提出了使台湾和台湾海峡“中立化”的预案。备忘录认为，由于共产党控制了中国，而中国又与苏联结盟，世界力量均衡的局面已被打破，并且朝着有利于苏联而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倾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的行为仍表现出允许那些未确定地区，即美洲和北大西洋公约国以外的地区，落入苏联之手的倾向，那么，在类似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这样具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地区，美国就将遇到一系列重大的灾难，甚至中东石油地区也将处于危机之中。为了防止这种灾难发生，美国应该迅速采取一种能够显示我们信心和决心的全新和强硬的立场。但与军方一再坚持的“武力保台”建议不同，杜勒斯主张台湾的地位应在对日和约中确定，此前美国“有义务”、“有必要”派遣海军舰队在台湾海峡巡弋，“如果美国宣布要使台湾保持中立，既不容许它被共产党占领，也不容许它被用作对抗中国大陆的军事基地，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使这一决策坚持下去，除非苏联发动公开的战争”。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艾奇逊都接受了这个“动用美国海军使台湾海峡中立化”的方案。[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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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34 事实上，在杜勒斯提出转变对台政策的建议之前，在国务院极力主张支持台湾免遭共产党进攻的正是负责远东事务的腊斯克。他在1950年4～6月之间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促使美国加快转变对台政策的步伐，并且与军方的举措互为呼应。早在4月中旬，腊斯克便通过援引中央情报局的对华情报评估报告，企图影响国务卿的对台政策。在致艾奇逊的一份备忘录中，他提醒国务卿注意中情局4月10日的情报评估备忘录：虽然中共在1950年底之前具备占领台湾的能力，且很可能会这么做，但是最新的情报表明，国民党的状况已经得到某些改善，因而不能完全肯定预料的事情一定就会发生。关于这一点，腊斯克特意强调中情局情报评估的结论：尽管台湾完全有可能在1950年底之前被中共军队所攻占，但是也不能排除国民党政权将会在该岛存在更长一段时间的可能性。[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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