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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10 争论的结果，杜鲁门总统支持了国务院的意见。12月30日通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2号文件“美国关于亚洲的立场”中规定，“美国应当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利用中共和苏联之间，以及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和其他分子之间的分歧，同时谨慎地避免给人以干涉的印象”。至于台湾，其“重要性并不足以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应尽一切努力以加强在菲律宾、琉球群岛和日本的总体地位”。[58]毋庸置疑，这份文件确立的政策就是不准备干涉中国内战、不动用军队阻挠中共解放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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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12 在1950年1月5日和12日，杜鲁门和艾奇逊分别发表声明和公开演讲，宣布台湾不在美国的远东防御线之内。[59]就杜鲁门个人来讲，他不像罗斯福那样对蒋介石充满热情和希望，反而对国民党抱着一种厌恶和轻视的态度。因此，在台湾问题上，杜鲁门一直比较倾向国务院的意见。与此同时，对于军方和国会的态度，杜鲁门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就在1月5日声明发表的前一天，他带着这份由国务院起草的文件去征求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的意见。他们都表示反对发表这个声明，约翰逊的意见尤其强烈。最后，尽管在艾奇逊的说服下发表了这份声明，但杜鲁门还是听从布雷德利的意见做了两处修改：把“无意将台湾同中国分开”这句话删掉；在美国“无意在台……建立军事基地”这句话之前加上了“现在”的字样。[60]这分明表示，美国宣布的这个政策是有条件的。看起来，一旦情况有变，美国改变对台政策是有基础的，而且已事先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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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14 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非常清楚，美国领导人纷纷公开发表声明，目的就是要在中苏之间插入楔子，防止两国缔结联盟。所以，斯大林在莫斯科频频向毛泽东表示友好，不仅指示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退出安理会，甚至被迫接受了中方关于中苏条约有关协定的草案。同样，毛泽东为了表明与苏联友好、一致的政治立场，也做出了一系列敌视美国的举动，如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驳斥艾奇逊的宣言、征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在华军营及处理美国经济合作署在华物资等。[61]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并公开发表。中苏既已成为同盟，艾奇逊主张的政治基础即告消失。对此，蒋介石敏感地预言：“美国远东军事不能不重新部署”。[62]尽管美国国务院依旧按照原来的方针部署在台湾的工作，然而，一项新的政策已经在华盛顿开始酝酿并逐渐成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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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16 1950年4月以后，台湾形势愈加紧张。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4月占领海南岛，5月占领舟山群岛，国民党当局惶惶不可终日，美国对台湾的命运也更加关注了。在艾奇逊的主持下，国务院继续按原定政策准备撤离台湾的工作。5月17日斯特朗代办从台北报告说：“我和使馆的人员都认为，台湾的命运已经注定，共产党可能在6月15日至7月底之间发动进攻”。斯特朗建议，应减少在台美国官方人员，警告所有美国公民迅速离开台湾。斯特朗还告诉国务院，他将“在6月15日之前，把所有必须转交给英国领事馆的文件准备好”，并“确定出内部和外部的撤离单位”。5月26日，国务院给斯特朗回电，同意他关于“尽早和逐步”采取有关措施以便为撤离计划的实施奠定基础的建议，并授权他秘密地与英国方面“进行完全必要的筹划”，以防万一。[63]但是，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毕竟使艾奇逊的对台政策感受到压力和攻击。[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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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18 军方从一开始就没有理会政治家们对台湾的态度，甚至有自行其是之嫌。在1950年1月杜鲁门宣言和艾奇逊的演说发表后，参谋长联席会议仍决定将过去制定的一旦发生战争不让台湾落入苏联手中的“紧急作战计划”的有效期延长到1951年底。[65]中苏同盟条约公布以后，美国军人的立场更加强硬，特别是1950年4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的提出，使白宫刚刚确定的对台政策的根基开始发生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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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20 NSC68号文件的直接背景是美国对苏联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的反应。[66]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50年1月31日向杜鲁门提出报告，其中建议：总统应指示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考虑到苏联研制裂变炸弹和热核武器能力的可能性，重新审查美国在和平和战争时期的目标以及这些目标在美国战略计划中的影响。[67]然而，杜鲁门收到4月7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送来的NSC68号文件的最初文本时，并没有立即批准。他在12日的批复中表示，赞同其基本观点，但对文件要求大量增加国防预算（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6%～7%提高到20%）提出质疑。杜鲁门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进一步考虑所提的行动纲要，特别是增加军费的问题。[68]于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了一个有政府各部门参加的特别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对NSC68号文件的计划框架及其实施细节进行分析。[69]为此，特委会连续召开一系列会议，讨论如何修改和落实NSC68号文件问题。委员会对1954年苏联发动战争的可能性、美国为此需要进行动员的程度、重点应放在制止战争还是准备应付战争等问题上有不同意见，特别是在国防预算问题上的看法难以统一。[70]在5月12日特委会的第四次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在相关部门的计划和评估最后提交之前，特委会不会做出关于NSC68号文件经济方面的结论。[71]至此，关于NSC68号文件的讨论似乎搁浅了。直到朝鲜战争爆发，NSC68号文件再次进入白宫的议事日程，在杜鲁门的催促下，9月21日，特委会完成了NSC68/1号文件，包括基本文件和附件在内长达138页。[72]以后又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最终在12月1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七十五次会议上，杜鲁门与国安会成员讨论并通过了NSC68/4号文件。[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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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22 尽管朝鲜战争无疑可以被看作NSC68号文件的催生婆，但该文件并非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才发挥作用的。恰恰相反，除了军费问题，NSC68号文件提出的基本原则和理念得到了总统、军方和国务院多数人的赞同，并且对美国改变对台湾的政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与战后初期凯南提出的有选择地、有重点地保卫美国利益的遏制理论不同，在界定了冷战条件下美国的国家根本利益，描述了来自苏联和“共产主义阵营”对这些利益现实的和潜在的威胁后，NSC68号文件提出了“全面、无差别遏制”的概念，即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任何威胁到美国安全利益的地区进行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遏制，并以此作为美国长期的战略选择。该文件不仅在手段上大大加重了遏制政策的军事化色彩，而且在地理上把遏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欧亚大陆。文件认为，“共产党在中国的成功，加上南亚、东南亚其他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为苏联进一步入侵这个麻烦地区提供了跳板”和“扩张的很好机会”，“远东局势进一步恶化的凶兆已经出现”。无论如何，“苏联控制欧亚大陆的潜力，在战略上和政治上都不能为美国所接受”，美国必须制止苏联的扩张，担负起保卫自由世界的任务。文件甚至断定，苏联很可能在美苏对抗中的所谓“松软地带”采取军事冒险行动。面对苏联的战略扩张态势，美国必须全面遏制，因为“自由阵营的任何一处失守，都将意味着自由阵营的全线受挫”。[74]正如张曙光教授指出的，无论文件出笼的背景如何，NSC68号文件的形成，实际上体现的是美国一个新的战略思考和设计体系的建构过程。[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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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24 正是“全面遏制”这一基本原则和理念，构成了美国重新确定对华和对台政策的理论和思维基础。[76]从逻辑上讲，这种在对国际局势重新进行分析基础上确定的美国总体安全战略，自然会影响到关于对台湾政策的考虑。如果说1949年底杜鲁门政府以NSC48/2号文件为核心确定的对台政策，其理论基础在于“有选择、有重点”的遏制战略——艾奇逊试图分离中苏的策略正是这一战略的体现，那么，当美国的战略思维已经开始向“全面遏制”转变的时候，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必然成为华盛顿关注的对象，特别是新中国势力从大陆向海上的扩展，更是美国无法容忍的。新中国与苏联结成同盟，使共产主义的势力已经在欧亚大陆连成一片，其结果无疑令美国进一步感受到苏联的威胁，从而大大加强NSC68所主张的“全面遏制”战略的政治基础；反过来，美国新的冷战战略的形成，也必然要求改变对中国，其中特别是对台湾的立场，因为很明显，遏制中国就是遏制苏联，阻挠中共解放台湾，已经成为防止台湾成为苏联远东战略势力一部分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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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26 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后，美国明显加强了对中国动向的监视。驻亚洲的情报机构不断报告，苏联空军的飞机已经进入中国沿海机场，中共军队在东南沿海“屯兵百万”准备攻打台湾；“鉴于苏联对中共的广泛援助，国民党政府成功防御台湾的可能性很小”；中国加强了对印度支那抗法斗争的全面支援，东南亚各国在共产党和亲共势力的煽动下已经“动荡不安”。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正在受到苏联“利用中共”发起的“新的、有力的挑战”。[77]面对美苏全面对抗的态势，杜鲁门也开始经常性地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及各军部参谋长会面。总统对军事战略的密切关注，为华盛顿战略决策的改变注入了新的动力。国务卿和军方首脑也定期到参联会的作战指挥室，参与敌情分析和对策研究。[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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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28 4月间，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东南亚的战略形势提出看法，其中加强了对中国在美国亚洲战略地位中的重要性的提法，鼓吹美国应采取“果断的”、“持续的”措施以“减少来自共产党中国的压力”，并且认为，“有证据说明中国国民党的军队有所振兴并增强了效能”。[79]在国防部里，从4月至6月，不断有人提出各种意见书，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主张推翻杜鲁门1月5日声明的政策，尽一切力量保住台湾。理由是情况有了新的变化，“苏联已经安全接管了共产党中国”。有建议书提出：美国的短期目标是尽量维持台湾的抵抗力量，最好超过18个月，以争取时间加强菲律宾和印尼的防务；长期目标是“永远”不让共产党得到台湾，为此要采取有深远意义的步骤，把一个“非共产党统治的台湾”与它的“非共产党邻国”联合起来，最后形成一个“非苏维埃的中国”。建议立即采取的步骤有：向台湾增派高、中级军官，立即用援华法案的余款为台湾购置舰只和军火，美国海军作战舰艇公开访问台湾，国务院应发表声明，解释美国政策转变的原因，并增加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实现长期目标的措施包括：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组织军事调查团调查台湾的防务需要，设法让蒋介石下台而支持其后继者并给以充分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使日本、菲律宾或者加上越南与这个“台湾民主政府”缔结安全条约，训练反共游击队并派入中国大陆，等等。[80]5月20日美国远东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如果台湾被中国共产党控制，就等于落入苏联之手，那么美国在整个太平洋周边的防线将面临崩溃。他把台湾比作“处于苏联战略理想位置上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布雷德利认为这个看法很重要，要求“呈送总统亲览”。[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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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30 国防部长约翰逊显然是支持这些意见的。5月25日约翰逊向杜鲁门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这是一个有关美国转变对台政策的非常重要的文件。据布雷德利回忆，其内容是：国家安全委员会1949年12月29日决定采取不援助中国国民党防守台湾的进一步行动。从那时以来，情况的变化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国防部感到有责任请求您再次提出这一问题，供进一步研究和斟酌。年初以来，海南岛和上海附近的沿海岛屿已落入共产党手中；共产党中国同俄国签订了一项军事条约；在过去的数天中，朝鲜形势变得十分严峻。虽然台湾并非美军的重要基地，但一旦它被敌对国家占领，将会严重影响我们在日本、冲绳和菲律宾的地位。台湾岛上有许多现成的机场，从那里起飞的敌机完全可以接近我们的基地和交通线。国防部12月曾建议命令麦克阿瑟向台湾派出一个调查组，以掌握关于如何防止台湾落入敌对国家手中的第一手材料。我再次建议您采取这一行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麦克阿瑟将军对此也表示赞同。[82]6月9日，约翰逊甚至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考虑出动美国军队阻止对台湾的进攻这样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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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32 与此同时，刚刚出任国务院特别顾问的杜勒斯也提出了改变对台政策的问题。5月18日，杜勒斯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提出了使台湾和台湾海峡“中立化”的预案。备忘录认为，由于共产党控制了中国，而中国又与苏联结盟，世界力量均衡的局面已被打破，并且朝着有利于苏联而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倾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的行为仍表现出允许那些未确定地区，即美洲和北大西洋公约国以外的地区，落入苏联之手的倾向，那么，在类似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这样具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地区，美国就将遇到一系列重大的灾难，甚至中东石油地区也将处于危机之中。为了防止这种灾难发生，美国应该迅速采取一种能够显示我们信心和决心的全新和强硬的立场。但与军方一再坚持的“武力保台”建议不同，杜勒斯主张台湾的地位应在对日和约中确定，此前美国“有义务”、“有必要”派遣海军舰队在台湾海峡巡弋，“如果美国宣布要使台湾保持中立，既不容许它被共产党占领，也不容许它被用作对抗中国大陆的军事基地，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使这一决策坚持下去，除非苏联发动公开的战争”。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艾奇逊都接受了这个“动用美国海军使台湾海峡中立化”的方案。[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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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34 事实上，在杜勒斯提出转变对台政策的建议之前，在国务院极力主张支持台湾免遭共产党进攻的正是负责远东事务的腊斯克。他在1950年4～6月之间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促使美国加快转变对台政策的步伐，并且与军方的举措互为呼应。早在4月中旬，腊斯克便通过援引中央情报局的对华情报评估报告，企图影响国务卿的对台政策。在致艾奇逊的一份备忘录中，他提醒国务卿注意中情局4月10日的情报评估备忘录：虽然中共在1950年底之前具备占领台湾的能力，且很可能会这么做，但是最新的情报表明，国民党的状况已经得到某些改善，因而不能完全肯定预料的事情一定就会发生。关于这一点，腊斯克特意强调中情局情报评估的结论：尽管台湾完全有可能在1950年底之前被中共军队所攻占，但是也不能排除国民党政权将会在该岛存在更长一段时间的可能性。[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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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36 紧接着在4月26日，腊斯克再向艾奇逊递交一份备忘录，要求国务卿关注美国外交人员从香港和台北发回的建议：美国应当采取措施援助国民党政府，保住其剩余的军队，以便分散中共在东南亚的军事力量，从而赢得时间增强在东南亚的防御，因为可以预见在中共攻占台湾之后，将会对东南亚施加全部的压力，美国若想保住越南—泰国—缅甸一线将会付出重大代价，而且实现该目标也将变得更加困难。[86]此外，他还于5月25日前往五角大楼，与助理国防部长詹姆斯·伯恩斯和军事援助局局长莱曼·莱姆尼策共同举行了一次国务院—国防部联席会议，专门讨论台湾问题。经会商一致认为，美国应当在现存政策范围内采取一切措施向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提供军事援助，其中国务院应当授权并使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获得在美国购买军事设备的出口许可证，国防部要尽其所能，保证提供给国民党政府的装备是防守台湾所必需的物资，同时这两部门还确认，美国现有政策允许强化秘密行动，以支持台湾抵抗中共的进攻，并且国务院要请求总统发放用于此项行动所需的资金。[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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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38 这之后不到一个星期，5月30日，腊斯克又和国务院的一些高级官员开会讨论如何制定对台湾的新政策。与会者一致同意，腊斯克应当与国务卿会谈，协商拟定一个计划，要求蒋介石接受联合国对台湾的托管，而且在实现台湾托管之前，由美国海军保护台湾不遭受中共军队的进攻。翌日，腊斯克便提交了一份关于东亚新政策的详细报告，融入了前一段时间频频开会所获得的相关意见。腊斯克认为，中苏条约的签订证明美国1月份宣布的台湾政策已经失败，现在必须采取新政策，即美国用武力保护台湾，使台湾中立化。关于台湾，腊斯克制定的纲领是，首先让蒋介石“退休”，然后对台湾实行托管，继而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腊斯克甚至拟写了一篇演讲稿以备总统发表，其内容与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6月27日的声明十分接近。[88]显然，腊斯克的所有行动都指向一个目的：干涉中国内战，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台湾。为了确保实现该目的，腊斯克甚至于6月初向艾奇逊提议，在联合国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研究台湾问题，并向安理会提交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在此期间，安理会将向国共两党呼吁在台湾和大陆之间停止战事。美国只是在当前政策许可的范围内支援国民党政权。如果苏联否决创建该委员会，或者，如果共产党军队试图挫败联合国的倡议或进攻相邻的国家，那么，美国将考虑采取军事措施。[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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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40 可以看出，艾奇逊对台政策的主张不仅在外部受到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反对，在国务院内部也由于杜勒斯和腊斯克联手而受到排斥。与此同时，艾奇逊还受到国会共和党议员的指责，特别是麦卡锡主义兴起后，国务院的对华政策被认为是“失去中国”的主要原因。[90]6月1日，受到来自各方面压力的艾奇逊不得不致函约翰逊，表示同意军方向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提供援助。得到了国务院的首肯，约翰逊立即命令国防部有关部门，除喷气式飞机及中型和重型坦克外，在国防部可以使用的资金范围内，满足台湾方面“以后可能提出的任何要求”。[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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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42 毋庸置疑，到6月上旬，美国对台政策的转变已渐成趋势，以致6月12日杜勒斯就告诉蒋介石在华盛顿的代表顾维钧：国务院对台湾的态度近来有所好转，他认为存在着重新考虑对台湾提供军援的可能性。[92]就在这时，以反共著称的麦克阿瑟又向艾奇逊的台湾政策开了一枪。6月14日麦克阿瑟在一份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备忘录中说，台湾是美国从阿留申群岛至菲律宾的远东防线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如果发生战争，美国能否守住防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是否在友好或中立政权手中。麦克阿瑟再次将台湾比作不沉的航空母舰，认为台湾的归属问题应重新考虑，台湾的最终命运取决于美国，美国应采取断然措施，不让台湾落入共产党手中。麦克阿瑟把这份被称作“保台意见书”的备忘录交给了来东京访问的约翰逊和布雷德利，并与他们进行了讨论。布雷德利认为，“在援台问题上，这一文件比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往的文件提出的论据更为有力”。于是，约翰逊和布雷德利一致决定，这份文件应呈交总统，并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名义提出建议，美国应改变不插手台湾的政策，向国民党提供援助。6月24日，即朝鲜战争爆发前一天，约翰逊和布雷德利带着这份“保台意见书”离开东京回国。[93]临行前，约翰逊甚至向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表示了对台湾实行军援的“恳切”态度和决心。[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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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44 更有甚者，在白宫讨论之前，美国对台湾的新政策已见诸报端，传言“对台政策正在转变”。[95]6月25日《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则消息透露：据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意见，如果美国对台湾问题采取坚决立场，“将有90%的把握阻止共产党对该岛的侵略，因为中国人自己并没有准备与美国的军事力量发生冲突”。如果美国发表一个措辞强硬的公开声明，指出台湾的归属必须等待对日和约签订后才能确定，并向台湾派遣军事代表团，提供军事援助，“共产党人可能甚至不敢发动对台湾的攻击”。报道还说：有官员认为，只要出现一艘航空母舰，“就必然会使共产党人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不敢发动对台湾的攻击”。[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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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46 综上所述，中苏结为同盟是美国改变对台湾地位看法的逻辑前提，而NSC86号文件的形成，则提供了改变美国对台政策的理论基础。事实上，中苏同盟条约签订以后，特别是到6月，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已经完全转向，甚至还提出了可供选择的具体建议。一旦合适的机会和条件出现，新的方针和政策就会应运而生。这个机会和条件可能是毛泽东攻打台湾，可能是金日成进攻南朝鲜，也可能是中共军队越过边界支援越共对法作战。实际情况是，6月25日爆发了朝鲜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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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48 影响中共解放台湾的，并非只有美国的因素。1950年1月30日斯大林做出的重大决定，不仅改变了朝鲜半岛的命运，也对中共进攻台湾的计划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前，为了阻止北朝鲜挑起武装冲突，苏联一直限制对金日成的武器供应。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苏联的武器装备开始大规模地运往朝鲜半岛。2月7日，金日成提出再组建3个步兵师，以便把军队总数增加到10个师，并要求把苏联政府将于1951年提供的贷款用于1950年，为计划组建的3个步兵师购买苏联装备。对此，莫斯科立即答复，完全满足金日成的要求。[97]同时，为了加强朝鲜人民军的组织和指挥能力，莫斯科还任命瓦西里耶夫中将为朝鲜人民军军事总顾问，以替代自苏联从朝鲜撤军后兼任这一职务的苏联大使什特科夫。[98]此后，苏联便开始大规模向朝鲜提供武器装备。3月9日，朝鲜照会苏联：“为了给人民军补充装备、弹药和技术器材并加强人民军，请苏联政府于1950年按照以前提交苏联政府的申请单向朝鲜提供1.2亿～1.3亿卢布的军事技术装备”，朝鲜则相应地保证向苏联提供价值1.33亿卢布的黄金、白银和钼精矿。随后，金日成提供了所需武器装备的详细清单，其中包括45毫米反坦克炮144门、76毫米加农炮36门、76毫米高炮72门、СУ-76自行火炮68门、82毫米迫击炮267门、120毫米迫击炮54门、122毫米榴弹炮36门以及大量的弹药和军用器材。[99]莫斯科答复，同意朝鲜提前使用1951年的贷款购置武器装备。斯大林还亲自致电金日成，对于“朝鲜人民军所需装备、弹药和技术器材”，苏联政府决定“完全满足您的这一请求”。[100]5月，苏联又答应立即向朝鲜运送汽油15000吨。[101]总之，俄国档案文献显示，斯大林对北朝鲜的军事援助有求必应。与此同时，对于已经答应向中国提供的武器装备却迟迟不能交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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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50 关于中国对海空军装备的订货，考虑到支付能力，1950年3月2日，周恩来曾代毛泽东起草了给李富春的电报，内称：关于海军和空军在苏联的装备订货，均分两年交付，空军新增加的两队轰炸机和一队驱逐机的订货则推迟至1951年1月交货。[102] 显然是考虑到这样的交货进度不能满足台湾战役的要求，3月22日周恩来又致电苏联国防部长布尔加宁，一方面感谢苏联政府准备按照军事订货单向中国提供空军和海军所需的顾问人员及器材，另一方面又提出，中方打算在1950年内购入绝大部分的海军和空军器材，“因为只有大部分器材都在本〈年〉度到达中国，才能使台湾战役的准备来得及”。周还谈到，中方决定将各航校预定于4月毕业的84名飞行员“立即编成航空部队，并准备参加定海作战”，故要求苏方将此前订购的60架驱逐机和24架轰炸机及全部弹药提前交付，于5月1日前运至满洲里。[103]这两个文件表明，此时中共已决定将攻占台湾推迟到1951年。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在考虑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3月11日毛致电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指出：“先生现正从事之工作极为重要，尚希刻意经营，借收成效。”[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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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52 到3月底，中共确定了“先打定海、再打金门的方针”。[105]此后，周恩来进一步抓紧催要苏联的装备。在4月13日给布尔加宁的两封电报中，周恩来再次强调所有军事订货务必保证按时交付，所请军事顾问亦请同时派来。为了说明事情紧急，周恩来明确告诉苏联政府，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预定在1950年发动两次战役，即6月夺取舟山群岛，8月夺取金门岛。除上电所说84架飞机可推迟至5月中以前交付外，周要求1950年12月再交付312架飞机，1951年2月再交付190架飞机。周恩来还通报说，为了对台湾作战，中国决定在1951年春夏组建鱼雷快艇队、扫雷艇队、护航舰队、水鱼雷航空团和三个海岸炮团。周一再强调，“上面所列举的这些东西，为进行登陆作战所十分需要”；由于中国的海军力量薄弱，推迟了解放沿海诸岛的战役；“台湾战役要求我们需有强大和很好的海军舰队，方能有把握渡过海峡，保证数十万军队的登陆和保障海上运输的安全”，因此，要求所有订货“在我们所要求的时间内取得之”。[106]4月14日周恩来电称，空军订货还要增加。至此，中国要求苏联提供的空军和海军订货1950年共8800万美元，1951年4500万美元，加上新增货单，约为1亿美元。[107]这些武器装备，将用于1950年夏季的舟山群岛战役、金门战役和1951年夏季以后的台湾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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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54 5月6日，周恩来致电驻苏大使王稼祥，要求其催促苏方交货。为了尽快建立空军，中国需要大量的军事顾问。关于这批顾问，早在2月15日毛泽东致函斯大林提出，请派205名军事顾问，其中164名为航校教官，41名为空军陆战师顾问。2月21日毛泽东又致函斯大林，要求增加12名空军司令部所需顾问和气象专家。然而，这批已经苏联军事部审查过的顾问却迟迟不来中国。此外，2月11日毛泽东为航校训练订购的一批弹药，直到射击训练时间临近，仍未见到货。周恩来“等得着急”，指令王稼祥“催其迅速发来，否则将耽误教育计划完成，影响作战”。显然是因为苏方对不断增加的订货表示疑问，周恩来在电报中解释说：在最近送去的新订货单中，“第一方案所需弹药，是准备定海战役用的，第二方案所需弹药是准备金门战役用的，第三方案所需弹药是准备台湾战役用的，因此并不重复”。[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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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56 到5月中旬，预定的定海战役即将开始，而海空军的订货还未到来。5月13日周恩来再次致电布尔加宁：为夺取舟山群岛，陆军的准备工作可于6月中全部完毕，而“空军及海军的准备工作，则完全依据于向苏联定购的空、海军器材何时到达为转移”。考虑到8月雨季和台风将至，且武器装备到货后，试验和练习尚需时日，战役的发动时间最迟不能晚于7月中旬。所以，周恩来要求所有订货和聘请的顾问应“加速起运和派出，并使其能在本年5月底以前到达上海地区”，“否则仍然不可能开始战役行动”。[109]所幸的是，5月13日，驻守舟山群岛的国民党军队开始撤退，19日解放军占领了舟山群岛。[110]然而，定海不战而胜的结局并未使中共领导人感到高兴和宽心，因为此时他们隐约猜测到莫斯科对中国几番要求交付海军和空军订货迟迟不予答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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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4958 如前所述，5月13日金日成来到北京，说明了他将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14日斯大林来电表明了支持金日成的态度。尽管毛泽东同意让金日成先采取行动，但他大概没有想到朝鲜会在近期开战。实际上，中国明显加快了攻打台湾的准备工作。5月17日，第三野战军前敌委员会下达了《保证攻台作战胜利的几个意见》，确定部队转入渡海登陆作战准备。海军和空军部队也全力进行人员培训、部队组建和装备购置工作。根据华东军区颁发的训练大纲：1950年7月至1951年3月，各军兵种部队分别训练；1951年4月至5月，进行陆海空协同登陆进攻合练，然后三军协同解放台湾。[111]周恩来则继续催促苏联尽快交付早已答应的供货。5月23日周电告中国驻苏使馆：“我们预定新组成的一个驱逐团一个轰炸团，本月底集中南京开始整训，另一个驱逐团集中徐州，请通知苏方轰炸机经齐齐哈尔、哈尔滨、沈阳、徐州飞到南京”。又说：请催促苏方迅速将航校使用的教育用品和参考材料送来，这些东西，去年8月间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曾当面答应亚楼，今年2月间布尔加宁又曾当面答应我，但至今仍未送来，而航空学校急于使用。[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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