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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3月底,中共确定了“先打定海、再打金门的方针”。[105]此后,周恩来进一步抓紧催要苏联的装备。在4月13日给布尔加宁的两封电报中,周恩来再次强调所有军事订货务必保证按时交付,所请军事顾问亦请同时派来。为了说明事情紧急,周恩来明确告诉苏联政府,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预定在1950年发动两次战役,即6月夺取舟山群岛,8月夺取金门岛。除上电所说84架飞机可推迟至5月中以前交付外,周要求1950年12月再交付312架飞机,1951年2月再交付190架飞机。周恩来还通报说,为了对台湾作战,中国决定在1951年春夏组建鱼雷快艇队、扫雷艇队、护航舰队、水鱼雷航空团和三个海岸炮团。周一再强调,“上面所列举的这些东西,为进行登陆作战所十分需要”;由于中国的海军力量薄弱,推迟了解放沿海诸岛的战役;“台湾战役要求我们需有强大和很好的海军舰队,方能有把握渡过海峡,保证数十万军队的登陆和保障海上运输的安全”,因此,要求所有订货“在我们所要求的时间内取得之”。[106]4月14日周恩来电称,空军订货还要增加。至此,中国要求苏联提供的空军和海军订货1950年共8800万美元,1951年4500万美元,加上新增货单,约为1亿美元。[107]这些武器装备,将用于1950年夏季的舟山群岛战役、金门战役和1951年夏季以后的台湾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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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周恩来致电驻苏大使王稼祥,要求其催促苏方交货。为了尽快建立空军,中国需要大量的军事顾问。关于这批顾问,早在2月15日毛泽东致函斯大林提出,请派205名军事顾问,其中164名为航校教官,41名为空军陆战师顾问。2月21日毛泽东又致函斯大林,要求增加12名空军司令部所需顾问和气象专家。然而,这批已经苏联军事部审查过的顾问却迟迟不来中国。此外,2月11日毛泽东为航校训练订购的一批弹药,直到射击训练时间临近,仍未见到货。周恩来“等得着急”,指令王稼祥“催其迅速发来,否则将耽误教育计划完成,影响作战”。显然是因为苏方对不断增加的订货表示疑问,周恩来在电报中解释说:在最近送去的新订货单中,“第一方案所需弹药,是准备定海战役用的,第二方案所需弹药是准备金门战役用的,第三方案所需弹药是准备台湾战役用的,因此并不重复”。[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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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5月中旬,预定的定海战役即将开始,而海空军的订货还未到来。5月13日周恩来再次致电布尔加宁:为夺取舟山群岛,陆军的准备工作可于6月中全部完毕,而“空军及海军的准备工作,则完全依据于向苏联定购的空、海军器材何时到达为转移”。考虑到8月雨季和台风将至,且武器装备到货后,试验和练习尚需时日,战役的发动时间最迟不能晚于7月中旬。所以,周恩来要求所有订货和聘请的顾问应“加速起运和派出,并使其能在本年5月底以前到达上海地区”,“否则仍然不可能开始战役行动”。[109]所幸的是,5月13日,驻守舟山群岛的国民党军队开始撤退,19日解放军占领了舟山群岛。[110]然而,定海不战而胜的结局并未使中共领导人感到高兴和宽心,因为此时他们隐约猜测到莫斯科对中国几番要求交付海军和空军订货迟迟不予答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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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5月13日金日成来到北京,说明了他将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14日斯大林来电表明了支持金日成的态度。尽管毛泽东同意让金日成先采取行动,但他大概没有想到朝鲜会在近期开战。实际上,中国明显加快了攻打台湾的准备工作。5月17日,第三野战军前敌委员会下达了《保证攻台作战胜利的几个意见》,确定部队转入渡海登陆作战准备。海军和空军部队也全力进行人员培训、部队组建和装备购置工作。根据华东军区颁发的训练大纲:1950年7月至1951年3月,各军兵种部队分别训练;1951年4月至5月,进行陆海空协同登陆进攻合练,然后三军协同解放台湾。[111]周恩来则继续催促苏联尽快交付早已答应的供货。5月23日周电告中国驻苏使馆:“我们预定新组成的一个驱逐团一个轰炸团,本月底集中南京开始整训,另一个驱逐团集中徐州,请通知苏方轰炸机经齐齐哈尔、哈尔滨、沈阳、徐州飞到南京”。又说:请催促苏方迅速将航校使用的教育用品和参考材料送来,这些东西,去年8月间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曾当面答应亚楼,今年2月间布尔加宁又曾当面答应我,但至今仍未送来,而航空学校急于使用。[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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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不仅莫斯科的援助迟迟不能到来,中共一直寄予期望的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策反或在台湾组织暴动的计划也彻底失败了。在台湾担负策反和组织暴动任务的是1946年4月成立的隶属华东局的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5月13日,“国民政府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宣布,中共在台湾的秘密组织已全部瘫痪。这一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国防部”保密局 1949年9月破获了中共台湾省委主办的《光明报》及基隆市工委案,11月在高雄破获了中共台湾南部工委案,1950年1月开始侦破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案。至5月,省委书记蔡孝乾及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和武装部长等人悉数被捕。蔡孝乾等人很快变节,宣告台湾省工委及全省党组织解散,并登报号召党员自首。至此,除省委机关被破坏外,基隆、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等地的工委亦均被摧毁,各地支部及小组被破坏者达80余个。[113]这一情况犹如雪上加霜,攻占台湾只能依靠中共自身的军事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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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上旬,粟裕在北京参加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期间,向中央汇报了攻台作战的基本设想。考虑到台湾战役的重要性,他建议中央军委直接指挥攻台作战。毛泽东出于对粟裕的信任,明确指示:攻台战役,仍由粟裕负责指挥。[114]随着国民党军队从海南岛和舟山群岛的撤退,台湾的防守兵力增强,解放军准备攻台的兵力也不断有所加强。从最初的8个军,增加到1949年底的12个军,至1950年5月,粟裕考虑第一梯队再增加第七兵团。6月23日,粟裕向毛泽东报告了攻台作战准备情况和作战方案,并提出:除酌量给海军补充一些必要的舰船外,请统筹建造大量渡海运输舰艇,并将华东、华南、华北(包括东北)现有船只,分别编为3个运输舰队,平时担任运输任务,战时用于渡海作战;为补助海军不足和发挥陆军威力,应加强海军航空队,为空降兵配备足够的运输机;造500门无坐力炮,以补助海军炮火之不足;请军委将全军战车及战防炮统一集中训练,以对付敌人坦克的反击;建议伞兵部队扩编到25万人。粟裕还提出,如能从其他野战军抽出4个军作为预备队,使攻台兵力达到16个军,则把握更大。鉴于“攻台作战关系太大”,粟裕再次请求军委直接主持或请刘伯承、林彪其中一人主持攻台战役。[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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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积极准备攻打台湾战役的同时,金日成也在加紧进攻南方的战役,而且在莫斯科的大力帮助下,其进展更快。[116]就在粟裕拿出台湾战役的作战方案后两天,朝鲜战争爆发了。战争就像一剂强心针,催动了白宫的全身细胞。布雷德利于6月26日向杜鲁门提出:“韩国、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和东南亚,都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部分”,它们的地位“相互依赖”,美国“急需一个互相配合的全面的远东政策”。[117]于是,美国在决定直接干预朝鲜战争的同时,几天前设想的援助台湾计划也得到了实施。6月27日杜鲁门一纸宣言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而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则借机进驻台湾海峡。[118]或许“中立台海”的表述说明,杜鲁门个人此时还没有下决心真正去“保卫”台湾。[119]不过在中共领导人看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出现了根本转变。[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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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举动彻底阻止了酝酿中的中共解放台湾的战役,尽管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仍认为中共具有攻占台湾的能力,并且可能提前采取行动。[121]7月初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东北边防军,并调粟裕出任司令员兼政委。[122]主帅调离,无疑说明台湾战役已退出中共领导人的议事日程。7月中旬粟裕向攻台作战部队传达了中央指示,推迟进攻台湾。[123]7月18日,毛泽东批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关于将原驻南京的6个空军团调往东北部署的报告。[124]8月1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第三野战军前敌委员会建制撤销。[125]8月26日周恩来在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上宣布:“推迟解放台湾”。[126]此后,“解放台湾”就只是一句宣传口号了。[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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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中共进攻台湾战役决策过程的考察可以看出,中共关于台湾战役的设想前后发生了三次变化。最初的想法比较简单,没有看到远距离跨海作战与陆地作战的区别,1949年夏天的计划是一年后攻占台湾,毛泽东甚至一度考虑在1949年冬季占领台湾;金门、登步岛作战的失利,令中共领导人对渡海作战有了新的认识,于是在1949年底决定分两步走,先解决沿海诸岛问题,同时为攻台做准备,进攻时间推迟到1950年9~10月;1950年3~4月确定的计划是,金门战役推迟到8月开始,而攻打台湾则延至1951年夏。至于攻占台湾的方式,除了积极进行军事准备外,依照内战中的经验,中共在很大程度上还寄希望于在国民党军队内部进行策反工作,同时,也考虑利用空降兵在岛内发动起义。不过,最基本的问题还是如何加强自身的海空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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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攻台决策过程的考察还可以看出,影响和改变中共决策的主要有三个因素,即国民党军队的抵抗能力、苏联对中共进攻台湾的援助力度以及美国对援助蒋介石防守台湾的政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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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内战胜败如何,最基本的问题当然是双方军事实力的对比。台湾战役不同于内战中其他战役,其特点在于必须远距离跨海作战,所以海空军的力量如何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这方面,中共处于劣势。尽管到1950年6月中共已经在福建集结了50万兵力,但海空军的准备明显不足。别的不讲,仅运输部队和装备的船只,就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关卡。粟裕在1950年1月的报告中指出,按攻台作战50万人和装备总重13.54万吨计算,需要船只76万吨,即千吨以上船只575艘,第一梯队如以6万人计,另需登陆艇2000只。如此大量的船只在短期内是难以解决的。事实上,直到朝鲜战争爆发时,攻台运输船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128]还有毛泽东曾寄予很大希望的空降兵部队,虽于1950年2月订购了降落伞300具,苏联又派来41名顾问,4月开始筹备,但直到9月17日才正式成立。[129]正是考虑到这些因素,粟裕在6月23日曾提出:“攻台作战如无绝对把握,不仅不应轻易发起,而且宁愿再推迟一些时间。”[130]显然,如果没有苏联的大力援助,中共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不可能取得海空军优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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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态度十分明确,苏联不会直接协助中共攻占台湾,但可以在加强海空军实力方面提供援助。这种援助在1949年下半年的力度很大,如果确实按照双方商定的计划执行,中共军队在1950年的海空军实力将得到大大加强。但是,1950年初中苏条约谈判的结果影响了斯大林对中共的援助进度。一方面是毛泽东坚持收回苏联在东北的特权,引起斯大林对中共的不满和疑虑,另一方面是为了维持战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斯大林决定同意北朝鲜先采取军事行动,其结果是莫斯科大大减缓和压缩了对中共的军事援助。所以,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虽然在战略上对中国的安全和中共政权的巩固起到了保障作用,但是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阻碍了中共攻打台湾战役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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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苏同盟条约更大的影响是使美国改变了对华政策。如果美国继续坚持1949年底形成的放弃台湾的政策,中共在苏联的帮助下还是有可能迅速提高军事实力,完成攻占台湾计划的。白宫内部关于对台政策的争论表明,美国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是否会与苏联结盟而成为莫斯科的附庸,中苏同盟的建立使美国人抛弃了一切幻想,剩下的只有一条路,即支持蒋介石,保护台湾不被中共的攻占。朝鲜战争的爆发不过是为白宫宣布其已经确定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和直接出面干预中国内战提供了机会和借口。如此,朝鲜战争便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即使金日成没有发动对南朝鲜的进攻,只要中共打响台湾战役,美国同样会宣布其新政策,而绝不会坐视中共的军队踏上台湾岛。所以,真正阻止中共占领台湾的不是第七舰队,而是中苏同盟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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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如果没有朝鲜战争,中共攻占金门的战役还是很可能成功的。其一,蒋幕僚中主张放弃金门、固守台湾者大有人在;国民党金门区专门研究小组认为金门“兵力益形单薄”,“防戍任务难巨”,而中共如集中进金,在海军方面“即有压倒之优势”,空军方面则因地利“已占先制”;金门士气不振,人心浮动,谣言四起,守军主将胡琏多有怨言,无心恋战,认为“十八军已成离群孤雁,精神远不如前”。[131]特别是蒋介石本人,甚至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仍一度坚持主张放弃金门,撤守台湾。[132]其二,粟裕认真吸取教训,精心制订作战计划,他所担心的是金门守军如海南、舟山一样突然撤离,遂命令部队“如发现敌确有撤退行动,则应适时发起攻击,以期截歼敌人一部或大部”;“如敌人尚无撤退意图”,则不应轻易发起攻击,“争取在我有计划的攻击下,歼灭敌人于金门”。其作战方案仍以陆军(4个军)独立进攻金门,组织机帆船、火力船护航,争取于年底完成作战任务。其三,金门的行政区划属福建省而非台湾省,美国欲用兵干预缺乏法理基础,出师无名,且在军事上亦不占优势。故杜鲁门6月27日的声明只提到台湾,而没有涉及沿海岛屿;美国第七舰队预定的作战计划,也不包括金门等沿海岛屿在内。[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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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共要通过武力攻占台湾却绝无可能。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海空优势,中共若不与苏联结盟,则在短期内无力攻台,若为得到苏联援助而与莫斯科结盟,则必然引起美国的政策转变,而使蒋介石得到来自华盛顿的更大援助。由此看来,在中苏关系、苏美关系、美台关系相互交错和影响的冷战格局中,武力攻占台湾对中共来说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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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二 毛泽东被迫接受朝鲜战争的既成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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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下半年,毛泽东要攻占台湾,金日成要解放朝鲜南方,双方在各自寻求政权统一的过程中都寄希望于莫斯科的支持。朝鲜战争的爆发,说明斯大林站在了平壤一边。过去,在冷战史研究的传统派学者中有一种“共谋论”的说法,认为朝鲜战争是苏联、中国和朝鲜共同策划的。[134]后来一些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135]近年来解密的档案文献表明,这种观点是缺乏根据的。事实上,斯大林和毛泽东最初都反对金日成急于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朝鲜统一的主张,后来斯大林改变了主意,为金日成开放绿灯,迫使毛泽东放弃自己的方针,接受既成事实。在这个问题上,中、苏、朝三国的关系十分微妙,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做法虽然不满,但又不得不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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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第一次知道北朝鲜准备通过战争实现民族统一的主张是在1949年4月底,当时传出消息,美军即将从朝鲜南部撤出,李承晚政权正在积极准备发动对北方的进攻。[136]于是,金日成委托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问中国,寻求帮助。金一来到中共中央刚刚进驻的北平,与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举行了会谈。关于朝鲜的局势,毛泽东担心的是南朝鲜随时可能采取军事行动,他劝金日成要做好周密准备,还答应如果出现日本帮助南朝鲜发动进攻的情况,中国也会派军队援助朝鲜。但毛泽东又特别指出:“如果美国人走了,日本人也没有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劝朝鲜同志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因为在进攻时,麦克阿瑟能够迅速把日本部队和武器调到朝鲜来。而我们又不可能迅速有力地给予支援,因为我们的全部主力已到长江以南去了。”关于金日成要求中共军队中朝鲜族部队回国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个朝鲜师中,有两个驻扎在沈阳和长春,另一个正在作战。中国随时准备把驻扎在东北的两个师连同全部装备,移交给朝鲜政府。另一个师,只有等中国的军事行动结束后才能从南方回来。对于金日成提出的成立东方情报局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现在这样做为时过早,因为中国和印度支那都在打仗,朝鲜局势又紧张,如果成立情报局,会被认为是成立军事同盟。[137]看来,尽管朝鲜要学习中共,走武装统一全国的道路,但毛泽东并不赞成金日成在中国完成自己的统一大业之前采取军事行动,并婉言拒绝了朝鲜急于成立亚洲情报局的建议,而同意朝鲜族部队回国以及对朝鲜提供援助,主要是担心北方会受到南方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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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所说驻扎在沈阳和长春的两个朝鲜师,即李德山任师长的一六四师(驻长春)和方虎山任师长的一六六师(驻沈阳),当时均属东北军区建制。美军撤出朝鲜半岛后,由于担心南方发起进攻,7月上旬,金日成决定将这两个师立即调回朝鲜:长春师改编为人民军第五师团,配置在罗南,沈阳师改编为人民军第六师团,配置在新义州。回国时,一六四师实员10821人,一六六师实员10320人,配备了全套轻重武器。根据苏联驻朝大使兼军事总顾问什特科夫的安排,“他们的任务就是在南朝鲜军队进攻时投入到北朝鲜境内展开防御战”。[138]这是第二批回国的朝鲜族部队。[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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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支朝鲜族部队回国的问题是在毛泽东访苏时提出来的。1949年12月25日林彪等报告,目前在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服役的朝鲜人大约还有16000名,成建制的有4个营、27个连、9个排,还有一些分散在各部队中。解放军南下后,这些人曾一度出现思想波动,有人要求回国。现在战争即将结束,“为了朝鲜人民的利益,我们想把这些经过训练的干部送回朝鲜”。如果朝鲜方面同意,“可以把他们集中起来并组成一个正规师或四五个正规团,经过短期训练后让他们回国”。29日,总参谋长聂荣臻给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转发了这封电报,并请求给予指示。[140]毛泽东向苏联方面进行通报以后,1950年1月8日,莫斯科给什特科夫发来电报,要求他拜访金日成,了解朝鲜政府对这个问题的态度。[141]1月9日,什特科夫与金日成会晤。金日成报告,他也接到了中国贸易代表交来中国政府的一封信。信中说:“由于战争行动结束,中国人民军队中现有朝鲜族部队正逐渐闲下来,如朝鲜政府愿意,可以转交给它。”金日成请教如何答复中方,并说“他希望把这些部队调回朝鲜,近日内朝鲜将派3名代表赴华就此问题与中国政府谈判”。由于朝鲜驻地困难,金日成想请中国政府在1950年4月以前把这支部队留在中国。[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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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朝鲜方面的要求后,1月11日,刘少奇指示东北人民政府驻平壤办事处副主任文士桢转告金日成,同意即派3人来中国准备接收朝鲜部队,也同意朝鲜部队在中国改编并于4月间更换夏装后回朝鲜。同时,刘少奇把情况通知了林彪。[143]1月14日,朝鲜人民军作战部长金光侠等到达北京,与聂荣臻洽谈此事。[144]22日,刘少奇又致电毛泽东:金日成已派人来接收林彪部队的朝鲜籍战士和干部(共14000余人),并“要求随带全部武器”。毛泽东批示:“同意照办。”28日刘少奇向林彪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145]这支部队分两批于1950年3~4月在郑州集结,随后返回朝鲜,分别编入朝鲜人民军第四和第七师团。[146]临行前,部队官兵还分别致电毛泽东、朱德和林彪,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并坚信“中国革命胜利不仅是东方被压迫人民最好的榜样,而是朝鲜革命胜利的坚强的基础”。[147]这是第三批回国的朝鲜族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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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批朝鲜族军队和军事干部都经历了大规模战争的考验,他们返回朝鲜,无疑大大增强了人民军的军事实力和战斗能力。不过,对这一历史过程的考察说明,无论是北京还是莫斯科,其目的并非为了发动一次进攻,而只是出于一种革命的道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对朝鲜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过,这种援助在当时还是防御性的,因为当时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反对使用军事进攻的手段解决朝鲜统一问题。但是,1950年1月底斯大林突然改变了主意,未经与毛泽东商议,便决定同意金日成对朝鲜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并召他来莫斯科密谈。[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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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离开莫斯科以后,苏联驻朝鲜大使开始安排金日成访苏。3月20日,金日成要求于4月初对莫斯科进行秘密访问,并提出将与斯大林讨论“国家南北统一的途径和方法”及“经济发展远景”等问题。在一份“金日成提请斯大林同志帮助解决的问题”的清单中,明确写道:“关于统一国家(南方和北方)的途径和方法,拟采用武装方式统一”,还提到与毛泽东会晤和同中国签订条约的问题。[149]得到同意后,金日成和外务相朴宪永于3月30日起程前往莫斯科。[150]在4月10~25日的会谈中,斯大林最终批准了金日成发动战争的计划,其前提是他相信了金日成的估计:美国不会或来不及对战争进行干预。关于斯大林与金日成秘密会谈的具体内容,目前在俄国档案中尚未发现任何文字记载,研究者引用的都是当事人的回忆。据说,金日成在会谈中报告,朝鲜北方和南方都正在为统一做准备,但形势对北方更有利。朴宪永则以热烈的言语描述了反李承晚政权的抵抗运动形势,他说:“人数达20万的南朝鲜共产党支部已经准备好在北方发出第一个信号时起义,南方人民一直在等待着土地改革和其他在北方已经实行的民主改革。”朝鲜领导人所不放心的只是不知道在统一问题上采取战争形式,朝鲜人民会有怎样的反应。对此,斯大林讲了拉伯雷《巨人传》中羊群的故事。他说,人民和羊群一样,他们会跟着头羊,而不论头羊走到哪里。莫斯科担心的问题是一旦爆发战争,美国是否会出兵干涉。据金日成的译员文日回忆,金日成立即对斯大林说,美国绝不会参与这场战争,其理由在于,这是一次果断的突然袭击,因为将会有20万南朝鲜共产党员进行起义,加上南方游击队对朝鲜人民军的支持,进攻将在三天之内取得胜利。这样,即使美国有心干预,也没有时间进行军事准备和部署。[151]金日成还谈到了发动战争的具体部署,即朝鲜政府准备分三步实现他们的目标:(1)在三八线附近集结部队;(2)向南朝鲜发出和平统一的呼吁;(3)在南朝鲜拒绝和平统一的建议后开始军事行动。[152]不过,斯大林反复向金日成强调了两点:第一,这个计划必须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必须得到中共的同意才可以实施,因为毛泽东对东方问题有很深刻的理解;第二,万一美国进行干预,苏联是不会出面帮助朝鲜的,那时只能依靠中国的援助。[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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