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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朝双方对谈判的态度不久便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1952年春，在朝鲜战场双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的同时，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却陷入了僵局，问题竟胶着在毛泽东起初认为最容易解决的战俘问题上。[306]此时，毛泽东主张把战争继续下去，而在和平谈判问题上坚决不能让步，但朝鲜方面希望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尽快在停战谈判协定上签字。斯大林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再次支持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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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谈判双方就第三项议程达成协议，至此，在预定的五项议程中已经有四项达成协议，只剩遣返战俘的问题没有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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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2月板门店谈判达成协议：在签订停战协定后90天内召开相关国家的政治会议解决朝鲜问题，但在其他议程，特别是战俘问题上还有争议。这时，朝方主张尽快结束谈判，金日成还直接向毛泽东表示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307]苏联驻朝鲜大使拉祖瓦耶夫向莫斯科报告说：朝鲜方面主张“应该建议签订停战协定，而把所有未解决的问题移交给政治会议去研究。金日成认为拖延谈判是不利的，因为美国的空军正在继续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造成惨重的损失。他看不到继续就战俘问题进行争论有什么合理性，因为这些争论正在导致更大的损失”。金日成还认为，中国志愿军的大多数战俘是以前蒋介石军队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为了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拉祖瓦耶夫还反映，中国领导人认为匆忙地解决问题，“只能相反地导致削弱中朝方面的力量”。毛泽东给李克农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只有坚持锲而不舍、坚定不移的立场，你们才能赢得主动权并迫使敌人做出让步。为了在谈判中实现这一目标，你们应该准备与敌人再作几个月的较量”。[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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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日，朝鲜停战谈判五项议程中的四项已经达成协议，但在第四项议程，即关于战俘安排问题上，美国方面提出了自愿遣返的原则，而中国方面坚持应全部遣返，双方的谈判由此陷入僵局。朝鲜领导人原指望不晚于5月份与美国人签订停战协定，并依此来计划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没想到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而拖延下来，“这使朝鲜领导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议中国同志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并争取签订停战协定”。[309]或许是考虑了朝方的意见，7月3日，中朝代表团提出了新建议，除了非朝鲜籍战俘仍需全部遣返外，同意朝鲜籍战俘无须全部遣返，“即其居住地在敌对方的朝鲜籍战俘应返回敌对方领土；在应召入伍前居住于俘获方领土上的朝鲜籍战俘，应全部留在原处并应被释放遣送回家”。[310]但是美国方面不顾中朝方面的一再退让（包括已不再坚持遣返全部被俘人员），于13日提出了总共遣返83000人（包括人民军被俘人员的80%和志愿军被俘人员的32%）这个基本数字，并声称这是最后的、坚定的、不可改变的方案。[311]中朝方面被迫做出最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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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十分坚决。毛泽东在7月15日给金日成的电报中说，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引诱性而并非真正让步的方案，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战争中愈战愈强，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推动了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战争使美国的主要力量陷在东方继续遭受损失，而苏联的建设得到了加强并影响着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因而也就推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保证，中国人民愿尽一切可能帮助朝鲜人民解决困难。最后，毛泽东不无用意地告诉金日成，中方的看法和方针，在征求了斯大林的意见后再告诉平壤。[312]金日成在7月16日给毛泽东的回电中表示赞同他对当前局势的分析，并感谢中国将全力提供援助的承诺。[313]但在同一天给斯大林的电报中，金日成抱怨说，由于消极防御的方针，敌方轰炸给朝鲜的城市和平民带来了极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拒绝接受敌方的条件，他也表示同意中方的立场。然而，为了避免给朝鲜带来进一步损失，金日成提出：“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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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是赞成毛泽东的立场的。7月1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称：“在敌人的压力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并表示即使谈判破裂，也绝不让步，“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中国主张坚决拒绝“敌人这种挑拨性和引诱性方案”，并表示准备战争扩大。毛泽东还通报说，“金日成同志对此有不同看法”。[315]斯大林复电：“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316]不仅如此，斯大林还亲自出面说服金日成。在9月4日与金日成会谈时，斯大林问到，朝中之间在谈判问题上是否存在某种分歧。金日成回答：“我们之间不存在原则上的分歧。我们同意中国同志提出的那些方案。但是，由于朝鲜人民目前面临严重的局势，我们更愿意尽快缔结停战协定。”斯大林立即说：“我们在此已经与中国代表团讨论了这一问题，并表达了这样的建议：不同意美国人提出的关于战俘问题的条件而坚持自己的条件”。斯大林最后以肯定的语气结束了这一话题：“这就是我们对此问题的看法”。[317]此后直到斯大林去世，金日成没有再提立即停战的主张。[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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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说来，战争期间中苏在重大战略性决策方面表现出来的一致性，除了同盟双方的共同利益使然，更主要的是毛泽东因其对亚洲革命负有的领导责任，而着眼于两个阵营之间对抗的总体形势，着眼于社会主义阵营在东北亚乃至整个亚洲的安全利益。惟其如此，在中朝之间发生分歧时，毛泽东才屡屡得到斯大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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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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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六 战时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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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兵朝鲜的最大困难就在于国力衰弱，实力不强。由于多年战争的破坏，新中国的大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即要应付战争，又要恢复经济，的确是困难重重。斯大林明白，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出兵朝鲜本身，就是对苏联实现其远东战略目标和利益的援助和支持。因此，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苏联都有义务保证对正在战场上殊死搏斗的中国军队提供援助和支持。斯大林的确这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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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武器装备上来说，中国要单独应付这样一场现代化战争是完全不可能的。仅供应的弹药这一项任务，中国本身就无法完成。如1951年第一季度，朝鲜战场上所需弹药约14100多吨，而国内的军工生产能力总共只有1500多吨。[319]斯大林基本满足了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要求，特别是在停战谈判开始以前，几乎是有求必应。俄国档案文献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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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场的战斗打响不久，毛泽东要求苏联提供鱼雷快艇、装甲舰、猎潜艇、岸炮等海军武器装备，并拟派海军司令员肖劲光飞赴莫斯科进行商谈。斯大林第二天便回电表示同意。[320]11月17日，周恩来致电斯大林，称“新的战役即将开始”，而“鸭绿江铁路桥每天都在遭受敌机轰炸”。为解前方作战燃眉之急，需要立即从驻辽东半岛的苏联部队中抽调500辆汽车。斯大林当天便答复：“为了尽快将汽车移交给您，我是说给您新车，已指示我军司令部不是从旅顺，不是从旧车中调拨，而是在满洲里交付新车。11月20日移交中方代表140辆，25～26日移交355辆。剩余车辆将于今年12月5日前尽快发出。在满洲里站还将交付1000辆汽车。”[321]对于周恩来提出的请苏联为中国正在组建中的空军集团军派遣15名军事顾问的要求，斯大林也是立即予以满足的。[322]为了加强志愿军的空军作战能力，斯大林还主动提出无偿向中国提供大量新式飞机。他在1951年5月22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以前援助中国的10个歼击航空兵师中，有6个师装备的是已经落伍的米格-9歼击机。“为使中国歼击航空兵师能够成为更加富有战斗力的歼击航空兵”，苏联政府将在8月初之前无偿地向中国提供372架性能先进的米格-15飞机。现有的米格-9飞机，仍留给中国作训练飞行员用。[323]斯大林这些做法表明了苏联作为一个盟国的诚意，毛泽东对此非常感激。从两国领导人往来的电报中可以看出，中苏之间的盟友关系在相互支援与合作中得到了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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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实现了全面改装，其中完全按照苏军编制装备或新组建的有：原106个陆军师中的56个师，6个坦克师和独立坦克团，101个（37毫米）独立高射炮营，5个野战高炮师和1个城防高炮师，2个火箭炮师，14个榴弹炮师，2个反坦克炮师，33个高射炮团，4个探照灯团，9个雷达团和独立雷达营，28个工兵团，10个铁道兵师，以及通信兵和防化兵部队。到1954年初，中国共组建了28个空军师，5个独立飞行团，共有飞机3000余架，均是苏联赠送和售予的。至于海军，由于资金和技术问题，双方的谈判进展缓慢。中苏第一个海军协定，即1953年6月4日《关于供应海军装备及在军舰制造方面对中国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简称《六四协定》）签字时，朝鲜战争已经接近尾声。尽管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并不都是新式的和先进的，有的甚至是二战时美国租借物资中的剩余装备，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这毕竟都是现代化武器，而苏联是当时能够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唯一国家。[324]这种援助对于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取得的战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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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对中国经济恢复和建设方面的援助更是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连年战争使得中国经济遭受了严重破坏，中共夺取政权后，首先面临的就是财政拮据。根据中共中央提供的内部统计材料，1949年的预算支出为20亿银元，而收入为15亿银元，赤字5亿银元。其中军事开支占有很大比例，1948年占70%～89%，1949年占50%以上。[325]情况刚有好转，参与朝鲜战争再次加重了中国经济的困难局面。据周恩来通报，中国1950年的军费开支占整个预算的44%，1951年占52%。[326]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禁运和封锁，对中国经济发展也造成了严重损害，仅1950年底至1951年7月，进口原材料和器材价格上涨幅度一般都在1倍左右，有的上涨了4倍。同时，出口产品则大大减少，1950年中国土产品出口约4亿美元，1951年计划减少为2.3亿美元。中国与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的贸易总额，平均还不到历史最高水平的10%，与亚洲各国的进出口贸易也遇到重重困难。[327]正如刘少奇1951年7月5日在一次报告中承认的，中国的经济还无法做到真正独立。[328]因此，中国只能依靠苏联的援助，苏联也确实从各个方面提供了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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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通过向中国的出口贸易，苏联提供了恢复经济急需的工业原料和设备。1950～1952年，苏联向中国出口了94.3万吨钢材（大约占中国钢材生产的40%），150万吨石油产品，其中包括100万吨的煤油和汽油（同期中国煤油和汽油的产量不超过28.7万吨）。1950年苏联向中国出口的工业设备价值1.653亿卢布，1952年则增长到6.94亿卢布，即增长了3.2倍。其中成套设备的供应不断增长，使中国能够迅速建立起各种新企业或修复一些旧企业。[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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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工业基本建设的核心就是苏联在战争期间开始援建的重点项目，即人们常提到的156项引进工程中的第一批50个项目。1950年2月中苏领导人会谈的结果是苏联政府答应帮助中国援建恢复经济急需的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和军工部门的50个重点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因情况变化，撤销了1个项目，合并了2个项目，实际建设项目为47个。其中能源工业项目21个，占44.7%，改建和扩建项目22个，占46.8%，东北建设项目36个，占76.6%。[330]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援建工程带有恢复生产和为工业化打基础的性质。随着设计工作的进展和朝鲜战局趋向缓和，这些项目在恢复时期内陆续开始破土动工。从成套设备进口的完成情况看，这些项目是分阶段建成投产的。按国家统计局1953年3月11日的统计报告，1950～1953年中苏共签订技术成套设备进口合同68394万卢布，三年累计实际进口46974万卢布，完成合同68.7%。其中全部完成进口合同的有抚顺电站（一期）、阜新电站（一期）、西安电站（一期）、郑州电站、乌鲁木齐电站、丰满水电站（一、二期）、重庆电站、沈阳风动工具厂等8个项目，完成80%以上的有鞍山钢铁公司、抚顺铝厂（一期）、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沈阳机械一厂、富拉尔基电站（一期）、太原电站（一期）、大连化工厂等。[331]尽管这些重点项目完全建成投产尚待时日，但是到1952年全国固定资产实现新增金额合计已有59亿元，其中能源和原材料主要产品生产能力实现新增：电力22.2万瓩，煤炭开采1563.7万吨/年，生铁76.4万吨/年，钢锭55.8万吨/年，钢材33.6万吨/年。[332]苏联援建的项目对于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以及未来工业化建设的重大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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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苏联还应中国政府要求，援建了一些临时提出的项目。如1951年1月重工业部部长何长工和段子俊、沈鸿受命前往莫斯科，谈判由苏联紧急援建中国航空工业的计划。苏联对此十分重视，组成了以维辛斯基为首的七人委员会与中方谈判。经过一个多月的商谈，苏联答应帮助中国迅速建造年修理能力为3000台发动机和600架飞机的修造厂，当年即大修发动机1500台、飞机300架，而且同意了中方的意见，在中国进行设计，并尽快派专家赴华开展工作。考虑到航空工业对中国的紧迫性，苏联援助中国建设航空工业的协议送交斯大林后，只用3个小时就批准了。在这个基础上，1951年4月中国政府做出了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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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项工程的第二批项目是伴随中国经济发展“一五”计划的制定开始的。新中国的整个经济建设方针是以建立苏联模式为目标的，其核心就是在经济恢复的基础上形成以国有经济成分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早在1951年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便提出了为进行大规模计划经济建设做准备的设想。会议采纳周恩来的提议，成立了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6人组成的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领导小组。[334]到1952年8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和《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主要任务》。文件提出了今后五年经济建设的方针，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发展农业，加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发展。五年建设的中心环节是重工业，特别是钢铁、煤、电力、石油、机器制造、飞机、坦克、拖拉机、船舶、车辆制造、军事工业、有色金属、基础化学工业，在不妨碍重工业发展的前提下，按人力、物力的可能来发展其他经济部门。工业建设的速度，每年可递增20%。既要反对保守倾向，同时也要防止脱离实际的冒险倾向。首先在现有工业基础上发展，并准备和开始在中国大后方建立新的工业基地。工业建设必须采取苏联先进的统一的技术标准，并依靠苏联专家的指导和技术援助。总之，全党的领导和工作重心要转到经济建设方面，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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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经济计划方案的制定，自然要寻求苏联的帮助。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亲自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访问。23日和28日，周恩来分别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主要任务》、《中国国防军五年建设计划概要》等文件的俄译本送交苏联政府代表团和斯大林。双方约定，在苏联党政领导人看完这些文件后，中国政府代表团将与斯大林本人进行会谈。[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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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月3日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斯大林对中国的五年计划方案提出了如下意见：（1）认为在计划中规定工业发展的增长率为20%过高，应留有余地。经周恩来解释，以往三年的经验证明中国低估了自己的能力，斯大林便建议将总增长率定为15%，而在年度计划中定为20%。（2）计划中没有列入军事工业，并且对全部供货问题缺少总体说明。经周恩来说明，斯大林接受了军事工业投资占全部工业投资12%～13%的比例，中国可以按这个比例编制供货申请单。（3）计划中没有需要苏联援助项目的具体数据，而苏联方面研究这些计划并给予答复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斯大林同意周恩来先行回国，由李富春留下商谈具体计划。[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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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0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时，苏联国家计委主席萨布罗夫同刘少奇、李富春继续讨论“一五”计划问题，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建设性意见。萨布罗夫认为，把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的增长速度定为18%是难以实现的，建议改为11%～12%。关于苏联提供工业设备的问题，萨布罗夫认为不宜要求过多，尽管苏联可以提供这些设备，但要考虑到技术更新很快，应留有足够的资金购买新设备。关于派遣苏联专家的问题，萨布罗夫也提出，苏联专家不能太多，更不要由专家包办。中国应多派留学生和技术工人到苏联学习和实习，逐渐形成中国自己的技术队伍。经过对中方计划的充分研究，1953年2月，苏联组成以萨布罗夫为首的代表团与中方代表进行会谈，分组研究中国的五年计划方案，并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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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导人很重视这些意见。2月14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李富春电，认为苏方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案所提的各项意见，都是很宝贵而应该予以重视的。根据中国的客观实际和苏方的意见，五年计划确应放在可靠的基础上，减低工业生产总值年递增速度是肯定的。因此，可根据来电所提原则与其进行各项磋商，进一步考虑和修改我们原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2月17日、23日，周恩来召集朱德、习仲勋、曾山、贾拓夫和有关各部部长、国家计委委员及各局局长开会，讨论苏联国家计委对中国五年计划方案所提的意见，一致认为苏方的意见对中国制定五年计划有很大的帮助，同意将五年计划中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定为13.5%～15%，年度计划争取为20%左右，以保证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随后，周恩来复信通报了北京讨论的情况。[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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