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895261 第一次经济计划方案的制定，自然要寻求苏联的帮助。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亲自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访问。23日和28日，周恩来分别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主要任务》、《中国国防军五年建设计划概要》等文件的俄译本送交苏联政府代表团和斯大林。双方约定，在苏联党政领导人看完这些文件后，中国政府代表团将与斯大林本人进行会谈。[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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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63 在9月3日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斯大林对中国的五年计划方案提出了如下意见：（1）认为在计划中规定工业发展的增长率为20%过高，应留有余地。经周恩来解释，以往三年的经验证明中国低估了自己的能力，斯大林便建议将总增长率定为15%，而在年度计划中定为20%。（2）计划中没有列入军事工业，并且对全部供货问题缺少总体说明。经周恩来说明，斯大林接受了军事工业投资占全部工业投资12%～13%的比例，中国可以按这个比例编制供货申请单。（3）计划中没有需要苏联援助项目的具体数据，而苏联方面研究这些计划并给予答复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斯大林同意周恩来先行回国，由李富春留下商谈具体计划。[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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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65 1952年10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时，苏联国家计委主席萨布罗夫同刘少奇、李富春继续讨论“一五”计划问题，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建设性意见。萨布罗夫认为，把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的增长速度定为18%是难以实现的，建议改为11%～12%。关于苏联提供工业设备的问题，萨布罗夫认为不宜要求过多，尽管苏联可以提供这些设备，但要考虑到技术更新很快，应留有足够的资金购买新设备。关于派遣苏联专家的问题，萨布罗夫也提出，苏联专家不能太多，更不要由专家包办。中国应多派留学生和技术工人到苏联学习和实习，逐渐形成中国自己的技术队伍。经过对中方计划的充分研究，1953年2月，苏联组成以萨布罗夫为首的代表团与中方代表进行会谈，分组研究中国的五年计划方案，并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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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67 中国领导人很重视这些意见。2月14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李富春电，认为苏方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案所提的各项意见，都是很宝贵而应该予以重视的。根据中国的客观实际和苏方的意见，五年计划确应放在可靠的基础上，减低工业生产总值年递增速度是肯定的。因此，可根据来电所提原则与其进行各项磋商，进一步考虑和修改我们原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2月17日、23日，周恩来召集朱德、习仲勋、曾山、贾拓夫和有关各部部长、国家计委委员及各局局长开会，讨论苏联国家计委对中国五年计划方案所提的意见，一致认为苏方的意见对中国制定五年计划有很大的帮助，同意将五年计划中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定为13.5%～15%，年度计划争取为20%左右，以保证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随后，周恩来复信通报了北京讨论的情况。[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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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69 1953年5月18日，周恩来和高岗收到库兹涅佐夫大使送来的苏联国家计委关于中国“一五”计划任务的正式意见书，并报告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意见书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在肯定恢复时期中国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意见书认为，规定中国全部工业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0.4%，其中国营和公私合营工业为24%，都是过高的。工业发展速度提得过高会使物资和熟练干部不能集中使用，使五年计划的重要任务无法完成。苏方建议自1953年至1957年工业总产量年增长速度由20.4%改为14%～15%。意见书还提出，大工业的发展必须和能大量生产民用必需品的手工业的发展配合起来。中国拥有极丰富的劳动力和有经验的手艺人，手工业的发展具备许多有利条件，因此应该把这一点估计在五年计划之内。国家必须予以指导，供给其原料，实行手工业合作化，以保证其获得必要的发展。五年计划中必须特别注意农业问题，五年计划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应当是保证以粮食供应城市居民，以农业原料供应工业，尤其要注意扩大技术作物的生产，以适应日益发展的工业的需要。意见书接着指出，中方的草案没有对国家财政和金融问题给以应有的说明，而要完成五年计划的任务，尤其要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同时又要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必须制定有关财政和金融方面的措施。此外，草案对培养为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所需干部的计划问题也没有很好地给以说明。苏联经验证明，国家工业化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就是培养大量熟练干部，从劳动人民中培养知识分子。应当专门做出培养熟练工人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计划。第二天，中共中央讨论并通过了苏方的意见书。5月20日中央向莫斯科回文，并以电话将中央的意见通知李富春。[340]至此，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案原则上确定下来。[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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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71 在“一五”计划的基础上，中国开始了全面工业化建设。当然，还是离不开苏联的帮助。正像刘少奇在北京各界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三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的：“从今年起，我国已经进入大规模的计划建设的时期。为了把我们国家的建设工作做好，我们必须努力向苏联学习，必须把虚心学习和运用苏联的先进经验看作是推进我们国家建设工作的首要条件之一。”[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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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73 1952年8～9月，周恩来率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即将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和中国工业化建设问题。原则确定之后，李富春等继续留下与苏方商谈苏联援助的具体细节，历时8个月。苏联政府在对周恩来交付的“一五”计划重点工业项目逐一进行极为详细周密的研究后，除少数中国自己能办或因地质资源不明和“一五”计划期间无法上马的项目外，同意满足中国政府的要求，甚至增加了一些应该开办而中方没有考虑到的企业。双方最终确定，在1953～1959年内由苏联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91个企业。1953年5月15日，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其中确定的苏联援建项目为2个钢铁联合企业，各年产钢120万～150万吨；8个有色金属企业，年产锡3万吨，铝1.5万吨，钼精矿1万吨，钨精矿3万吨，钒钛精矿13万吨；8个矿井、1个煤炭联合厂，年产煤1990万吨，3个洗煤厂，年产煤450万吨；1个石油炼油厂，年处理原油100万吨；32个机器制造厂，其中年产冶金、矿山、石油设备7.5万吨，金属切削机床3.6万吨，载重汽车6万辆，拖拉机1.5万辆，轴承1000万个；16个动力机器及电力机器制造厂，年产发电机组各为36万瓩，并能扩大到60万瓩，以及其他无线电和电气产品；7个化学厂，其中3个化学厂年产氮肥18万吨，合成橡胶1.5万吨；10个火力发电站，年发电量共41.3万瓩；2个医药工业企业；1个食品工业企业，共91项。同时，还要帮助中国35个国防工业企业完成设计、设备供应，并给予其他技术援助。作为偿付，中国则要在1959年以前供应苏联16万吨钨精矿、11万吨锡、3万吨锑、3.5万吨钼精矿、9万吨橡胶，以及相当数量的农副产品。李富春报告说，包括在建的50个项目在内的这141个企业的建成，到1959年中国的工业能力将大大增长，在黑色冶金、有色金属、煤炭、电力、石油、机器制造、动力机械制造和化工方面，都将超过现有生产能力一倍以上，中国不仅将有自己的汽车工业和拖拉机工业，钢铁、煤炭、电力和石油等主要工业产品将达到苏联“一五”计划时的水平，接近或超过日本1937年的水平。[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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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75 当时，苏联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已经联共（布）十九大通过，为了帮助中国建设和改建这些企业，苏联必须重新调整计划、调度生产和安排人员。例如，除需派遣大量技术专家来华外，仅国内设计单位就要增加3万人。[344]此外，从选择厂址，搜集设计基础资料，进行设计（苏方承担70%～80%），供应设备（苏方承担50%～70%），无偿提供技术资料，直到指导建筑安装和开工运行，苏联都将给予全面的援助。[345]总之，正如周恩来给苏联政府备忘录的回文中所说，苏联政府对于建设和改建中国的91新企业和正在进行中的50个企业的援助以及其他方面对于发展中国经济的种种援助，将使中国人民“逐步地建立起自己的强大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这对于中国工业化和走向社会主义是具有极其重大作用的”。[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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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77 顺带说一下苏联根据1950年中苏协定向中国移交的企业和资产。虽然这些移交企业和资产与朝鲜战争没有直接关系，但对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也有相当重要的影响。1950年苏联政府将大连市苏联代管或租用的财产，苏联经济机构从日本所有者手中获得的财产，以及过去北京兵营的全部房产，无偿移交给中国。其中包括47个工厂、11所电影院、188处宅舍、33个仓库、23处地产，共302处。移交财产总数比协定签订时苏联照会所列清单还多18处。而且，苏联在移交前还为以后照常生产做了重要准备。如中苏合营的远东电业公司，所属工厂从12个扩大到21个，工人增加了4.5倍，产品种类也由原来的十几种增加到几百种。某机械厂的设备比建厂初期增加了200%，生产总值提高了439%。大连修造厂的生产率也比战后初期提高了36倍。对中国建设尤为有益的是这些企业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仅上述3 个工厂就培养技术人员4650余名。[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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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79 对于中国经济建设必不可少的科学技术资料，苏联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提供的，即图书资料交换和项目或设备进口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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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81 在1949年索菲亚经互会第二次会议上，确定了经互会成员国之间无偿交换科学技术资料的原则。中国虽不是经互会成员国，但苏联比照这一原则，以图书交换的方式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科技情报和文献。通过苏联科学院图书馆、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社会科学基础图书馆与中国相应单位之间的交换，苏联提供了大量基础性科技情报材料、图书和杂志。1950年9月29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下达指示，责成苏联科学院图书馆“重新审察1951年国际图书交换计划，目的是大大增加给人民民主国家科学机关的寄书量，其中要特别重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图书交流”，指示还提出“同人民民主国家进行图书交换，不要求他们数量相等”。在1952年通过的决定中，规定从1953年起，按照不对等原则，向人民民主国家每年多寄25%的科学书籍。因此，苏联科学院图书馆提高了给中国的寄书量。1950～1953年，苏联赠送给中国的图书共120842套（册），是中国赠送苏联图书数量的5倍。接受苏联科学出版物的中国机关达到300个，其中有31个大型图书馆。[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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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83 涉及援建工程或中国特别要求的具体项目和设备的技术资料，是通过双方外贸进出口公司提供给中国的。对于苏联提供的科学技术文件，中方实际上只需支付移交材料的成本费和复印费，即使这点费用，也不是每每交齐。而1953年5月15日签订的中苏经济合作协定则第一次以独立条款的形式确定了无偿向中国提供技术文件的原则。[349]对于中方提出的要求，苏联总是能够及时给予满足。如为了配合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周恩来致信莫洛托夫，希望苏联政府继续向中国提供以下方面的技术资料：苏联现行的工业产品标准，即国家标准、全苏标准、暂行技术条件及各企业的制造规格；建设矿山、工厂、学校、医院的典型设计；工业及交通企业的技术操作规程；机器制造图纸和先进企业的原材料、电力、燃料消耗的技术经济定额等。两天以后，莫洛托夫便答复同意满足中方的要求。[350]1950～1953年，苏联根据中苏两国政府间科学技术协定向中国提供科学文献和技术资料共2928套（件）。[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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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85 苏联对中国的物资和技术援助，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实现的。据中国档案材料，自1950年至1953年先后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工作的苏联专家共计1093人，截至1953年底已回国741人，留在各厂矿企业的尚有342人（其中包括重工业部系统159人、燃料工业部系统102人、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52人）。[352]而苏联有关材料统计，到中国工作的高级专家1951年为557人，1952年为258人，1953年为395人。[353]按这个统计，不算1950年，苏联来华专家（还是高级的）已达1210人。考虑到在华专家工作状况的复杂性（即有到期回国者和续聘、新聘者之交叉），以及计算标准的差异性（即有高级顾问、技术专家、教师和一般工作人员之分），出现上述统计上的差别是正常的。大体可以确定的数字是，朝鲜战争期间来华的苏联经济技术专家（不包括教师）总数至少在1100人以上，同期在华工作的保持在250～480人之间，专家来华的高潮是1951年和1953年，即两次确定援建重点项目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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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87 苏联专家对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中国首先感到不足的是设计力量。与确定第一批苏联援建项目相适应，1950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访苏时聘请了第一批16个苏联设计组。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建设东北部地区工业基地，中国政府又聘请了第二批3个苏联设计组。第三批23个苏联设计组是1951年聘请的。这样，到1951年夏，仅设计专家，苏联就派来了42个小组，其中30个安排在东北地区。[354]为了执行“一五”计划，中财委决定再请求苏联政府派出5个综合专家组于1952年下半年来华进行全国性规划、配置和设计工作，其任务是全国电气化规划，全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远景和产品品种方案确定，全国机械制造工业现有工厂调整和新厂建设规划，全国船舶工业工厂及铁路机车车辆制造厂的调整、扩建和新建规划。同时还有6项地质勘察工作需请求苏联帮助。[355]对于中方提出的设计要求，苏方都尽量予以满足。据李富春和宋邵文报告，在1952年底关于煤矿设计项目谈判中，对于中国提出的设计要求，苏联方面在可能的范围内全部予以接受，即使地质资料不完备，也“勉强接受设计”。[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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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89 苏联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了巨大帮助。例如，过去中国被认为是贫油国家，而苏联专家根据石油生成的原理并将中国地层构造与周边国家比较后指出：“中国处在油田国家的中间，中国地下石油资源是丰富的”。同时，苏联专家还传授了先进的油田勘探方法，解决了低压油田的产油问题。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三年来中国石油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倍，1952年的原油产量已超过1949年前最高产量的19.66%，从而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电力工业方面，苏联专家在阜新发电厂安装发电机工程中推广了16种先进施工方法，结果安装一部锅炉就节省人工25000个，透平发电机的基础工程缩短工时4/5。整个安装工程提前一个月竣工，降低成本60亿元，质量完全合乎苏联先进标准，受到毛泽东和高岗的嘉勉。[357]在煤炭工业方面，中国煤炭管理总局曾认为国内现有浅部煤层已开采完，而受技术条件限制又无法开采深部煤层和扩大采掘范围，因此要在1957年以前废弃120个矿井。后经苏联专家研究，恢复和扩建了大部分矿井，使得1952年全国煤矿生产能力比上年提高60%，更重要的是大部分矿井的服务年限延长了20～40年。各矿还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实行苏联新式采煤法，使厚煤层的回采率提高了20%～30%。在钢铁工业方面，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仅仅一年，各地炼铁炉且均已突破原设计能力，其中石景山250吨炼铁炉可炼铁376吨，太原50吨炼铁炉则创造了106吨的纪录。太原马丁炉接受苏联专家建议，采用热装法和吹风熔炼法炼钢，将每炉冶炼时间由过去的10小时42分缩短到4小时54分。天津马丁炉采用苏联专家的热修法，修炉时间由180小时减至60小时，提高效率两倍。重庆某钢厂轧制钢轨的设备已废置不用十余年，经苏联专家帮助，不仅重新启用，而且在国内首次轧制重型钢轨成功，使四川人民仰望了40年的成渝铁路得以动手修筑。在林业方面，苏联专家提出的木材流送新方案把流送损失率从10%降到1.37%，而他们的林业方格调查法使东北森林调查所需时间由25年缩短为5年。在农业方面，苏联专家介绍的深耕、密植、轮作、合理灌溉和施肥等先进经验，对于提高中国的农作技术贡献很大。北京双桥国营农场在苏联专家的直接指导下实行棉花密植，每亩产量提高了一倍。在工矿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也因得到苏联专家的帮助而大为改观，对于制订生产计划、确定生产责任制度、简化统计报表、建立经济核算制等各项工作，专家们都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并收到良好效果。此外，苏联专家还通过讲课等方式向中方人员传授经验和技术，在实际工作中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技术骨干，如1952年东北计划统计干部3万多人，其领导骨干大部分都是苏联专家培养的。[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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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91 苏联专家在生产技术领域为中国各行各业改进工艺、提高效率、节约成本、增加产量所做出的贡献更是不胜枚举。如石景山发电厂的重大事故从1949年的113次减少到1951年的2次；本溪煤铁公司炼铁厂低磷铁的合格率在三个月内从16%提高到88.5%，抚顺矿务局炼钢分厂钢锭合格率也提高到95.3%，超过以往标准15个百分点；1952年除新疆外全国原油产量即超过1949年前最高水平的19.66%，还有玉门优质油田和乌苏油田旺井的发现，老君庙旧油井的复活；山西浑河水库工程设计蓄水量增加2.25倍，投资节约2000亿元（旧币），等等。[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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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93 苏联专家不仅为中国带来了新的生产技术，而且在提高中国企业的管理水平方面发挥出显著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厂矿企业劳动纪律松弛，制度不健全，管理混乱。[360]针对这种状况，苏联专家小组认为需要立即进行制度上的整顿和改进，并于1954年1月建议中共中央责成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及其他部门合作解决这一问题。[361]半年后，政务院颁布了根据全国总工会建议制定的《国营企业内部劳动规则纲要》，并责成各企业主管部门根据《纲要》制定本部门的劳动规则。[362]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聘请的苏联专家契普洛夫不仅深入各省市解决实际问题，帮助沈阳、旅大、吉林等地编制预算，加强对企业财务的管理，而且对于领导机关的财政管理制度也提出很好建议，以致财政部请求政务院务必让他继续留在东北工作一年，并保证在这一年中组织干部加紧学习，力求提高，以能胜任工作。[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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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95 旧中国的工业管理大体上还处于手工业水平，如在电力系统，设备的检修和运行主要靠老师傅的经验和言传身带，没有一套统一的、科学的操作方法。1949年9月，石景山发电厂6号机发生重大事故，造成全北平大面积停电，于是聘请苏联专家到厂帮助处理。在修复设备的过程中，苏联专家不仅在计划检修、改革管理体制、改进设备和恢复铭牌出力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合理化建议，更重要的是为电厂编制了一套运行规程，要求工人按规程操作。这就从根本上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为此，中央燃料工业部将此规程作为典型规程印发到全国各电厂。[364]1950年，苏联专家又帮助东北电力企业建立经济核算制及各种安全发供电规程和机构。[365]应该说，是苏联专家为中国电力系统科学管理体制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冶金工业的管理工作也是苏联专家推动的。早在1951年1月，苏联专家就对鞍山钢铁公司的管理机构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整编意见。[366]同时，苏联专家还帮助东北的许多企业建立了各级计划机构，推行使用计划表格，确定生产责任制，实施“流水作业法”，大大加强了生产的科学管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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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97 从根本上解决缺乏科学技术人才问题的途径当然是培养中国自己的专家，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这方面的困难也是非常突出的。苏联帮助培养中国专家主要是通过接受中国留学生学习和技术干部实习两种途径。1951年8月，毛泽东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向斯大林要求，为了适应今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希望苏联为中国培养技术人才，并提出准备派遣375名学生和88名干部赴苏学习和实习。[368]中苏于1951年12月6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实践的条件的协定，1952年9月1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的协定。在这两个协定中，苏联都给予了比较优惠的条件。在苏联厂矿企业实习的中国技术干部，只需支付苏联专家和教师的讲课费，以及少量的实习费，其数额仅为实习指导者工资的10%～20%。而对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除教科书费和公用事业费外，中国政府仅向苏联政府支付50%的助学金。[369]据中国有关档案材料计算，1952年由中央和东北计委抽调在职干部273名，教育部及各经济部门所属高等院校挑选学生287名，派往苏联留学。同年到苏联实习的技术干部为中央9个部委174名，东北工业部所属各公司560名。1953年教育部准备送往苏联的留学生1100名，其中财经系统650名。在留学生派出计划之外，中央财经委还拟选派500～600名实习生。另外，根据当年中国技术进口公司和苏联技术出口公司签订的合同，苏联以提供科学技术援助的方式，接收了144名中国专家在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实习。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的专业主要集中在重工业和燃料工业系统，如在1952年中央各部派出的实习生中，占64.4%，在1952年财经系统的留学生中，占58.6%。[370]此外，在苏联科学院及其科学机关里学习的中国研究生1952年有11人，1953年有13人。[371]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向苏联派遣了大批留学生。据统计，1951年派往苏联留学的军事干部89名。1952年派出109名，其中海军（舰船）63名，空军（工程）30名，大连俄语学校10名，卫生学校6名。1953年原计划200名，后实际派出98名，即海军55名，测绘兵10名，卫生兵8名，装甲兵7，炮兵6名，通信兵6名，空军（飞行）6名。[372]苏联帮助建立的中国人民大学也已经开学，并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干部。[373]总之，到1954年初，在苏联高等学校留学的中国学生已有1252人，他们分散在12个城市，102所学校中。按照计划，下半年学生人数将增至1500人。[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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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99 总之，从1950年至1953年，中苏不仅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全面合作，在经济领域也是协调和互助的。苏联对中国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以及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构成了此期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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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301 1953年3月，在朝鲜战场的军事冲突和停战谈判都处于僵局的时候，斯大林去世了。如果说决定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是斯大林一生中做出的对国际局势产生重大影响的最后一次决策，那么派遣中国军队入朝作战则是毛泽东在创立新中国后做出的对共和国未来命运产生深远影响的第一次决策。他们之间在战争中的合作，为中苏同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不过，与此同时，研究者可以从中苏领导人之间大量的往来函电中看出，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党内的威望，以及斯大林娴熟的外交手段，这一切迫使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与苏联的交往中经常处于一种被动的和服从的地位。就毛泽东的性格而言，这种情况是难以持久下去的。这里无疑隐含着一种危机，如何处理中苏同盟关系中这个潜在矛盾，则是斯大林的继任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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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303 [1] 比较集中讨论这一问题的论文有Jon W.Huebner，“The Abortive Liberation of Taiwan，”China Quarterly，№ 110，June 1987，pp.256-275；周军：《新中国初期人民解放军未能遂行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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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305 [2] 战役计划原因初探》，《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1期；He Di，“The Last Campaign to Unify China：The CCP’s Unmaterialized Plan to Liberate Taiwan，1949-1950，”Chinese Historians，No.5，Spring 1992，pp.1-16；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泽东进攻台湾的计划》，《明报月刊》1994年7月号；沈志华：《50年代初美国对台政策的酝酿和武装侵占台湾的决策过程》，《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5期；胡哲峰：《粟裕与攻台作战的准备》，《军事历史》1997年第5期；陈东林：《1949年毛泽东为何未能下令进攻台湾》，《国史研究参阅资料》2001年第60期；王善中：《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什么未能解放台湾？》，《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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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307 [3] 俄国档案主要见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美国档案见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ed.），Tracking the Dragon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on China During the Era of Mao，1948-1976，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4；《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8卷）。中国近年出版的史料主要有《周文稿》和《刘文稿》，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以及再版的《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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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309 [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49年5月26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73-75，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c.136-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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