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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85 苏联对中国的物资和技术援助，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实现的。据中国档案材料，自1950年至1953年先后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工作的苏联专家共计1093人，截至1953年底已回国741人，留在各厂矿企业的尚有342人（其中包括重工业部系统159人、燃料工业部系统102人、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52人）。[352]而苏联有关材料统计，到中国工作的高级专家1951年为557人，1952年为258人，1953年为395人。[353]按这个统计，不算1950年，苏联来华专家（还是高级的）已达1210人。考虑到在华专家工作状况的复杂性（即有到期回国者和续聘、新聘者之交叉），以及计算标准的差异性（即有高级顾问、技术专家、教师和一般工作人员之分），出现上述统计上的差别是正常的。大体可以确定的数字是，朝鲜战争期间来华的苏联经济技术专家（不包括教师）总数至少在1100人以上，同期在华工作的保持在250～480人之间，专家来华的高潮是1951年和1953年，即两次确定援建重点项目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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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87 苏联专家对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中国首先感到不足的是设计力量。与确定第一批苏联援建项目相适应，1950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访苏时聘请了第一批16个苏联设计组。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建设东北部地区工业基地，中国政府又聘请了第二批3个苏联设计组。第三批23个苏联设计组是1951年聘请的。这样，到1951年夏，仅设计专家，苏联就派来了42个小组，其中30个安排在东北地区。[354]为了执行“一五”计划，中财委决定再请求苏联政府派出5个综合专家组于1952年下半年来华进行全国性规划、配置和设计工作，其任务是全国电气化规划，全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远景和产品品种方案确定，全国机械制造工业现有工厂调整和新厂建设规划，全国船舶工业工厂及铁路机车车辆制造厂的调整、扩建和新建规划。同时还有6项地质勘察工作需请求苏联帮助。[355]对于中方提出的设计要求，苏方都尽量予以满足。据李富春和宋邵文报告，在1952年底关于煤矿设计项目谈判中，对于中国提出的设计要求，苏联方面在可能的范围内全部予以接受，即使地质资料不完备，也“勉强接受设计”。[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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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89 苏联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了巨大帮助。例如，过去中国被认为是贫油国家，而苏联专家根据石油生成的原理并将中国地层构造与周边国家比较后指出：“中国处在油田国家的中间，中国地下石油资源是丰富的”。同时，苏联专家还传授了先进的油田勘探方法，解决了低压油田的产油问题。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三年来中国石油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倍，1952年的原油产量已超过1949年前最高产量的19.66%，从而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电力工业方面，苏联专家在阜新发电厂安装发电机工程中推广了16种先进施工方法，结果安装一部锅炉就节省人工25000个，透平发电机的基础工程缩短工时4/5。整个安装工程提前一个月竣工，降低成本60亿元，质量完全合乎苏联先进标准，受到毛泽东和高岗的嘉勉。[357]在煤炭工业方面，中国煤炭管理总局曾认为国内现有浅部煤层已开采完，而受技术条件限制又无法开采深部煤层和扩大采掘范围，因此要在1957年以前废弃120个矿井。后经苏联专家研究，恢复和扩建了大部分矿井，使得1952年全国煤矿生产能力比上年提高60%，更重要的是大部分矿井的服务年限延长了20～40年。各矿还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实行苏联新式采煤法，使厚煤层的回采率提高了20%～30%。在钢铁工业方面，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仅仅一年，各地炼铁炉且均已突破原设计能力，其中石景山250吨炼铁炉可炼铁376吨，太原50吨炼铁炉则创造了106吨的纪录。太原马丁炉接受苏联专家建议，采用热装法和吹风熔炼法炼钢，将每炉冶炼时间由过去的10小时42分缩短到4小时54分。天津马丁炉采用苏联专家的热修法，修炉时间由180小时减至60小时，提高效率两倍。重庆某钢厂轧制钢轨的设备已废置不用十余年，经苏联专家帮助，不仅重新启用，而且在国内首次轧制重型钢轨成功，使四川人民仰望了40年的成渝铁路得以动手修筑。在林业方面，苏联专家提出的木材流送新方案把流送损失率从10%降到1.37%，而他们的林业方格调查法使东北森林调查所需时间由25年缩短为5年。在农业方面，苏联专家介绍的深耕、密植、轮作、合理灌溉和施肥等先进经验，对于提高中国的农作技术贡献很大。北京双桥国营农场在苏联专家的直接指导下实行棉花密植，每亩产量提高了一倍。在工矿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也因得到苏联专家的帮助而大为改观，对于制订生产计划、确定生产责任制度、简化统计报表、建立经济核算制等各项工作，专家们都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并收到良好效果。此外，苏联专家还通过讲课等方式向中方人员传授经验和技术，在实际工作中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技术骨干，如1952年东北计划统计干部3万多人，其领导骨干大部分都是苏联专家培养的。[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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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91 苏联专家在生产技术领域为中国各行各业改进工艺、提高效率、节约成本、增加产量所做出的贡献更是不胜枚举。如石景山发电厂的重大事故从1949年的113次减少到1951年的2次；本溪煤铁公司炼铁厂低磷铁的合格率在三个月内从16%提高到88.5%，抚顺矿务局炼钢分厂钢锭合格率也提高到95.3%，超过以往标准15个百分点；1952年除新疆外全国原油产量即超过1949年前最高水平的19.66%，还有玉门优质油田和乌苏油田旺井的发现，老君庙旧油井的复活；山西浑河水库工程设计蓄水量增加2.25倍，投资节约2000亿元（旧币），等等。[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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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93 苏联专家不仅为中国带来了新的生产技术，而且在提高中国企业的管理水平方面发挥出显著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厂矿企业劳动纪律松弛，制度不健全，管理混乱。[360]针对这种状况，苏联专家小组认为需要立即进行制度上的整顿和改进，并于1954年1月建议中共中央责成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及其他部门合作解决这一问题。[361]半年后，政务院颁布了根据全国总工会建议制定的《国营企业内部劳动规则纲要》，并责成各企业主管部门根据《纲要》制定本部门的劳动规则。[362]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聘请的苏联专家契普洛夫不仅深入各省市解决实际问题，帮助沈阳、旅大、吉林等地编制预算，加强对企业财务的管理，而且对于领导机关的财政管理制度也提出很好建议，以致财政部请求政务院务必让他继续留在东北工作一年，并保证在这一年中组织干部加紧学习，力求提高，以能胜任工作。[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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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95 旧中国的工业管理大体上还处于手工业水平，如在电力系统，设备的检修和运行主要靠老师傅的经验和言传身带，没有一套统一的、科学的操作方法。1949年9月，石景山发电厂6号机发生重大事故，造成全北平大面积停电，于是聘请苏联专家到厂帮助处理。在修复设备的过程中，苏联专家不仅在计划检修、改革管理体制、改进设备和恢复铭牌出力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合理化建议，更重要的是为电厂编制了一套运行规程，要求工人按规程操作。这就从根本上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为此，中央燃料工业部将此规程作为典型规程印发到全国各电厂。[364]1950年，苏联专家又帮助东北电力企业建立经济核算制及各种安全发供电规程和机构。[365]应该说，是苏联专家为中国电力系统科学管理体制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冶金工业的管理工作也是苏联专家推动的。早在1951年1月，苏联专家就对鞍山钢铁公司的管理机构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整编意见。[366]同时，苏联专家还帮助东北的许多企业建立了各级计划机构，推行使用计划表格，确定生产责任制，实施“流水作业法”，大大加强了生产的科学管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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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97 从根本上解决缺乏科学技术人才问题的途径当然是培养中国自己的专家，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这方面的困难也是非常突出的。苏联帮助培养中国专家主要是通过接受中国留学生学习和技术干部实习两种途径。1951年8月，毛泽东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向斯大林要求，为了适应今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希望苏联为中国培养技术人才，并提出准备派遣375名学生和88名干部赴苏学习和实习。[368]中苏于1951年12月6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实践的条件的协定，1952年9月1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的协定。在这两个协定中，苏联都给予了比较优惠的条件。在苏联厂矿企业实习的中国技术干部，只需支付苏联专家和教师的讲课费，以及少量的实习费，其数额仅为实习指导者工资的10%～20%。而对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除教科书费和公用事业费外，中国政府仅向苏联政府支付50%的助学金。[369]据中国有关档案材料计算，1952年由中央和东北计委抽调在职干部273名，教育部及各经济部门所属高等院校挑选学生287名，派往苏联留学。同年到苏联实习的技术干部为中央9个部委174名，东北工业部所属各公司560名。1953年教育部准备送往苏联的留学生1100名，其中财经系统650名。在留学生派出计划之外，中央财经委还拟选派500～600名实习生。另外，根据当年中国技术进口公司和苏联技术出口公司签订的合同，苏联以提供科学技术援助的方式，接收了144名中国专家在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实习。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的专业主要集中在重工业和燃料工业系统，如在1952年中央各部派出的实习生中，占64.4%，在1952年财经系统的留学生中，占58.6%。[370]此外，在苏联科学院及其科学机关里学习的中国研究生1952年有11人，1953年有13人。[371]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向苏联派遣了大批留学生。据统计，1951年派往苏联留学的军事干部89名。1952年派出109名，其中海军（舰船）63名，空军（工程）30名，大连俄语学校10名，卫生学校6名。1953年原计划200名，后实际派出98名，即海军55名，测绘兵10名，卫生兵8名，装甲兵7，炮兵6名，通信兵6名，空军（飞行）6名。[372]苏联帮助建立的中国人民大学也已经开学，并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干部。[373]总之，到1954年初，在苏联高等学校留学的中国学生已有1252人，他们分散在12个城市，102所学校中。按照计划，下半年学生人数将增至1500人。[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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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299 总之，从1950年至1953年，中苏不仅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全面合作，在经济领域也是协调和互助的。苏联对中国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以及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构成了此期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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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301 1953年3月，在朝鲜战场的军事冲突和停战谈判都处于僵局的时候，斯大林去世了。如果说决定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是斯大林一生中做出的对国际局势产生重大影响的最后一次决策，那么派遣中国军队入朝作战则是毛泽东在创立新中国后做出的对共和国未来命运产生深远影响的第一次决策。他们之间在战争中的合作，为中苏同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不过，与此同时，研究者可以从中苏领导人之间大量的往来函电中看出，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党内的威望，以及斯大林娴熟的外交手段，这一切迫使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与苏联的交往中经常处于一种被动的和服从的地位。就毛泽东的性格而言，这种情况是难以持久下去的。这里无疑隐含着一种危机，如何处理中苏同盟关系中这个潜在矛盾，则是斯大林的继任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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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303 [1] 比较集中讨论这一问题的论文有Jon W.Huebner，“The Abortive Liberation of Taiwan，”China Quarterly，№ 110，June 1987，pp.256-275；周军：《新中国初期人民解放军未能遂行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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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305 [2] 战役计划原因初探》，《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1期；He Di，“The Last Campaign to Unify China：The CCP’s Unmaterialized Plan to Liberate Taiwan，1949-1950，”Chinese Historians，No.5，Spring 1992，pp.1-16；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泽东进攻台湾的计划》，《明报月刊》1994年7月号；沈志华：《50年代初美国对台政策的酝酿和武装侵占台湾的决策过程》，《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5期；胡哲峰：《粟裕与攻台作战的准备》，《军事历史》1997年第5期；陈东林：《1949年毛泽东为何未能下令进攻台湾》，《国史研究参阅资料》2001年第60期；王善中：《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什么未能解放台湾？》，《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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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307 [3] 俄国档案主要见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美国档案见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ed.），Tracking the Dragon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on China During the Era of Mao，1948-1976，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4；《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8卷）。中国近年出版的史料主要有《周文稿》和《刘文稿》，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以及再版的《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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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309 [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49年5月26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73-75，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c.136-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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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311 [5] 《毛泽东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6月14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101-111，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c.14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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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313 [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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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315 [7] 《叶飞回忆录》，第452页；《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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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317 [8] 《粟裕年谱》，第4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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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319 [9] 《粟裕年谱》，第471～472页；中国军事博物馆编著《毛泽东军事活动纪事（1893～1976）》，解放军出版社，1994，第811～8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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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321 [10] 关于1949年冬占领台湾的想法，从目前的资料看，毛泽东只对粟裕讲过这一次。粟裕在12月17日召开的三野干部会上曾说“原来预定今年打台湾的”（《粟裕年谱》，第489页），显然就是根据毛泽东的6月21日电报。在其他场合，毛泽东说的都是1950年夏季或下半年进攻台湾。很可能，毛泽东当时还没有考虑好这个问题，但他占领台湾的急切心情，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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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323 [11] ORE 76-49，Survival Potential of Residual Non-communist Regimes in China，October 19，1949，CIA Research Reports，Reel-1-0316，pp.316-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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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325 [12] 杨国宇主编《当代中国海军》，第26、58～61页；张爱萍：《忆创建人民海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海军·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9，第1～8页。据中情局的估计，起义或被俘获的国民党舰船（包括3艘护卫驱逐舰），“大部分不能航行”。见ORE 76-49，Survival Potential of Residual Non-communist Regimes in China，October 19，1949，CIA Research Reports，Reel-1-0316，pp.316-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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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327 [13] 王定烈主编《当代中国空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37～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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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329 [14] 《粟裕年谱》，第4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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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331 [15]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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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5333 [16] 《斯大林与中共代表团会谈纪要》（1949年6月27日），АПРФ，ф.45，оп.1，д.329，л.1-7，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c.148-151。这个纪要是经过斯大林审阅的，并按照他的指示，由科瓦廖夫进行了补充和修改。档案原件显示，斯大林修改会谈纪要时在这里画了一个问号，并划掉了“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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