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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专家在生产技术领域为中国各行各业改进工艺、提高效率、节约成本、增加产量所做出的贡献更是不胜枚举。如石景山发电厂的重大事故从1949年的113次减少到1951年的2次;本溪煤铁公司炼铁厂低磷铁的合格率在三个月内从16%提高到88.5%,抚顺矿务局炼钢分厂钢锭合格率也提高到95.3%,超过以往标准15个百分点;1952年除新疆外全国原油产量即超过1949年前最高水平的19.66%,还有玉门优质油田和乌苏油田旺井的发现,老君庙旧油井的复活;山西浑河水库工程设计蓄水量增加2.25倍,投资节约2000亿元(旧币),等等。[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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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专家不仅为中国带来了新的生产技术,而且在提高中国企业的管理水平方面发挥出显著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厂矿企业劳动纪律松弛,制度不健全,管理混乱。[360]针对这种状况,苏联专家小组认为需要立即进行制度上的整顿和改进,并于1954年1月建议中共中央责成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及其他部门合作解决这一问题。[361]半年后,政务院颁布了根据全国总工会建议制定的《国营企业内部劳动规则纲要》,并责成各企业主管部门根据《纲要》制定本部门的劳动规则。[362]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聘请的苏联专家契普洛夫不仅深入各省市解决实际问题,帮助沈阳、旅大、吉林等地编制预算,加强对企业财务的管理,而且对于领导机关的财政管理制度也提出很好建议,以致财政部请求政务院务必让他继续留在东北工作一年,并保证在这一年中组织干部加紧学习,力求提高,以能胜任工作。[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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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的工业管理大体上还处于手工业水平,如在电力系统,设备的检修和运行主要靠老师傅的经验和言传身带,没有一套统一的、科学的操作方法。1949年9月,石景山发电厂6号机发生重大事故,造成全北平大面积停电,于是聘请苏联专家到厂帮助处理。在修复设备的过程中,苏联专家不仅在计划检修、改革管理体制、改进设备和恢复铭牌出力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合理化建议,更重要的是为电厂编制了一套运行规程,要求工人按规程操作。这就从根本上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为此,中央燃料工业部将此规程作为典型规程印发到全国各电厂。[364]1950年,苏联专家又帮助东北电力企业建立经济核算制及各种安全发供电规程和机构。[365]应该说,是苏联专家为中国电力系统科学管理体制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冶金工业的管理工作也是苏联专家推动的。早在1951年1月,苏联专家就对鞍山钢铁公司的管理机构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整编意见。[366]同时,苏联专家还帮助东北的许多企业建立了各级计划机构,推行使用计划表格,确定生产责任制,实施“流水作业法”,大大加强了生产的科学管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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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解决缺乏科学技术人才问题的途径当然是培养中国自己的专家,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这方面的困难也是非常突出的。苏联帮助培养中国专家主要是通过接受中国留学生学习和技术干部实习两种途径。1951年8月,毛泽东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向斯大林要求,为了适应今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希望苏联为中国培养技术人才,并提出准备派遣375名学生和88名干部赴苏学习和实习。[368]中苏于1951年12月6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实践的条件的协定,1952年9月1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的协定。在这两个协定中,苏联都给予了比较优惠的条件。在苏联厂矿企业实习的中国技术干部,只需支付苏联专家和教师的讲课费,以及少量的实习费,其数额仅为实习指导者工资的10%~20%。而对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除教科书费和公用事业费外,中国政府仅向苏联政府支付50%的助学金。[369]据中国有关档案材料计算,1952年由中央和东北计委抽调在职干部273名,教育部及各经济部门所属高等院校挑选学生287名,派往苏联留学。同年到苏联实习的技术干部为中央9个部委174名,东北工业部所属各公司560名。1953年教育部准备送往苏联的留学生1100名,其中财经系统650名。在留学生派出计划之外,中央财经委还拟选派500~600名实习生。另外,根据当年中国技术进口公司和苏联技术出口公司签订的合同,苏联以提供科学技术援助的方式,接收了144名中国专家在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实习。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的专业主要集中在重工业和燃料工业系统,如在1952年中央各部派出的实习生中,占64.4%,在1952年财经系统的留学生中,占58.6%。[370]此外,在苏联科学院及其科学机关里学习的中国研究生1952年有11人,1953年有13人。[371]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向苏联派遣了大批留学生。据统计,1951年派往苏联留学的军事干部89名。1952年派出109名,其中海军(舰船)63名,空军(工程)30名,大连俄语学校10名,卫生学校6名。1953年原计划200名,后实际派出98名,即海军55名,测绘兵10名,卫生兵8名,装甲兵7,炮兵6名,通信兵6名,空军(飞行)6名。[372]苏联帮助建立的中国人民大学也已经开学,并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干部。[373]总之,到1954年初,在苏联高等学校留学的中国学生已有1252人,他们分散在12个城市,102所学校中。按照计划,下半年学生人数将增至1500人。[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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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1950年至1953年,中苏不仅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全面合作,在经济领域也是协调和互助的。苏联对中国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以及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构成了此期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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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3月,在朝鲜战场的军事冲突和停战谈判都处于僵局的时候,斯大林去世了。如果说决定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是斯大林一生中做出的对国际局势产生重大影响的最后一次决策,那么派遣中国军队入朝作战则是毛泽东在创立新中国后做出的对共和国未来命运产生深远影响的第一次决策。他们之间在战争中的合作,为中苏同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不过,与此同时,研究者可以从中苏领导人之间大量的往来函电中看出,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党内的威望,以及斯大林娴熟的外交手段,这一切迫使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与苏联的交往中经常处于一种被动的和服从的地位。就毛泽东的性格而言,这种情况是难以持久下去的。这里无疑隐含着一种危机,如何处理中苏同盟关系中这个潜在矛盾,则是斯大林的继任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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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比较集中讨论这一问题的论文有Jon W.Huebner,“The Abortive Liberation of Taiwan,”China Quarterly,№ 110,June 1987,pp.256-275;周军:《新中国初期人民解放军未能遂行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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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战役计划原因初探》,《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1期;He Di,“The Last Campaign to Unify China:The CCP’s Unmaterialized Plan to Liberate Taiwan,1949-1950,”Chinese Historians,No.5,Spring 1992,pp.1-16;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泽东进攻台湾的计划》,《明报月刊》1994年7月号;沈志华:《50年代初美国对台政策的酝酿和武装侵占台湾的决策过程》,《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5期;胡哲峰:《粟裕与攻台作战的准备》,《军事历史》1997年第5期;陈东林:《1949年毛泽东为何未能下令进攻台湾》,《国史研究参阅资料》2001年第60期;王善中:《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什么未能解放台湾?》,《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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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俄国档案主要见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美国档案见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ed.),Tracking the Dragon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on China During the Era of Mao,1948-1976,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4;《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8卷)。中国近年出版的史料主要有《周文稿》和《刘文稿》,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以及再版的《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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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49年5月26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73-75,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c.136-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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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毛泽东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6月14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101-111,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c.14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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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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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叶飞回忆录》,第452页;《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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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粟裕年谱》,第4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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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粟裕年谱》,第471~472页;中国军事博物馆编著《毛泽东军事活动纪事(1893~1976)》,解放军出版社,1994,第811~8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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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关于1949年冬占领台湾的想法,从目前的资料看,毛泽东只对粟裕讲过这一次。粟裕在12月17日召开的三野干部会上曾说“原来预定今年打台湾的”(《粟裕年谱》,第489页),显然就是根据毛泽东的6月21日电报。在其他场合,毛泽东说的都是1950年夏季或下半年进攻台湾。很可能,毛泽东当时还没有考虑好这个问题,但他占领台湾的急切心情,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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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ORE 76-49,Survival Potential of Residual Non-communist Regimes in China,October 19,1949,CIA Research Reports,Reel-1-0316,pp.316-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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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杨国宇主编《当代中国海军》,第26、58~61页;张爱萍:《忆创建人民海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海军·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9,第1~8页。据中情局的估计,起义或被俘获的国民党舰船(包括3艘护卫驱逐舰),“大部分不能航行”。见ORE 76-49,Survival Potential of Residual Non-communist Regimes in China,October 19,1949,CIA Research Reports,Reel-1-0316,pp.316-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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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王定烈主编《当代中国空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37~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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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粟裕年谱》,第4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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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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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斯大林与中共代表团会谈纪要》(1949年6月27日),АПРФ,ф.45,оп.1,д.329,л.1-7,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c.148-151。这个纪要是经过斯大林审阅的,并按照他的指示,由科瓦廖夫进行了补充和修改。档案原件显示,斯大林修改会谈纪要时在这里画了一个问号,并划掉了“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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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刘少奇致斯大林信》(1949年7月6日),АПРФ,ф.45,оп.1,д.328,л.51-55,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6,№5,с.84-88;《刘文稿》第1册,第26~27页。《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电》(1949年7月18日),《刘文稿》第1册,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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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刘少奇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АПРФ,ф.45,оп.1,д.328,л.11-50,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с.15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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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毛泽东给刘少奇并转交斯大林电》(1949年7月25日),АПРФ,ф.45,оп.1,д.328,л.137-140,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V,К.2,с.17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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