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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粟裕年谱》，第4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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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详见《潘国华给蒋介石的报告》（1950年4月16日）、《金门区研究小组会议记录》（1950年5月27日）、《胡琏致陈诚信》（1950年6月6日），台北“国史馆”藏：特交档案·军事，100：2CKSP、100：3CK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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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9，台北，中正文教基金会，2002，第195～199页。直到7月14日，蒋介石仍认为“金门部队之撤防应即实施”。《蒋介石日记》，1950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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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第七舰队为阻止台湾澎湖被侵作战计划大纲》（1950年9月），台北“国使馆”藏：特交档案，002-080106-048-002，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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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日本学者中岛岭雄曾撰文比较集中地介绍了这种理论。见Mineo Nakajima，“The Sino-Soviet Confrontation：Its Roots in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Korean War，”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1979，pp.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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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见Goncharov，Lewis，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pp.13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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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维辛斯基致什特科夫电》（1949年4月17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4月20日），《朝鲜战争俄档》第2卷，第211、214～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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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5月15日），《朝鲜战争俄档》第2卷，第236～239页；《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1949年5月18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59-61。还可参见《通金致斯大林电》（1949年9月14日），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3，л.4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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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编印，1949，第76～77页；《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6月22日、7月13日），《朝鲜战争俄档》第2卷，第262～269、280～282页。参见金东吉《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师回朝鲜问题新探》，《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103～114页；金景一《关于中国军队中朝鲜官兵返回朝鲜的历史考察》，《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第52～61页；徐龙男《延边籍朝鲜人民军退伍军人采访录》，《冷战国际史研究》第7辑（2008年冬季号），第265～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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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1946年8月以后，原朝鲜义勇军和东北民主联军中的部分朝鲜族官兵，在金光侠、姜健、崔光等人的率领下分批回国，并接受了苏联顾问的指导。这是第一批回国的朝鲜族部队。在此基础上，1947年2月成立了朝鲜人民军。见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第241页；金景一《关于中国军队中朝鲜官兵返回朝鲜的历史考察》，《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第58页；徐龙男《延边籍朝鲜人民军退伍军人采访录》，《冷战国际史研究》第7辑（2008年冬季号），第265～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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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聂荣臻转林彪报告致毛泽东电》（1949年12月29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8-9，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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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莫斯科致什特科夫电（发电人不明）》（1950年1月8日），《朝鲜战争俄档》第3卷，第3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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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什特科夫致莫斯科电（收电人不明）》（1950年1月11日），《朝鲜战争俄档》第3卷，第382～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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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刘文稿》第1册，第319～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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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参见《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2，第7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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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刘少奇致毛泽东电》（1950年1月22日）、《刘少奇致林彪电》（1950年1月28日），《刘文稿》第1册，第320～321页。俄文的相关档案见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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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朴明林：《韩国战争的爆发和起源》，未发表的博士论文（韩文），1994年8月；徐龙男：《延边籍朝鲜人民军退伍军人采访录》，《冷战国际史研究》第7辑（2008年冬季号），第265～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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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朝鲜是中国亲密的邻邦共患难的战友》，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政治部编印，1950，第20～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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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详见本书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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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50年3月21日），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3，л.94-95。档案原件所附清单为手写稿，没有签名和日期。根据内容判断为什特科夫电报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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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1月31日），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3，л.92-93；《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50年3月21、24日），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3，л.94-95，96-97。过去有一种说法，似乎金日成是在毛泽东访苏期间到达莫斯科的，而且就在那里与斯大林、毛泽东商谈了战争的问题。现在的档案文献证明，这个情况是不存在的。详细的讨论见沈志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1期，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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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见Kim Chullbaum（ed.），The Truth About the Korean War：Testimony 40 Years Later，Seoul：Eulyoo Publishing Co.，Lrd.，1991，pp.105-106；Kathryn Weathersby，“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New Documentary Evidence，”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Relations，Vol.2，No.4，1993，p.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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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苏联外交部的报告》（1966年8月9日），ЦХСД，ф.5，оп.58，д.266，л.122-131，转引自Weathersby，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pp.44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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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有关的档案尚未披露，这里依据的主要是当事人的回忆。见Goncharov，Lewis and Xue，Uncertain Partner，pp.143-145；Kim Chullbaum（ed.），The Truth About the Korean War，pp.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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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斯大林致罗申电》（1950年5月3日），АПРФ ф.45，о.1，д.331，л.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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