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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毛泽东致高岗、金日成电》（1951年6月13日），АПРФ，ф.45，оп.1，д.339，л.5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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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1年6月24日），АПРФ，ф.45，оп.1，д.339，л.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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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关于苏联促成中美双方达成谈判条件的详细情况，详见《葛罗米柯与柯克会谈记录》（1951年6月27日），АПРФ，ф.3，оп.65，д.828，л.181-187；《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转交的关于举行朝鲜停战谈判的四个文件》，АПРФ，ф.3，оп.65，д.828，л.189-191；《毛泽东与斯大林往来电报》（1951年6月30日），АПРФ，ф.45，оп.1，д.339，л.90-91，92，93-94，95-96。参见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Г.Н.（под.ред.）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49-1952，Москва：МФД，2006，с.385-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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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至少到1951年11月中旬，毛泽东仍然相信有关战俘问题不难达成协议。见《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1年11月14日），АПРФ，ф.45，оп.1，д.342，л.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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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2年2月8日），АПРФ，ф.45，оп.1，д.342，л.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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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 《拉祖瓦耶夫1952年第一季度工作报告》，转引自Волохова А.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перемирии в Корее，1951-1953г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0，№2，с.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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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拉祖瓦耶夫1952年第二季度工作报告》，转引自Волохова，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перемирии в Корее，с.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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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维辛斯基致莫洛托夫电》（1952年7月7日），《朝鲜战争俄档》第14卷，第1876～18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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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49～250页。关于美国对停战谈判策略的转变及其原因，详见沈志华《对日和约与朝鲜停战谈判》，《史学集刊》2006年第1期，第66～75页。更新的研究见邓峰《追求霸权：杜鲁门政府对朝鲜停战谈判的政策》，《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第34～45页；《艾森豪威尔政府结束朝鲜停战的政策分析》，《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9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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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交致金日成15日电），1952年7月18日，АПРФ，ф.45，оп.1，д.348，л.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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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交致金日成15日电）》（1952年7月18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转交金日成16日电）》（1952年7月18日），АПРФ，ф.45，оп.1，д.348，л.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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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拉祖瓦耶夫致斯大林电（转交金日成16日电）》（1952年7月17日），АПРФ，ф.45，оп.1，д.348，л.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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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49～250页；《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第279～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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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2年7月16日），АПРФ，ф.45，оп.1，д.343，л.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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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斯大林与金日成、彭德怀的会谈记录》（1952年9月4日），《朝鲜战争俄档》第15卷，第1932～19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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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领导人改变了立场，主张立即停战，并说服中国接受了美国的停战条件。详见沈志华《1953年朝鲜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世界史》2001年第2期，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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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聂荣臻回忆录》，第757～7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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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28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0年10月29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62-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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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斯大林致周恩来电》（1950年11月17日），АПРФ，ф.45，оп.1，д.335，л.122-12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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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1951年2月12日）、《斯大林致周恩来电》（1951年2月16日），АПРФ，ф.45，оп.1，д.337，л.58-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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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1年5月22日），АПРФ，ф.45，оп.1，д.338，л.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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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以上材料均是笔者根据2001年6～9月多次对王亚志的访问记录整理的。参见王亚志《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沈志华、李丹慧整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第28～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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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安德烈耶夫对中共文件〈关于中国的经济形势〉的评述》（1950年2月13日），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407，л.51-53，Мясников В .С.（под ред.）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1950-е годы，т.2，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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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1952年9月3日），АПРФ，ф.45，оп.1，д.329，л.75-87。中国档案提供的数字与此略有不同，分别为38.19%和45.64%。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3～1957）·综合卷》，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第872、8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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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对外贸易卷》，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第461～4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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