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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 《人民日报》1951年11月4日，第4版；1950年10月6日，第1版；《经济档案（1949～1952）·工业卷》，第753～7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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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天津、武汉、郑州等地对有关情况的报告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3～1957）·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第321～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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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TsKhSD，f.5，op.28，roll.5104，no.138（January-October 1954），D.Kaple，“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in the 1950s，”Westad（ed.），Brothers in Arms，pp.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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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经济档案（1953～1957）·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第316～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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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关于请求让苏联专家继续留住一年的报告》（1953年1月7日），辽宁省档案馆藏：ZA31/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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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薛启宇主编《中共北京石景山发电总厂历史大事（1948～1995）》，中共北京石景山发电总厂党史征编办公室，1999年印制，第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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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人民日报》1952年12月15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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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 《鞍山钢铁公司关于苏联专家对鞍钢管理机构整编意见给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的报告》（1951年1月13日），鞍山钢铁公司档案馆藏：50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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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 《人民日报》1951年2月15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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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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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Филатов Л.В.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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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 参见《经济档案（1949～1952）·工业卷》，第787～791页；Филатов Л.В.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с.11。其中百分比为笔者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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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Филатов Л.В.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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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肖向荣工作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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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 1950年人大在校生（主要是调干生）有正规班1565人，短期班1083人，还有预备班270人。见Douglas A.Stiffler，“Building Socialism at 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Chinese Cadres and Soviet Exper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49-1957，”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2002，Unpublished，pp.147，149-15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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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 《刘文稿》第6册，第114～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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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第五章 苏联调整对华政策与中苏同盟“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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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大大提高了毛泽东和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威望和影响，对此莫斯科的新领导人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中苏关系在斯大林晚年却处于一种十分微妙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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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层，双方出于各自长远利益的考虑已经结成政治和军事同盟，朝鲜战争中的相互帮助和支持也体现了这一同盟的现实意义。然而，苏联人高高在上的大国主义心态及其表现，始终令毛泽东耿耿于怀。尽管斯大林本人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但历史的惯性仍在发挥作用。[1]新中国无疑是把苏联摆在对外关系的第一位，而苏联当时尚未把对华关系摆在显著的地位。苏联外交方针的传统就是欧洲第一，关于这一点，直到1956年初中国外交部召开使节会议时，驻外大使还纷纷反映，与苏联外交人员共同语言很少，话不投机，感觉苏联看不起亚洲和非洲，只强调欧洲的重要性。[2]这不仅表现为政府的外交行为，甚至在党的系统也是如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最初6年里，苏共中央一直把中国列入东亚国家名单，与朝鲜、蒙古、日本并列。从1949年10月起，中国事务与朝鲜和蒙古一样，归属苏共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东亚局管理。1953年3月成立苏共中央对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但列入其管辖范围的都是东欧国家，中国仍然留在负责与东亚国家联络的机构中。1955年10月对外联络部改组，中国才和朝鲜、越南、蒙古一起被划归联络部新成立的东方人民民主国家局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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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层，由于斯大林履行1950年协定，如期归还长春铁路，又帮助中国进行经济建设，所以1952年9月周恩来访问莫斯科的公报发表后，苏联在中国受到普遍拥护，新华社内部刊物在报道上海各界的反应时说：“这与两年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公布时的混乱状况相比，已有极大改变。虽然也有人对延长旅顺基地使用期限不满，但总体来说，反应不大”。[3]不过，对于苏联的整体认识和印象，中国民众仍然存有很大的疑虑。这种情况在旅大地区更加突出。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驻旅大之初纪律涣散，奸污妇女、强夺民财等事情几乎每天都有发生。[4]虽然后来苏联军事当局采取极其严厉的惩治措施（包括就地枪决），改变了这种状况，但给当地居民留下的恶劣印象难以很快消除。根据内部报道，直到1952年底，旅大地区民众对苏军不友好的事件屡屡发生，有的甚至十分严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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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中苏关系表面的友谊隐含着一种不容乐观的前景。然而，在莫斯科的新领导人中，真正关注这个问题的只有赫鲁晓夫。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党内围绕继承人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当时苏联的领导核心中，马林科夫兼任苏共中央主席团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最高，贝利亚掌管安全部和内务部，势力最大，再加上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老近卫军”重返政治舞台，赫鲁晓夫所处的地位最不起眼，只是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排名第五，只管党务。[6]不过，凭借政治经验和权术，赫鲁晓夫很快就联合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击败了贝利亚，并坐上了第一书记的宝座。[7]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利用他在苏共中央的地位和权力，反复强调中苏同盟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重要性，[8]努力促进对华方针的调整，并首先通过党的系统推动向中国提供大规模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工作。[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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