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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大大提高了毛泽东和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威望和影响，对此莫斯科的新领导人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中苏关系在斯大林晚年却处于一种十分微妙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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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层，双方出于各自长远利益的考虑已经结成政治和军事同盟，朝鲜战争中的相互帮助和支持也体现了这一同盟的现实意义。然而，苏联人高高在上的大国主义心态及其表现，始终令毛泽东耿耿于怀。尽管斯大林本人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但历史的惯性仍在发挥作用。[1]新中国无疑是把苏联摆在对外关系的第一位，而苏联当时尚未把对华关系摆在显著的地位。苏联外交方针的传统就是欧洲第一，关于这一点，直到1956年初中国外交部召开使节会议时，驻外大使还纷纷反映，与苏联外交人员共同语言很少，话不投机，感觉苏联看不起亚洲和非洲，只强调欧洲的重要性。[2]这不仅表现为政府的外交行为，甚至在党的系统也是如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最初6年里，苏共中央一直把中国列入东亚国家名单，与朝鲜、蒙古、日本并列。从1949年10月起，中国事务与朝鲜和蒙古一样，归属苏共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东亚局管理。1953年3月成立苏共中央对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但列入其管辖范围的都是东欧国家，中国仍然留在负责与东亚国家联络的机构中。1955年10月对外联络部改组，中国才和朝鲜、越南、蒙古一起被划归联络部新成立的东方人民民主国家局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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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层，由于斯大林履行1950年协定，如期归还长春铁路，又帮助中国进行经济建设，所以1952年9月周恩来访问莫斯科的公报发表后，苏联在中国受到普遍拥护，新华社内部刊物在报道上海各界的反应时说：“这与两年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公布时的混乱状况相比，已有极大改变。虽然也有人对延长旅顺基地使用期限不满，但总体来说，反应不大”。[3]不过，对于苏联的整体认识和印象，中国民众仍然存有很大的疑虑。这种情况在旅大地区更加突出。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驻旅大之初纪律涣散，奸污妇女、强夺民财等事情几乎每天都有发生。[4]虽然后来苏联军事当局采取极其严厉的惩治措施（包括就地枪决），改变了这种状况，但给当地居民留下的恶劣印象难以很快消除。根据内部报道，直到1952年底，旅大地区民众对苏军不友好的事件屡屡发生，有的甚至十分严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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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中苏关系表面的友谊隐含着一种不容乐观的前景。然而，在莫斯科的新领导人中，真正关注这个问题的只有赫鲁晓夫。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党内围绕继承人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当时苏联的领导核心中，马林科夫兼任苏共中央主席团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最高，贝利亚掌管安全部和内务部，势力最大，再加上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老近卫军”重返政治舞台，赫鲁晓夫所处的地位最不起眼，只是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排名第五，只管党务。[6]不过，凭借政治经验和权术，赫鲁晓夫很快就联合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击败了贝利亚，并坐上了第一书记的宝座。[7]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利用他在苏共中央的地位和权力，反复强调中苏同盟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重要性，[8]努力促进对华方针的调整，并首先通过党的系统推动向中国提供大规模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工作。[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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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一 赫鲁晓夫把中苏关系推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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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是性情中人，当然很注意个人感情问题。在毛泽东60岁诞辰前夕，赫鲁晓夫抓住时机，提出并亲自主持给毛泽东写祝贺信。根据他的指示，1953年12月16日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波斯佩洛夫起草了贺信，信中对毛泽东赞扬说：“您辉煌的一生是与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自其无限忠诚于战无不胜的马列主义学说，并创造性地把这一学说运用于自己的各方面实践。您在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领域所撰写的杰出著作就是把马列主义创造性地与中国具体历史条件相结合的鲜明范例”。[10]肯定是赫鲁晓夫对贺信的措辞还不满意，几天后，波斯佩洛夫又递交了一份修改稿。修改稿的文字更加简练，但对毛泽东的评价大大提高，关于马列主义的这段话改为：“您英明地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和新的人民民主中国的建设相结合，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学说”。[11]最后的定稿不仅更加突出了在运用马列主义中毛泽东个人的作用，而且肯定他“发展了”马列主义，而这个荣誉只有斯大林曾经享有。此后，赫鲁晓夫便开始了推动中苏关系发展的一系列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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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督促有关部门尽快确定和落实对中国“一五”计划时期的援建项目。在1952年8～9月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斯大林在原则上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要求，答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具体项目需待苏方有关部门审查两个月后再行协商。[12]由于中方提出的项目庞大而繁杂，要求的设计和供货期限又短，特别是原始资料和基本数据准备不足，以及缺乏外交谈判的经验，以李富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与以米高扬为首的苏联代表团之间的谈判进展十分困难。[13]直到1953年5月15日双方才签署了《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决定在1953年至1959年内，援助中国建设和改建91个企业，同时完成1953年4月以前苏联援建的50个企业，共为141个企业。李富春后来就此报告说：“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如果没有苏联的上述帮助，就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规模和速度，同时我们将会遇到不可想象的困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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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签署协定并不等于援助项目的实施，因为还有许多细节没有落实，苏方需要对援建项目逐一进行实地考察。[15]特别是中方在协定签字后又不断对设计任务书提出重大的补充和修改意见，还需要进行各方面的具体谈判。[16]按照原定的时间，“一五”计划在1953年9月应该已进入实施阶段，但中苏协定的执行还遥遥无期。1954年初，毛泽东要求国家计委从2月25日起用一个月的时间拿出“一五”计划的初稿。国家计委请求延长时间，毛泽东只给了5天宽限。4月15日，经陈云整理的计划初稿交给了毛泽东。[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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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到这时，中苏之间仍有许多具体问题无法确定。1954年4月上旬，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途经莫斯科时会见了赫鲁晓夫，请他催促加快援建中国项目的谈判步伐。第二天，赫鲁晓夫便召见负责谈判的米高扬和苏共中央对人民民主国家经济联络总局局长科瓦利。赫鲁晓夫就这样开始参与了处理同中国的经济关系问题——这本来是政府部门的事情。赫鲁晓夫详细询问谈判的进展情况，“几乎重新审理了每个工程项目”，并要求提出难以完成这些项目的全部理由。在讨论过程中，尽管科瓦利一再提请苏联领导人注意，对于如此庞大的援建项目，苏联本身的能力有限，赫鲁晓夫却总是“毫不客气和毫无根据地拒绝听取”。科瓦利的印象是，这位第一书记看到的只是外交上的意义，他决心从政治上解决对苏联来说非常复杂的、在技术上还没有解决的经济问题。最后，赫鲁晓夫指示要加快与中国代表团的谈判步伐，以便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尽快审理与中国的各项协议草案。此后，谈判气氛以及苏联各部委对谈判的态度都发生了极大变化，很多草案顺利通过。按照米高扬的建议，熟悉中国情况的费德林也代表外交部参与有关经济协议的起草工作。科瓦利的感觉是：赫鲁晓夫要让所有苏联领导人都明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期间，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不能仅限于发表政治声明和外交宣言，而必须有经济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巩固两国的联盟和友谊，进一步加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其他领域的紧密合作。[18]这个感觉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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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的积极态度还表现在他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名义直接参与援华经济问题的解决。1954年3月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在莫斯科谈判时，苏方提出，1951年2月1日苏联为朝鲜战争提供的对华军事贷款，最后核算只用了19亿多卢布，未使用的有2.4亿多卢布，现战争已停，建议取消。周恩来只得表示同意。[19]此外，1954年7月1日张闻天向莫洛托夫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在苏联根据1953年5月15日协定帮助中国建设的企业设计工作和设备供应的范围和期限方面，提出一些修正和补充的意见，还提出要求苏联帮助建设新的企业。针对上述问题，赫鲁晓夫亲自给毛泽东写信，全面满足了中方的要求。不仅将原协定中设计工作和设备供应的总值增加了3.5亿～4亿卢布，而且主动建议在目前中国正在建设的一些企业里，用苏联新改进的几种军事技术代替原协定的规定。如以米格-17喷气式飞机代替米格-15比斯型飞机，以B-34-M11型的新式坦克发动机代替B-2-34型的旧式发动机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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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在经济援助方面尽量满足中国的要求，更主要的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提高中国在苏联的地位和影响。在这方面的一个突破点，就是赫鲁晓夫亲自倡议并督导，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准备一个“大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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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传统上中国在苏联对外关系序列中的地位，组团参加中国的国庆日对于苏共和苏联外交来说，自然不是什么大事。所以，在最初关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有关事项的决议草稿中，苏联政府确定的出席庆典活动的政府代表团规格较低，团长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团员有苏斯洛夫、卡巴诺夫、亚历山德罗夫等。作为苏方的庆祝活动，不过是在北京举办一个苏联成就展览；在苏联各地组织群众庆祝集会；委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等群众团体发祝贺电；组织科学、文化方面的著名活动家和著名劳动能手发表广播讲话和寄发个人贺信；在苏联报刊上发表社论和文章，宣传中国的成就，以及播放中国电影和中国流行歌曲，张贴巩固苏中友谊的标语；等等。唯一具有实质意义的内容就是确定在10月1日成立全苏苏中友好协会，这算是对中国自1949年就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有系统成立的中苏友好协会的回应。[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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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俄国档案文献看，事情很快就出现了重大变化。1954年8月5日，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库尔久科夫为苏联代表团出访北京的有关事宜给副部长维辛斯基呈送了一份请示报告。根据这份文件，苏联代表团这次访华，绝不仅仅是参加庆祝活动，而是一项从根本上加强中苏关系的重大举措。库尔久科夫的请示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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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苏联政府代表团行将出发前往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祝活动，远东司认为：在苏联代表团逗留中国期间，委托它进行以下活动是适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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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协商关于将旅顺海军基地完全交给中国，并从那里撤出苏联军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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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根据1950年2月14日的《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旅顺港的海军基地应于1952年底完全交给中国所有。1952年9月，中国政府考虑到当时远东形成的紧张局势（朝鲜战争），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将共同利用旅顺海军基地的时间延长至中国与日本及苏联与日本缔结和约时为止。（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2年9月15～20日致苏联政府的照会）双方交换照会并就此问题达成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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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司认为，在当前已经改变的形势下，苏联军队继续留在中国领土上，留在旅顺口地区，对我们在政治上是不适宜的。在苏联军事和技术援助下，中国人利用自己的力量是可以保证海军基地的健全和运转的。至于在非常局势下苏联使用旅顺港基地的问题，可以与中国政府就此问题缔结单独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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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苏联大使馆出面将北京展览会的全部展品作为礼品送给中国政府的问题。应该在苏联政府代表团逗留北京期间宣布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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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在北京签署苏联和中国之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问题。该协定的草案已由苏联部长会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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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中国政府谈判，并在北京签署向中国出售现有苏中合股公司（苏中石油公司、苏中金属公司、苏中造船公司、苏中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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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同意，远东司将起草相应的提案报上级机关批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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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司起草这一文件的背景如何，不得而知，但很可能是秉承了赫鲁晓夫的旨意。[23]不过，这一文件在外交部内就遇到了阻力。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当天在文件上批示：“葛罗米柯、佐林同志，我认为第一条很值得怀疑。你们的意见如何？”8月7日，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批示的意见是：“我认为第一条不能接受。其余建议还可以考虑。”10日，副部长佐林表示：“同意葛罗米柯的意见。”[24]于是，9月9日远东司再次向外交部提交的建议，没有提到旅顺基地的问题。但即使如此，这个方案在外交部也没有通过。在9月15日葛罗米柯以外交部的名义向苏共中央提交的关于参加中国五周年国庆事宜的请示报告及所附决议草案中，将远东司最初建议的其他几项内容也删除了，只剩下科技合作一项，代表团的规格也没有提高。[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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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对于这样的结果十分不满。根据科瓦利的回忆，苏共中央否决了外交部9月15日提交的决议草案。赫鲁晓夫委托其支持者米高扬全面负责代表团的准备工作。经济援助方案的制定由科瓦利主持，外交方面的事务由外交部部务委员费德林负责。9月24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确定了新方案，代表团团长改为由赫鲁晓夫本人担任，归还旅顺基地和出售股份公司股份的内容也再次包括进去。赫鲁晓夫甚至甩开了外交部，有关协定的最终方案和其他文件的修改和整理，全部交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工作人员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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