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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帮助我们训练干部应成为各部门苏联专家重要工作之一。必须在苏联专家帮助之下有计划地加强各机关在职干部的业务教育，请专家有系统地讲解各种专业方面的苏联先进经验，并综合研究苏联专家所介绍的各种材料，如报告、讲演等，然后以本部门名义整理编印，供各地同业干部学习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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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必须把使用专家作为自己领导工作中的重要方面之一。必须定期向专家介绍本部门的工作情况、工作计划，有系统地供给专家与其工作有关的必要资料，并虚心听取他们的建议和意见，改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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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部门负责人或由其指定的副职一人负责专家工作，并根据专家人数建立适当的专家工作机构，其任务为具体帮助专家完成其工作计划，组织干部向专家介绍本部门工作情况，组织干部向专家学习；经常检查干部向专家学习的情况；表扬那些学习好的同志，批评并纠正向专家学习中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态度；检查专家建议执行情况并向其交代，保证专家工作上的便利条件，以及解决与专家工作、生活有关的其他各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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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企业、各学校聘有专家者，应由其主管部门根据上述各项原则，另行规定各该单位对苏联专家的工作的具体办法，责成各该单位负责进行，并由其主要部门依此规定实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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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各部门每半年（每年3月和9月）应对苏联专家的工作按上述各项规定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及时分别报送有关各委与财委各办公厅，并抄送政务院专家工作办公室。各委与财委各办公厅则应根据这些检查报告，进行综合研究，规定改进办法，报政务院。[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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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中国的档案文献中，看到许多关于对照和贯彻中共中央文件精神，检查苏联专家工作的报告或总结。中央文件下达后不久，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便写出了检查报告，总结了该厂在专家工作方面的体会：“事实证明，凡是我们能认真贯彻苏联专家建议的地方就能保证工程质量，顺利施工；凡是不能认真贯彻的地方就会出现工程质量低劣、施工混乱等现象”。木工场和辅助工场工程的不同结果就证明了这个道理：“木工场工程贯彻专家建议好，因而基础混凝土保证了强度、位置和标高；柱子混凝土也做的较好，未发生质量事故。辅助工场未认真贯彻专家建议，因而出现很多严重质量事故”，造成“工程返工，影响工期”。这使干部和工人认识到，“专家的意见、建议反映了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和生产技术上的先进经验和观点，不仅对我当前建厂有帮助，对指导今后工作及我国其他建设事业也会有很大作用”。为保证苏联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得到贯彻执行，该厂还制定了一些有效措施，如“发给工地主任、处工程师一级干部每人一册《专家建议记录本》，记载专家建议及执行情况，以备查考”；“规定各单位每旬作一次检查，凡有专家建议应逐条填入《执行专家建议汇报卡片》，报送办公室备案”；“准备把一段时期的专家建议汇编成册，加以传播”；等等。[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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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1月24日，财政部写出了详细的检查报告，总结了在专家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事务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并表示今后要“树立严肃的、认真的、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要有系统地向苏联专家学习”，不能“只是一知半解即认为满足，而必须从头到尾，从原则到具体，穷本究源地学通学透”；还决定“建立专家工作室，指定专人，负责经常检查干部向专家学习的情况”，并组织各单位与专家建立日常联系。中共中央对这一报告十分满意，遂转发全国。[106]12月8日国家计委也向国务院呈交了检查报告，检讨了对学习苏联专家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学习不够主动、不经常、不系统或不够虚心”，以及“缺乏必要的制度”等问题。报告指出，计划工作对于中国来说是“新的生疏的工作”，所以“必须树立起长期的认真的向苏联学习的思想”，并制定出“加强与顾问合作、认真向顾问学习的制度”。[107]到1954年7月，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武衡报告说，从毛主席号召全面学习苏联以来一年半的时间里，全院研究人员中已有93.2%学习了俄文，有73.5%能够阅读俄文文献，并在此基础上翻译了1500万字的苏联科学文献。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分馆统计，1～4月，俄文书刊借阅总数，为1953年同期的5倍，为1952年同期的50倍。[108]知识分子学习苏联的高涨热情，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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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种由上层推动的全面学习苏联和苏联专家的氛围中，中国迎来了全面开展生产建设和苏联大规模经济技术援助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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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四 苏联对中国的大规模经济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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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技术援助，主要体现在赫鲁晓夫执政的前期，即1954～1959年，特别是在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之后，形成了高潮。由于中苏关系后来的变化，长期以来，中国人往往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种援助。[109]中国出兵朝鲜，特别是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导致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实行全面经济封锁，从而给这个刚刚诞生的共和国造成了极大困难。[110]正是在这样的冷战背景下，凸显出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援助，体现在资金、项目、科学技术及人才培养等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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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贷款是苏联援助中国的方式之一，不过，贷款的使用重点是在国防工业和军事装备方面。在中苏友好期间，莫斯科究竟向中国提供了多少贷款，学术界至今没有一致认可的说法。中苏双方政府从未公布过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贷款全面情况，故而引起各种猜测和估算。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份报告说，从1950年到1956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约13亿美元（52亿卢布）的贷款，其中4.3亿美元用于经济发展，其余部分主要用于购置军火。[111]也有的美国专家估计为22亿美元（合88亿卢布），其中4亿多美元用于军事援助，其余用于工业化建设。[112]而有些西方著作的说法则高达26.5亿至30亿美元（120亿卢布）。[113]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中方和苏方的统计也是有所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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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中方的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以下简称《外交史》）的说法是1950～1955年苏联对华贷款11笔，共56.76亿旧卢布。[114]《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一书的统计与此差别不大（56.6亿旧卢布）。[115]《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也说贷款共有11笔：“除1950年贷款3亿美元外，1951～1955年中苏两国政府又签订了10项贷款协议，其中一笔为无息，9笔年息2%，偿还期2～10年”。但其统计的贷款总金额略少：12.74亿新卢布（折合人民币53.68亿元）。[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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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苏联方面提供的材料。《苏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1974）》（以下简称《经贸史》）一书中使用的贷款数字是按照1961年1月1日苏联公布的新卢布牌价计算的，为了便于对比，现折合成旧卢布（1新卢布折合4.45旧卢布），为66.117亿。[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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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方材料比较，苏联方面提供的贷款金额比中国方面提供的数字多9.357亿卢布。如果除去新旧卢布换算时出现的微小差额不计，主要差别出现在对1951年贷款数额的计算上，其他各项数字与中国的大体相同。这个差额与《杨尚昆日记》中所说几乎完全一致：苏联方面提出给中国的贷款共有 66亿卢布，实际情况是贷款总额为56.76亿卢布，不是66亿卢布，苏联多算了9亿卢布。抗美国援朝贷款为9.86亿卢布，而算作了19亿卢布。[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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