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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也是苏联专家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北京大学13个系35个专业的教学计划，大多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以苏联相同专业的教学计划为蓝本，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特别是考虑到国家建设的需要和教师、学生的水平，经过反复修订而制成的。[210]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在两年中建立的40多个现代化实验室，都是苏联专家从设计到安装一手帮助搞起来的。[211]吉林大学聘请的5位苏联专家，培养了9研究生和18名进修教师，帮助建立了6个新的实验室，还提出112条改进教学工作的建议，校方感到受益匪浅。[212]据苏联驻中国高等教育部顾问В.И.多库金的工作报告，苏联专家参与并帮助解决了中国高校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的一般性问题，如制订计划、培养教师、编写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以及组织对马列主义一系列基本问题开展科学研究等；以顾问身份帮助高教部政治教育管理局完成了计划期内的基本工作，并参与解决了一系列具体问题；向各高校社会学教研室提供具体帮助，如定期举办教研室负责人进修班以提供业务咨询，组织夏季讲习班以提高教师专业素养等；与中国教师联合举办理论讨论会。[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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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苏联专家和顾问，其作用绝不仅限于经济技术方面。实际上，50年代苏联专家、顾问遍及中国党政军几乎所有部门和机构，他们在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及各项规章制度建构方面所发挥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214]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也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起草和制定的。据苏联大使尤金的报告，1954年3月下旬，在中央政法委工作的苏联专家“根据彭真的请求，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并且准备了对这个宪法草案的法律、编辑性质的意见，在征得总顾问和大使的同意之后，这些意见被转交给了中国同志。其中大部分被采纳，并在此基础上对宪法草案的文稿进行了相应修改”。[215]毛泽东的谈话证实了这一点，他在同尤金讨论宪法草案时指出：“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研究了苏联法律专家提出的意见，认为其中的一些意见完全正确，并且已经对草案作了相应的修改。”3月26日，毛泽东将经过修改的宪法草案交给尤金，请他转交苏共中央委员会研究，并希望苏共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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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防部办公厅在一份报告中对苏联在华军事顾问和专家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尽管那时中苏关系已经全面恶化，但在笔者看来，这份报告的评价是客观的、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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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9年以来，我国共聘苏联军事顾问专家5556人，苏军部队专业人员11542人（1949～1960年7月，不包括三机部军工生产部分）。第一阶段（1949～1953），苏联派来军事顾问专家，主要是帮助我军各部门、军、兵种、军区和院校进行组建，大批的苏军部队人员则帮助我军进行改装训练和培养干部。对我军各单位的组织编制、规章制度、装备技术、部队训练、干部培养等方面，特别是帮助各军、兵种掌握技术装备方面，有很大成绩。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们在帮助我空军、防空、炮兵和装甲部队的作战方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这个阶段的苏联顾问专家，有较长的革命经历、国际主义精神，工作积极热情，尽量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我军。但他们普遍不了解我军的传统和特点，如党委制、政治思想工作和群众路线等，总是企图使我军的建设完全按照苏军模式进行，工作上他们管得宽，比较主观，自信武断，方式生硬。第二阶段（1954～1956）苏方派来的专家，基本状况和前面一样，工作积极热情，除帮助新部门的组建工作外，在院校教育、技术训练、军工生产、订货验收、国防工程、军事交通、后勤等方面的建设，也都起了积极的作用。苏军部队专业人员对我军部队训练的帮助，也是有成绩的。第三阶段（1957～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撤走苏联专家），这一阶段前期，苏联军事顾问专家主要帮助我军进行一般专业建设和科研工作，后期主要帮助进行尖端技术建设和科研工作。苏共二十大后，尤其是波匈事件后，由于苏方需要我方的支持，相应地在派遣军事顾问专家方面做出有益贡献，在尖端技术的发展，导弹靶场的建设、科学研究工作等方面，帮助我们开展了初步的规划和奠基工作。但1959年后，苏方开始控制，1959年底军事专家总负责人巴托夫来华后撤走全部专家，苏方限制越来越严。后期的一些专家，革命经历短，重物质刺激轻政治工作，许多人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不满将顾问改称专家，甚至还有部分人收集我军情况。[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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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通过派遣专家、顾问，帮助和援助兄弟国家发展，是苏联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实力的主要方式，而在这方面中国得到的好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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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苏联的真诚帮助，中国领导人心中是有数的。尽管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但那只是就经济建设的方式和方法而言，丝毫没有涉及对中苏关系的看法。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后，确实在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引起对苏联理论和经验的质疑，甚至有对苏联专家不尊重的表现。对此，苏联方面也有所察觉。[218]中共中央立即出面纠正这种偏差。中宣部于1956年6月20日召开了一次文教部门负责人会议，部长陆定一在会上强调指出：“学习苏联是完全必要的，一定要学”，这是历史条件决定的；如果在学习苏联经验方面出现问题，“应该归咎于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而不应把责任完全推到苏联同志身上”。7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陆定一的报告，要求凡聘有苏联专家的单位，“参照中央宣传部的报告进行一次研究，如有问题应迅速加以解决”。[219]1957年2月25日国务院也向全国批转了外国专家局的报告，强调“向苏联学习，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我们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的时候，决不应当产生任何轻视苏联经验的错误思想”。[220]实际上，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之间的亲密关系与合作更进一步向政治和外交领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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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为在华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经常被邀请参加中国政府的会议。1951年奉召回国时，斯大林对他说：看来，您不必参加中国政府的会议，因为“这会使中国人难堪，一个受过压迫的民族对这类事是非常敏感的”。返回北京后，阿尔希波夫再未出席过中国政府的会议，但中国人还是继续发给他政府会议的文件。阿尔希波夫还回忆说，由于向中国的供货严重拖期，斯大林一次就下令撤销了十几位部长和副部长的职。见阿尔希波夫《中苏关系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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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第10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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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内部参考》1952年9月30日，第455～4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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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佩平、孙宝运主编《苏联红军在旅大》，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印，1995，第227页。笔者1968～1969年曾在旅顺土城子海军机场服兵役，听当地农民说过这种情况。另外，2001年9月21日大连造船厂厂史办公室主任徐金成接受笔者采访时也有同样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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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内部参考》1952年11月10日，第118～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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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苏联的历史上，担任政府职务被看作权力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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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斯大林死后苏联党内的斗争情况，近年俄国学者披露了大量档案文献，可参见Зубкова Е.Ю. Маленков и Хрущев：личный фактор в политике послесталин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5，№4，c.103-115；Наумов В.П. Борьба Н.С.Хрущева за единоличную власть//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2，с.10-31；Наумов В.П. Был ли заговор Берии？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о событиях 1953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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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998，№5，c.17-39；Медведев Ж.А. Секретный наследник Сталин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9，№7，c.9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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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赫鲁晓夫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看到加强中苏关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很可能是想借助中共的帮助来谋取和巩固他在苏联党内的地位。这一点，到苏共二十大以后就明显地表露出来。也有学者猜测，是苏联新领导人试图取悦于毛泽东，以避免中共走上铁托的道路。见阿尔兰·梅里克塞托夫、亚历山大·潘佐夫《论中国的斯大林化》，姚昱译，《冷战国际史研究》第2辑（2006年春季号），第157～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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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波斯佩洛夫给赫鲁晓夫的报告》（1953年12月16日），РГАНИ，ф.5，оп.30，д.35，л.199-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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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波斯佩洛夫给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的报告》（1953年12月23日），РГАНИ，ф.5，оп.30，д.35，л.19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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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详见《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1952年8月20日、9月3日），АПРФ，ф.45，оп.1，д.329，л.54-72，7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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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Коваль К.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И.В. Сталина с Чжоу Эньлаем，с.107-108.该文作者科瓦利是苏联对外贸易部主管对外经济联络的副部长。科瓦利的说法是有根据的，谈判拖延的责任的确主要在中方。早在1952年1月，上任不久的驻苏大使张闻天就致电周恩来和毛泽东，谈到与苏联谈判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商务代表团给国内的请示电报很久得不到答复，二是我方在谈判中多变，委托设计和订货时又挑三拣四。（《张闻天年谱》，第925页）但科瓦利也有记忆的错误：周恩来与斯大林的会谈是在1952年9月，而不是1953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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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李富春关于与苏联政府商谈对我国援助问题的报告》（1953年9月3日），《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第9～18页；《经济档案（1953～1957）·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第359～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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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国家计委向中央的请示报告》（1954年4月17日），《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第21～24页。科瓦利本人及苏联外贸部工程技术管理局局长科雷巴诺夫、副部长郭维尔都曾到中国进行考察。见Коваль Переговоры И.В. Сталина с Чжоу Эньлаем，с.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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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如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1954年1月22日的电报说，由于中方正在考虑编制西北地区工业发展的远景计划，因此“不能及时确定委托苏联设计的企业的厂址及各厂的设计任务书”，“实际上推延了计划，使苏方无法按照两国政府协定所规定的期限来完成工作”。（《刘文稿》第6册，第49～50页）1954年2月17日国计委又要求苏联政府考虑对洛阳滚珠轴承厂、汽车制造厂等7家企业以及工业区外工程设计等技术援助事项进行适当补充和修改。见《国家计委向周恩来的请示报告》（1954年2月17日），《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第18～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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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第4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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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Коваль Переговоры И.В. Сталина с Чжоу Эньлаем，с.10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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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349～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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