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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如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1954年1月22日的电报说，由于中方正在考虑编制西北地区工业发展的远景计划，因此“不能及时确定委托苏联设计的企业的厂址及各厂的设计任务书”，“实际上推延了计划，使苏方无法按照两国政府协定所规定的期限来完成工作”。（《刘文稿》第6册，第49～50页）1954年2月17日国计委又要求苏联政府考虑对洛阳滚珠轴承厂、汽车制造厂等7家企业以及工业区外工程设计等技术援助事项进行适当补充和修改。见《国家计委向周恩来的请示报告》（1954年2月17日），《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第18～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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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第4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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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Коваль Переговоры И.В. Сталина с Чжоу Эньлаем，с.10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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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349～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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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赫鲁晓夫给毛泽东的信》（1954年），《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第24～25页。后来苏联追加的5.2亿卢布军事贷款很可能与此有关。关于1950年代苏联对华贷款的详细情况，见沈志华《对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83～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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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关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有关措施的决议》（1954年，具体日期不详），《中苏关系俄档》第9卷，第2254～2255页。关于苏中友好协会，在1954年1月21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主席杰尼索夫提出，中国建立中苏友好协会已经四年，而苏联国内却没有相应的组织机构与之交流、配合，外交部认为应该建立独立的苏中友好协会。（《杰尼索夫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54年1月21日），ЦХСД，ф.5，оп.28，д.185，л..6-10）但不知何故，苏中友好协会当时并未按照决议建立起来。1956年底苏联文化代表团访华后，作家鲍·波列伏依致信苏共中央，针对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苏友好协会活动的情况，建议苏联建立苏中友好协会。1957年3月14日苏共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委托驻华使馆和苏联对外友协筹备此项工作。（《波列伏依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6年11月26日；《苏共中央通报》，1957年3月14日；《文化部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7年6月1日；АВПРФ，ф.05，оп.28，п.506，д.126，л.67-104）这样，直到1957年10月底苏中友好协会才建立起来。见《人民日报》1957年10月31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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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库尔久科夫给维辛斯基的请示》（1954年8月5日），АВПРФ，ф.0100，оп.47，п.383，д.40，л.4-5。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文件原件中，有人用笔将第一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协商”一句改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目前尚无法判断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做的修改，但这无疑反映了文件授意者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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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据科瓦利回忆，这种想法很早就在赫鲁晓夫的个人计划之中了。见Коваль Переговоры И.В. Сталина с Чжоу Эньлаем，с.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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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库尔久科夫给维辛斯基的请示》（1954年8月5日），АВПРФ，ф.0100，оп.47，п.383，д.40，л.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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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费德林给葛罗米柯的报告》（1954年9月9日）、《葛罗米柯给苏共中央的请示》（1954年9月15日），АВПРФ，ф.0100，оп.47，п.383，д.40，л.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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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Коваль Переговоры И.В. Сталина с Чжоу Эньлаем，с.10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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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代表团成员阿尔希波夫回忆说，当时中国领导人都搞糊涂了——在政府中没有职务的赫鲁晓夫却做了政府代表团团长。见阿尔希波夫《中苏关系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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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详见《人民日报》1954年10月12日，第1版；《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联合公报草案》（1954年10月12日），《中苏关系俄档》第10卷，第2267～2268页。苏联大规模对华经济援助就是从此开始的，在笔者看来，中国的经济史研究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种种原因，人们普遍低估了这一过程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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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伊万年科关于在中国的苏中股份公司情况的调查报告》（1954年12月11日），АВПРФ，ф.0100，оп.47，п.384，д.53，л.261-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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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中苏石油公司党委工作报告，1952年7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藏：0/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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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伊万年科关于在中国的苏中股份公司情况的调查报告》（1954年12月11日），АВПРФ，ф.0100，оп.47，п.384，д.53，л.267-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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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人民日报》1953年10月6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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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伊万年科关于在中国的苏中股份公司情况的调查报告》（1954年12月11日），АВПРФ，ф.0100，оп.47，п.384，д.53，л.273-274。据中国史料，该公司为中国民航培养各种技术人员340名，还接受中国民航局实习人员32名。见姚峻主编《中国航空史》，大象出版社，1998，第215～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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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经济档案（1949～1952）·工商体制卷》，第790～7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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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伊万年科关于在中国的苏中股份公司情况的调查报告》（1954年12月11日），АВПРФ，ф.0100，оп.47，п.384，д.53，л.27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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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笔者2001年9月21日采访徐金成记录。徐金成时任大连造船厂厂史编辑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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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中共中苏金属公司党委会致中央新疆分局的报告》（1952年8月1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藏：0/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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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喀什矿务管理处1952年工作总结报告》（1953年1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藏：0/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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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ЦХСД，ф.4，оп.9，д.1933，л.22-31，Ганшин Г，Зазерская Т. Ухабы на дороге “братской дружбы”//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6，c.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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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经济档案（1949～1952）·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第266页。按美元与人民币1∶3和美元与卢布1∶4的汇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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