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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二 对个人崇拜的批判与“非斯大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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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共产党的建设而言，除了加强组织和思想工作等一般号召外，最引人注意的是二十大提出了实现党内民主、加强集体领导以及反对个人崇拜（культ личности）的问题。批判的目标是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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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赫鲁晓夫在工作报告中首先提出的：在党的工作中，“最重要的是重新建立和尽力加强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原则”，苏共中央严厉地“谴责个人崇拜”，因为它“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个人崇拜的危害在于“使得某一个领袖变成英雄和创造奇迹的人”，同时却“缩小党和群众的作用”，“贬低他们的创造性的努力”，并曾使党的工作“发生严重的缺点”。不过，这个问题在大会上并没有占据突出地位。尽管全体代表通过的决议指出：“中央委员会反对个人崇拜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从整个会议发言的情况看，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还没有引起全党干部的注意。[28]有人统计过，在大会上发言的共126人，直接提到“个人崇拜”问题的只有8人，其中6人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29]而在所有公开发言中，点名批评斯大林的只有米高扬一人。按照米高扬的说法，斯大林在其得意之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对资本主义经济状况的分析“未必能对我们有所帮助，未必是正确的”；由斯大林授意和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则没有全面、正确地反映党的历史。[30]米高扬的发言可谓惊人之举：几十年来在苏联第一次公开点名批评斯大林，以致许多外国共产党代表当时认为他与赫鲁晓夫或其他苏联领导人在评价斯大林的问题上意见分歧。[31]然而，作为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的行为很可能是苏共领导集体事先有意安排的，因为人们很快就了解到，赫鲁晓夫的看法不仅与米高扬没有分歧，而且很可能还对他轻描淡写的批评方式感到不满。如果不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斯大林的问题不会在全世界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和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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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上午，赫鲁晓夫在一次只有苏联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讲演。[32]在这个充满激情的长篇秘密报告中，作为个人崇拜现象的严重后果，赫鲁晓夫列举了斯大林在30年代“大清洗”期间、卫国战争时期和战后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种种错误。这些内容已经有太多的论著讲述，可以说是人所共知。[33]联系到中共对斯大林问题的反应，这里要强调说明的只有两点。[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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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报告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一开始就声明：“这篇报告的任务，并不是要对斯大林的生平与活动作出全面的评价”。“斯大林在准备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内战争、争取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已是尽人皆知”。最后又谈道：“斯大林是最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而且他的逻辑、力量和意志对干部、对党的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毫无疑问，过去斯大林对党、对工人阶级和对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功劳”。此外，报告对斯大林的批评仅仅集中在“大清洗”及军事指挥错误等少数几个问题上，而对于斯大林其他许许多多的错误，如对党内反对派的无情镇压、推行全盘集体化的严重后果、消灭富农的残酷政策、对内实行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对外实行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以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蛮横专断和老子党作风（毛泽东对此最为愤恨）等，报告或者根本没有涉及，或者是以赞同的口气提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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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报告在谈到斯大林错误的根源时，仅仅将其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性格和道德缺陷，如“疑神疑鬼的病态心理”，经常性的“滥用权力”和“恣意妄为”，“最肆无忌惮的专横”作风，以及性格粗暴、缺乏耐心、好大喜功等，而没有深刻地分析个人崇拜所产生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根源，更没有从制度层面阐述斯大林问题的要害：高度集权的官僚和独裁体制。很显然，既然在这种政治体制里没有言论自由、舆论监督、司法独立和民主选举，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现象，而在报告中提倡的所谓“党内民主制度”、“社会主义法制”，也只能是天方夜谭而已。赫鲁晓夫甚至认为，斯大林所犯的一切错误，都是“从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劳动人民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利益的立场出发”的，“真正的悲剧”就在这里。如此推理的结论自然是好心办坏事：动机是好的，只是方法和手段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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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当时赫鲁晓夫及苏共中央对个人崇拜现象的认识水平，显然还停留在非常肤浅的层面。即使这样，在全党面前提出斯大林问题也是极富冒险性的，因为从本质上讲，批判斯大林无疑就意味着对苏联共产党及其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我否定。那么苏共中央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问题又是怎样提出的？实际情况并不像赫鲁晓夫本人回忆和一些研究者认定的那样，似乎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秘密报告只是在代表大会期间由赫鲁晓夫个人突然提出来的。[35]同国际和国内问题一样，二十大在党内提出斯大林问题也有一个逐步成熟的历史过程，而且得到了高层绝大多数领导人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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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斯大林产生恐惧感的首先是他身边的人，特别是到斯大林晚年的时候，克里姆林宫已经处于一种人人自危、难以容忍的紧张状态。通过1952年10月召开的十九大，斯大林把与自己同辈的“老近卫军”全部赶出了新的领导核心。伏罗希洛夫受到秘密监视，莫洛托夫的妻子被捕入狱。党和国家的大事实际上都是在斯大林郊外别墅的晚宴上决定的，而能够被召出席晚宴的只有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少数第二代领导人。即便是他们几人也终日战战兢兢，不知哪一天就会被从晚宴邀请名单中除名。就在这个时候，1953年3月1日斯大林突然中风倒下。虽然导致斯大林最后死亡的真实原因目前仍无定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党的高层领导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看到斯大林能够重新站起来。在斯大林昏迷和弥留之际召开的苏共中央、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以及会议做出的对党和国家进行机构及人事调整的决议，充分证明了党内领导人想要摆脱斯大林阴影的心态。[36]在斯大林去世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便通过了关于“实行集体领导”的决定，并且达成共识：今后在党的领导层中，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担任可以凌驾于中央主席团其他委员之上的职务。[37]应该说，苏联领导层的“非斯大林化”实际上早在斯大林刚刚倒下时就开始了，尽管步履蹒跚并充满了自相矛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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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针对斯大林采取个人行动的是贝利亚。斯大林去世才一个星期，3月13日，内务部长贝利亚就命令成立若干侦查小组，负责重新审理包括著名的“医生案件”在内的一些重大案件，而这些案件都是斯大林生前组织的大规模政治镇压的重要内容。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医生案件”得到平反，主席团还通过决议，赞成贝利亚采取措施揭露过去国家安全机构制造冤假错案的罪行，“消除由于破坏苏联法律所造成的后果”。而后，根据贝利亚的倡议，在5月9日主席团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在节日期间禁止游行队伍抬举领导人画像的决议，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并由此谈到了个人崇拜的危害性。[38]虽然这些措施没有直接联系到斯大林，但是其逻辑的指向是清楚的。6月22日贝利亚的被捕当然不是因为他所平反的案件大多是由斯大林批准的，不过处理贝利亚事件却为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提供了一个讨论斯大林问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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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逮捕和处决贝利亚“实际上导致了非斯大林化的停止，甚至出现了恢复斯大林化的现象”。[39]实际情况未必如此。7月中央全会形成的决议承认，苏联无论是在“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领域”和“共产主义教育”方面，还是在遵守“列宁制定的党的准则”和“党的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原则”方面，都存在着严重错误。特别是在党的政治生活中，“积累了许多极其不正常的现象”。例如，一再推迟十九大的召开，连续几年不召集中央全会，主席团“长时间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国家和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的决议往往也没有按党章规定那样事先在党的领导机关集体研究讨论”。决议还特别指出了“另一种不正常现象”，即“近几年来的宣传工作”“走上了宣扬个人崇拜的邪路，从而贬低了党的领导核心和整个党的作用”。[40]很显然，这是在不点名地批评斯大林。令人感兴趣的是，除了向党内传达会议精神外，苏共中央还安排了三次会议，分别向中共、东欧各党及意共和法共介绍情况，而在这里，斯大林遭到了点名批评。据参加会议的意共代表带回的材料，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等人出席了通报会。莫洛托夫在宣读全会文件后进行的长篇解释性讲话中，列举了斯大林的一系列错误。通过许多具体事例，莫洛托夫描绘出一个头脑简单、性情粗暴、处事偏执、权欲熏心甚至还有些疯癫的最高统治者的形象。苏联领导人要改变斯大林生前的一些做法，自然需提出理由，但莫洛托夫强调他只是在讲述一个伟人的错误，并把这些错误归结为斯大林晚年的“病态”。莫洛托夫最后告诫说，为了避免重犯“个人崇拜”的错误，“应该坚持集体领导”。[41]显然，此时个人崇拜的概念表面上还是没有直接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起来。同中央全会的精神一样，在舆论宣传上，所有的指责都是针对贝利亚的。苏共领导人这样做，很可能是考虑到广大群众的接受能力。尽管在党内讨论会上也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个人崇拜具体讲是对谁的崇拜？宣传个人崇拜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但是在社会上，民众仍然像神一样供奉着斯大林。1953～1955年，各种报刊继续连篇累牍、一如既往地颂扬和赞美斯大林。特别是1954年12月斯大林诞辰75周年时，各地关于斯大林的展览、集会、颁奖等纪念活动达到了高潮。[42]在这样的氛围中，1955年1月被罢免的马林科夫的罪名有很大一部分是指责他违背了斯大林生前制定的方针和政策，并骗取了“伟大领袖”的信任。不过，中央全会决议在最后还是没有忘记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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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赫鲁晓夫的政治对手纷纷落马以后，召开苏共二十大的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55年4月7日，赫鲁晓夫提议10个月后召开苏共二十大，其议程是常规性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这项建议，其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要在会议上提出斯大林问题。[44]然而，在为二十大准备材料的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浮现出来，这就是关于30年代大规模政治镇压的问题。平反工作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已经开始，并成立了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只是进展缓慢。而党的代表大会不仅要对一系列历史问题做出结论，还要给千百万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镇压、迫害和牵连的人及其家属一个交代。于是，国家安全机关积极地开展了对在1936～1939年期间被判罪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案件的重新审理工作。很快，揭露出一系列阴谋伪造的假案和通过粗暴手段制造的冤案，揭发材料如潮水般涌来。1955年3月14日苏联副总检察长萨林向苏共中央报告，苏联检察院特别案件处在1954年下半年和1955年1～2月，共审理了13084起反革命案。其中由于在原审判中“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而由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达7727件。此外，根据被判刑人员及其家属的申诉书正在进行核查的案件还有1万多件，而尚未处理的申诉书则有3万多份。[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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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团不得不着手对这些案件进行认真研究，为无辜的受害者平反。到1955年的秋天，关于30年代“大清洗”，以及斯大林应该对这些冤假错案承担责任的各种申报材料已经堆积如山。同时，得到平反的人开始从监狱、集中营和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46]在这种情况下，11月5日举行的主席团会议做出决定：在即将来临的斯大林诞辰时，不再像往常那样召开隆重的集会进行庆祝，而仅在报刊上刊登一个消息。[47]由于社会的压力，必须进一步加快平反工作的步伐。在12月3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成立了以中央委员会书记、马恩列斯研究院院长波斯佩洛夫为首的新的专门委员会。会上还宣读了当事人沙图诺夫斯卡娅给米高扬的信，信中讲述了有关调查谋杀基洛夫案件的情况：在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办公室，凶手尼古拉耶夫当着斯大林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亚戈达的面，讲出他的背后指使者就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工作人员，然而却遭到一顿毒打。受到震动的主席团成员要求继续调查。[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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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以后，问题暴露出来了。在1956年2月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苏共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地、尖锐地谈到斯大林和个人崇拜问题，并且在领导层内部展开了争论。这一天，苏联国家安全部前特大要案侦察员罗多斯从监狱被带到主席团会议，他被要求如实地回答所有主席团成员的问话。与之交谈后，多数人都不再怀疑：镇压和刑讯都是斯大林本人亲自设计、亲自领导的消灭异己的活动。米高扬、波斯佩洛夫和克格勃主席谢罗夫还谈到了一些具体事实，表明斯大林确曾直接领导了大规模的恐怖活动，甚至规定了各地逮捕人员的名额。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提出了一个尖锐而直率的问题：“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勇气说出真相？”对此，赫鲁晓夫提议将这些事实真相补充到二十大工作总结报告里。别尔乌辛、布尔加宁、米高扬赞同他的建议。莫洛托夫虽然也同意说出事实真相，但他坚持在报告里必须指出“斯大林是伟大的领导人”和“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在随后的发言中，米高扬、萨布罗夫、马林科夫、别尔乌辛、布尔加宁、苏斯洛夫明确表示支持赫鲁晓夫的建议，认为“有责任在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向党说明这一切”，“个人崇拜造成了巨大危害”，“应该向党说明全部真相，说明斯大林是什么样的人”。只有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支持莫洛托夫，尽管他们也同意“党应该了解真相”。伏罗希洛夫建议，因事关重大，“应该考虑周全”，“一步一步地来”。莫洛托夫坚持认为，“真相就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至于那些“可耻的事情”，“在代表大会之前我们未必来得及搞清楚”。最后，赫鲁晓夫总结说：“为了党的利益应该做出决定”，必须认识到，“斯大林忠于社会主义事业，但使用了残酷野蛮的手段。斯大林毁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泯灭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神圣的东西，而让所有的人都屈从于他个人的意志”。因此，赫鲁晓夫提出，虽然“在代表大会上不谈恐怖手段的问题”，但“应该确定一个方针：把斯大林置于应有的地位”，以后在宣传画和文学作品中，“只宣传马克思和列宁”，并“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批判”。[49]两天以后，斯大林的名字第一次从官方公开的政治语汇中消失了。在2月3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纪念伏罗希洛夫75岁生日而发布授予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命令中，只称其为“伟大列宁的忠实学生”，而在以往的标准用语中是一定要提及斯大林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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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莫洛托夫认为大会前未必能够搞清楚的事情，没过几天就有了明确答案。2月9日，主席团讨论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提交的一份长达70页的详细报告，这份报告所列举的大量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反党、反苏和反革命案件都是侦查机关捏造的，而且是采用各种非法手段逼供的结果。令人震惊的还有如下统计数字：1935～1940年，因被指控从事反苏维埃活动而遭到逮捕的苏联公民共有1920635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8503人，镇压主要集中在1937～1938年（逮捕1548366人，处决681692人）。“大清洗”的浪潮波及全国所有地区和部门，“在绝大多数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和苏维埃机关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到了逮捕”，在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之中，有98人被逮捕并无一例外地被枪决，在1966名拥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大会代表之中，遭到逮捕的有1108人，其中848人被枪决。报告提出的充分证据表明，不仅大规模镇压运动是斯大林直接推动的，其中许多重大案件还是他亲自过问和决定的，甚至采取“对社会主义法制最粗暴无耻的破坏”的酷刑和“最野蛮拷打”的方式进行审讯，也曾经两次得到斯大林本人的批准或鼓励。报告最后总结说：“这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恶果，而这种‘个人崇拜’无限度地、无止境地赞美和夸大了斯大林的作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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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看到报告的人都震惊了，米高扬后来回忆说：“事实是如此地令人恐怖，当他（波斯佩洛夫）汇报时，特别是讲到那些非常沉重的地方，眼睛里噙着泪水，声音也颤抖了。大家都惊呆了，虽然我们也知道很多情况，但委员会所汇报的一切，我们当然是不了解的。而现在，这一切都经过了核查并被文件所证实。”[52]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些材料，主席团会议再次出现了严重分歧的场面。赫鲁晓夫首先表态：应该有勇气向代表大会说明真相，需要考虑的是怎样讲，由谁来讲，但不讲是不诚实的。赫鲁晓夫建议委托波斯佩洛夫起草报告，重点是讲个人崇拜问题，还提议将列宁表示要与斯大林分手的“政治遗嘱”等未公开的历史文件分发给大会代表。同2月1日的会议一样，莫洛托夫立即站出来表示反对，他坚持认为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人，而且领导苏联实现了工业化。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倾向于莫洛托夫的立场，虽然同意向大会说明真相，但强调要“保持冷静”，“谨慎行事”。其他所有的人则明确支持赫鲁晓夫的意见，反对莫洛托夫的立场。关于个人崇拜，阿里斯托夫的话很有哲理：斯大林时代“是恐怖的年代，欺骗人民的年代”。“人们想把他变成神，最后却得到了一个魔鬼”。萨布罗夫也指出，斯大林的问题“不是缺点”，“而是犯罪”。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关于在代表大会上说明事实真相，已经没有分歧，差别是细微的，并强调不必害怕，也不要“犹豫不决”，而应该“彻底揭露”个人崇拜问题。至于由谁来报告，赫鲁晓夫建议提交中央全会讨论。[53]会议通过了在2月13日下午召开中央全会和让二十大代表了解未发表的列宁文件的决议。[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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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首先召开的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如下决议：委托赫鲁晓夫召集中央全会；向中央全会提交议案，说明主席团认为必须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并确定赫鲁晓夫为报告人。[55]赫鲁晓夫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所做的说明很简单，没有涉及任何具体内容，只是提到“为了使代表们正确地理解出现在个人崇拜和集体领导问题上的重大转折，为了使他们能够掌握更多的具体材料，应该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主席团的议案。[56]这就是说，在大会召开之前已经确定，由赫鲁晓夫本人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做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只是中央委员并不了解报告的具体内容，报告的文本或提纲也没有提交会议讨论。原因很简单：报告文稿还没有形成。直到大会召开了几天以后，2月18日，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才提交了他们起草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初稿，其主要内容是关于30年代实行政治镇压的大量具体事实。赫鲁晓夫显然感到不足，第二天又向速记员口授了一些需要补充的内容。在这份口授记录中，不仅增加了40年代至50年代初斯大林对党内领导人实行清洗的事例，而且用词也显得更加尖锐和激烈。[57]随后在这两个文本以及其他人提供的文稿的基础上，整理出最后的文本，并分发给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征求意见。在2月22日临时召集的主席团会议上，决定了宣读秘密报告的时间：24日大会选举结束以后。25日以前，报告的最后文本终于准备好了。目前看到的有苏斯洛夫、谢皮洛夫的修改文本，所做改动都不大，主要集中在报告的结尾部分，赫鲁晓夫补充的部分事例被删掉了。最后文本吸收并综合了这些意见。[58]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是这样出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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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斯大林的崇拜是苏联社会变革的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因此，对于斯大林的批判，就其根本目的而言，并不是个人或小集团谋求权力的工具（尽管不排除在党内斗争中有人利用之），而是要以此为铺垫改变斯大林的某些政策和做法，平反历史冤案的社会浪潮不过是为赫鲁晓夫提供了一个机会。苏联要摆脱危机，必须破除个人崇拜的罗网。这是苏共中央集体的决定，分歧只在于问题的提法和批判的程度。当然，囿于认识能力和传统观念，苏共二十大并没有从社会变革的层面提出改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根本任务，而仅限于政策性调整和某些具体措施的实施。赫鲁晓夫正是利用传统力量击败了政治对手，而他本人也受到传统势力的束缚。赫鲁晓夫并非想要实际上也没有全面否定斯大林。无论如何，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新一代苏联领导人虽然在政治上很不成熟，缺乏经验和智慧，但毕竟开始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了。更准确地说，苏共二十大为共产党国家提供了一种改弦易辙的可能性，一个摆脱斯大林模式束缚的历史机会。然而，赫鲁晓夫的惊人之举在共产党世界却引起了一场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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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三 “秘密报告”冲击波与毛泽东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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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斯大林已经去世，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还在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旗还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苏联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作用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共产主义世界是紧随苏共之后的第二大党，特别是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令所有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和民众肃然起敬，钦佩不已。因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的立场和态度，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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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二十大作出反应的当然是出席大会的苏联代表，反应最强烈的当然是斯大林问题。据会议参加者证明，如往常一样，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受到普遍赞同，人们继续对党歌功颂德。但对斯大林问题的反应就完全不同了。在大会讨论的过程中，除潘克拉托娃外，米高扬关于个人崇拜的发言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支持。还在会议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某地方组织负责人就发来电报称：“我不同意米高扬的右倾讲话，这一讲话是对活在整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心中的斯大林光辉形象的一种亵渎，并且将会为整个资产阶级所欣然接受。”[59]人们做出如此反应，显然是不了解米高扬发言的背景。因此，当赫鲁晓夫作为中央第一书记宣读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意外和震惊。会场的气氛异常压抑和紧张，甚至有人当场晕倒。[60]这种局面本该使苏共领导人意识到处理斯大林问题应当特别慎重，但苏共中央的做法却是，从党内到党外，从国内到国外，不断扩大秘密报告传播的范围，以致最后引火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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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1956年2月19日在对报告的补充提纲中强调指出，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传达不能超出党的代表大会的范围。[61]但是在25日的秘密会议上，知情者的范围已经扩大到代表大会以外——会议同意将秘密报告及其决议“寄发给各级党组织”。[62]不久，传达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到党外。3月5日主席团做出决议：“让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及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中非党积极分子”了解报告的内容，并决定取消下发材料上的“绝密”标志。[63]7日，根据主席团的决议，将赫鲁晓夫于3月1日提交给主席团的、经过校订的报告文本寄发给了各级党组织，以便向下传达。[64]据当时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干部报告，“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传达是很快的，到3月20日左右就普遍传达到了基层组织”，而各种流言传播得更快。[65]3月24日和28日，苏共中央联络部建议，对于各民主国家，可以向党团中央及各地区和部门主管干部，以及在苏联学习和工作的党员和预备党员介绍和宣讲秘密报告。[66]就在3月28日这一天，《真理报》发表了编辑部文章《为什么个人崇拜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格格不入？》，第一次正式指出所谓批判个人崇拜，就是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67]于是，秘密报告不再秘密。[68]斯大林问题的冲击波在秘密报告那颗炸弹爆炸后一个月产生了最大的震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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