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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三 “秘密报告”冲击波与毛泽东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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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斯大林已经去世，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还在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旗还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苏联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作用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共产主义世界是紧随苏共之后的第二大党，特别是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令所有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和民众肃然起敬，钦佩不已。因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的立场和态度，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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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二十大作出反应的当然是出席大会的苏联代表，反应最强烈的当然是斯大林问题。据会议参加者证明，如往常一样，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受到普遍赞同，人们继续对党歌功颂德。但对斯大林问题的反应就完全不同了。在大会讨论的过程中，除潘克拉托娃外，米高扬关于个人崇拜的发言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支持。还在会议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某地方组织负责人就发来电报称：“我不同意米高扬的右倾讲话，这一讲话是对活在整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心中的斯大林光辉形象的一种亵渎，并且将会为整个资产阶级所欣然接受。”[59]人们做出如此反应，显然是不了解米高扬发言的背景。因此，当赫鲁晓夫作为中央第一书记宣读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意外和震惊。会场的气氛异常压抑和紧张，甚至有人当场晕倒。[60]这种局面本该使苏共领导人意识到处理斯大林问题应当特别慎重，但苏共中央的做法却是，从党内到党外，从国内到国外，不断扩大秘密报告传播的范围，以致最后引火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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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1956年2月19日在对报告的补充提纲中强调指出，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传达不能超出党的代表大会的范围。[61]但是在25日的秘密会议上，知情者的范围已经扩大到代表大会以外——会议同意将秘密报告及其决议“寄发给各级党组织”。[62]不久，传达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到党外。3月5日主席团做出决议：“让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及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中非党积极分子”了解报告的内容，并决定取消下发材料上的“绝密”标志。[63]7日，根据主席团的决议，将赫鲁晓夫于3月1日提交给主席团的、经过校订的报告文本寄发给了各级党组织，以便向下传达。[64]据当时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干部报告，“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传达是很快的，到3月20日左右就普遍传达到了基层组织”，而各种流言传播得更快。[65]3月24日和28日，苏共中央联络部建议，对于各民主国家，可以向党团中央及各地区和部门主管干部，以及在苏联学习和工作的党员和预备党员介绍和宣讲秘密报告。[66]就在3月28日这一天，《真理报》发表了编辑部文章《为什么个人崇拜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格格不入？》，第一次正式指出所谓批判个人崇拜，就是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67]于是，秘密报告不再秘密。[68]斯大林问题的冲击波在秘密报告那颗炸弹爆炸后一个月产生了最大的震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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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人怀疑，积极推动将斯大林问题从党内高层扩展到基层和一般民众乃至国外的，正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本人。[69]赫鲁晓夫的目的，究竟是想以此打击政治对手，为个人争夺统治地位，[70]还是要排除保守派的干扰，为进一步改变传统政策打开通道，抑或纯粹为形势所迫而身不由己，[71]这些都只能是研究者的推断。不过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斯大林问题如此迅速而无限制地扩散和传播，用长远的眼光看，的确引发了人们的思考：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是还要按照斯大林指引的方向走下去？[72]不过，从现实的角度观察，苏共的做法也确实造成了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阵营极大的思想混乱，其结果反而给继续推行改革政策带来了诸多困难和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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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最大冲击的自然是苏联社会本身。目前披露的丰富档案文献显示，在广泛的讨论中，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疑问和意见，有些是十分尖锐和激烈的。很多人认为斯大林身上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是“国家的罪人”，“没有资格葬在列宁墓里”。更极端的意见认为，30年来的苏联社会是“高度独裁的专制国家”，还不如“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甚至有人提出应取缔苏联共产党，烧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所有著作。[73]但更多的人认为，把一切罪过都推给斯大林一个人“是不公平的”，秘密报告是“对斯大林的诽谤”，“一切都是胡说八道”，“斯大林将永远活在历史上，永远活在整个进步人类的心中”。[74]尽管观察者和研究者对当时苏联社会的主流倾向有不同的判断，但明显的是，斯大林问题在如此广泛的层面展开讨论，其结果就是引起了思想的迷惘和疑惑，社会的分裂和混乱。[75]这一现象最突出的表现就是3月7～9日在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市发生的大规模流血事件。在这次布尔什维克掌权以来发生的最大一次自发性示威游行中，对批判斯大林强烈不满的人群与军警发生冲突，造成数百人伤亡，大批人被判处1～10年的徒刑。[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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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反应同样强烈。在刚刚被纳入阵营的南斯拉夫可以听到一派赞扬声，而西欧和美国共产党却出现了严重分裂的局面。东欧各国的情况比较复杂，东德领导人迫不及待地公开发表文章赞扬和吹捧苏共的新精神，阿尔巴尼亚表面上赞同二十大而在私下则表示了不满和否定的倾向，在波兰和匈牙利是改革派受到鼓舞而保守派垂头丧气，其他几个国家则是一片茫然不知所措。[77]至于亚洲国家各党，则采取了比较保守的做法，如在朝鲜、越南和印尼共产党内，都严格限制了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传达和讨论。[78]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当时的心情很具代表性，她回忆说：得知苏联领导人揭露的令人痛苦的事实后，我们感到异常压抑和沉重，似乎还是茫然无知好些。[79]究其原因，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斯大林问题的提出，而是提出问题的方式。对这一点，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当时的观察和分析是令人信服的：苏共在没有充分做好思想和组织准备的情况，贸然抛出斯大林问题，而且传达的范围太广，速度太快，事后又缺乏解释和教育工作。[80]恐怕这才是造成混乱局面的主要根源。[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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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苏共二十大所面临的局面是，长期以来的残酷镇压手段和疯狂造神运动已经使斯大林成为真理和理想的化身，如果不解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任何理论创新和政策调整都会遇到重重阻力，更不用说要改变斯大林的体制和模式了。但正是因为个人崇拜的病毒已经渗透到苏联社会的骨髓和细胞，所以任何细小的手术都必须谨慎从事，否则就会引起整个功能紊乱。这种混乱的局面，加上舆论压力和党内本来就存在的意见分歧，苏共在召开二十大后不久便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方针，放慢甚至停止了解冻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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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5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决议，解散苏联科学院热力工程实验室的党组织，将部分党员开除出党，并对党员进行重新登记。其理由是在党的会议上有人对二十大总结报告进行恶意攻击，声称苏联社会是不民主的社会，而该党组织不仅没有奋起谴责这些言论，甚至还为部分发言者鼓掌。[82]同日，《真理报》发表文章，强调“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政策始终是列宁主义的政策”。[83]与此同时，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党的领导人不断发表讲话，批评各种“打着谴责个人崇拜的旗号企图怀疑党的正确方针政策”的人。[84]为政治镇压牺牲者平反的工作也受到极大限制，不仅拒绝重新审理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政治案件，甚至对许多在30年代“大清洗”中蒙受冤屈的人，虽然给予了法律上的平反，却没有恢复他们的党籍，因为他们曾经为“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辩护。[85]4月28日，中国驻苏使馆报告：苏共二十大以后一段时期，苏联报刊主要都是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错误，而最近开始提到他的功绩。[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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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虽然保留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主要观点，但口气已经缓和了许多，并特意强调“如果从过去存在个人崇拜的事实中作出苏联的社会制度有了什么改变的结论，或是从苏维埃社会制度的本质中寻找这种崇拜的根源，那就是严重的错误”。[87]接着，很多人因发表超出二十大规定的讨论范围的言论而被扣上反苏反共的罪名关进监狱。[88]笔者对50年代由苏联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反苏鼓动和宣传案件”的数量进行统计和对比的结果，特别能说明问题。1953年是最高峰，为1229件，1954年就猛降到151件，1955年为71件，1956年反而有所上升（93件），到1957年又猛增到1056件。[89]难怪在苏联有人认为，“到1956年底，一切好像又回到旧的轨道上去了”。[90]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中共态度和立场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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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苏联相比，中国当时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问题不同，因此，观察事物的角度和立场也就有很大的区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的反应并非像后来中苏论战时所说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持反对和否定态度，而是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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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召开后，《人民日报》陆续全文刊登了包括米高扬发言在内的苏共公开发表的所有重要文件，而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则详细报道了西方报纸对和平共处方针和米高扬发言的评论，以及苏联为大批30年代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的消息。[91]这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通过《内部参考》的报道可以看出，各地干部、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都感到“吃惊和迷惑”，出现了“各种混乱思想”和“种种揣测”，甚至有人怀疑是翻译时出现了错误。议论主要集中在对斯大林的评价和议会道路等一些理论问题上，普遍的要求是希望中央给予明确解释和指导。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4月初。[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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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对于苏共在斯大林评价方面发生变化的迹象，中共中央早就有所感觉和了解，并且持一种认同的态度。[93]当然，在批判斯大林的问题上，苏共事先没有与中共协商，但也并非有意对中国搞“突然袭击”。鉴于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不断提高，赫鲁晓夫担任党的第一书记后，特别重视发展与中共的关系。还在二十大召开之前，苏联党和国家的所有领导人不仅分别会见中共代表团，而且还暗示要在大会上批判斯大林。如2月6日赫鲁晓夫接见中共代表团团长朱德和大使刘晓时，就大谈斯大林在农业问题上的错误。代表团急电请示中共中央，如果会议对斯大林进行批判，是否还要出席。接到中央“照常参加”的电示后，代表团经研究一致决定，对批判斯大林的问题不表态，不发言，采取回避政策。[94]很可能是因为摸不清苏共的脉搏，不知如何表态，中共采取了比较稳妥的办法：朱德在大会发表的贺词中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而他代读的由毛泽东签字的中共中央贺词却仍旧称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的培育者。[95]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在19日宴会上又主动表示，会后将同中共代表团谈斯大林问题。对此，中共代表团确定的方针是“对斯大林的功过不表示意见”，但同意“提倡集体领导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性”。[96]于是，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赫鲁晓夫的工作报告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以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总结了苏联的历史性成就，“规划了苏联人民继续前进的道路，同时也指明了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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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共中央何时以及如何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文本的情况，中国史料有不同的说法。据李越然回忆，赫鲁晓夫在大会期间就交给中共代表团一份秘密报告。[97]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吴冷西的说法是，26日苏共中央联络部派人向中共代表团通报了秘密报告的内容，只念了一遍就把稿子拿走了。后来，新华社是根据3月10日《纽约时报》刊登的报告文本连夜组织翻译并印发中央领导人的。[98]这里也有记忆的错误，《纽约时报》是6月5日刊登秘密报告文本的，而新华社翻译的很可能只是一些有关报告内容的传言和消息。李、吴无疑都是中苏关系的重要当事人，但他们当时都不在莫斯科，对二十大并未身历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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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陪同朱德参加二十大的翻译赵仲元回忆，秘密会议召开之前，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波诺马廖夫就向中共代表团通报了情况，并解释说对中共并没有保密的问题，但苏共不希望其他代表团参加秘密会议，因此也不便单独邀请中共代表团。报告的第二天（2月26日），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谢尔巴科夫便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俄文本交给了中共代表团，赵仲元等人连夜将报告译成了中文。[99]匈牙利代表团团长拉科西回忆说，他也是2月26日看到报告文本的。[100]俄国档案记载的情况是，2月27日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将报告和决议文本（共印制30份）交给了参加大会但未被邀请出席秘密会议的13个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并要求“离开莫斯科之前应将材料交回”。[101]这里的一天之差，可能是时差的缘故，也可能中共和匈共早一天看到了文件。27日和28日苏共中央邀请中共代表团举行会谈，主要内容就是通报和解释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赫鲁晓夫在会谈中反复强调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意义，认为不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党的生活准则和社会主义法制就不能恢复，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发展”。[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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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专门印制150份报告文本，并通过苏联驻外使馆寄给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03]于是，3月3日邓小平等从苏联回到北京时便带回一份报告文本。[104]同日，留在莫斯科的王稼祥又书面报告邓小平：苏共中央交来一份经赫鲁晓夫本人校对过的秘密报告的正本，并告文本不必退还，用后可以烧掉。[105]另据薄一波回忆和《邓小平年谱》记载，米高扬4月6日访华时也带来一份秘密报告文本。[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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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到3月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仅已经了解到秘密报告的具体内容，而且先于西方得到了报告文本。不过，中共中央对此并没有及时做出任何公开反应，也没有在党内立即答复基层党政组织的各种猜测和疑问。在3月10日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汇报外国报刊对二十大反应情况的报告中，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态度只是一些猜测。[107]甚至那些密切注意毛泽东和中共对斯大林问题如何反应的美国情报专家也是一无所获。[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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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得到秘密报告文本后，一方面保持沉默，不做公开评论，另一方面却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让人们了解苏联批判斯大林的具体内容。还在莫斯科的时候，朱德和刘晓在与苏斯洛夫会谈时就提出，希望在苏联学习或实习的中国党团员能够被吸收到苏联党团员学习二十大文件的系统中。这一要求很快就得到了满足。[109]与朝鲜劳动党和越南共产党的做法不同，中共没有刻意控制秘密报告的传播范围，不仅在广大党员中照本宣科地口头传达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而且将译文印成小三十六开的册子，只在刊头上印有“内部刊物，注意保存”两行字，随《参考资料》（供高级干部阅读）发放。同时，《参考消息》（供一般干部订阅）也大量刊登各国对二十大和斯大林问题的反应。这些内部刊物虽然发行范围有限，但并非机密文件，因此散布很快。外文书店甚至公开出售刊有秘密报告的美共英文报纸《工人日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竞相购买，以致抢购一空。李慎之的印象是，看来毛泽东“并不反对让这个报告的内容从各种渠道泄漏出去”。[110]这至少说明了毛泽东当时的一种心态：并不担心非斯大林化会在中国引起什么严重后果，甚至还以赞同和欣赏的眼光看待这一消息的传播。[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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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泽东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最初看法，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即党内会议的讨论、公开发表的文章和私人之间的谈话。这三者之间还是有些不同的：公开表态最为谨慎，内部讨论就开放一些，而私下谈话最为自由。由于目前中国相关的档案文献尚未开放，研究者所能利用的主要是吴冷西回忆录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党内讨论）、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公开表态）以及俄国的档案文献（毛泽东与苏联大使尤金的数次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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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苏共二十大召开期间，2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便议论了苏联问题。3月3日中共代表团成员邓小平、谭震林回到北京的当天，毛泽东就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康生、聂荣臻、刘澜涛等人开会，由邓小平汇报参加苏共二十大的情况。[112]此后（3月12日至4月4日）中共连续举行高层会议，集中讨论斯大林问题。毛泽东在这几次会议上所表述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点。[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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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虽然中共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两篇社论（2月19日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和2月28日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表示支持苏共二十大，但一开始就有保留意见，主要是对“和平过渡”问题有不同看法，只是没有表露出来。当时对斯大林的问题因不了解情况，没有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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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后，毛泽东认为值得“认真研究”，首先可以指出两点：“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所谓揭盖子，就是破除了对苏联和斯大林的迷信，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思考和办事了。所谓捅娄子，就是指苏共对斯大林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人物”进行批判，事前没有同其他各国党商量，搞“突然袭击”，大家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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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揭露和指责斯大林在对待中国及中国革命问题上所犯的一系列错误，说出了“他六年来一直藏在心里的话”，特别着重讲了斯大林四次整中共的错误和他本人访苏期间不愉快的经历。但是涉及对斯大林的评价，认为应该三七开，正确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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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和艰巨的事业，因此，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是第一个搞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要尽量少犯错误，避免犯大错误，因此必须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反对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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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面对国际风浪，中共应该表态，以支持二十大的姿态，分析斯大林的错误，表明对共产主义前景的信心。在讨论即将发表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强调指出，从苏共反斯大林中得出的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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