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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047 其三，“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因此必须与之进行长期的斗争，即使是在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这种矛盾和斗争也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说，个人崇拜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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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049 其四，吸取个人崇拜的教训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斯大林的著作在内，必须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这是被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这就是说，对书本上的东西和苏联的经验是需要分析和鉴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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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051 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相比，中共中央的认识的确前进了一步，分析也深入了一层。不过，有些研究者似乎过分夸大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与苏共方针的差别。很多人注意到，《真理报》在转载该文时删掉了有关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着矛盾和小生产思想残余的段落。[117]这或许可以证明苏联领导人对中共的某些理论观点一时还无法理解和接受，但并不能说明他们在总体认识上存在分歧。如果进一步考察，应该看到，对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文章，除捷共、阿共、日共、越共和朝鲜劳动党的报纸全文转载外，其他各国共产党的报纸刊登的都是摘要或有所删节。[118]显然，这并不说明他们就一定不同意文中的看法。实际上，在中共的这篇文章发表一个月后，苏联出版了一本包括三篇文章在内的小册子《个人崇拜问题》，其中不仅全文收入了中共的这篇文章，而且对俄译文进行了修改补充，中国驻苏使馆注意到：“已与我原文无甚出入”。其他两篇是《真理报》的社论和文章。[119]此后不久，为了给党员干部提供学习材料，《真理报》出版社再次将这篇文章进行全文准确校对后，印成小册子，发行了20万册。[120]从普遍的反映看，无论是苏联还是其他各国共产党，对中共的文章都是一篇赞扬。[121]虽然开始可能有一些看法不同，但对于中共中央的本意完全是为了帮助苏共这一点，赫鲁晓夫心里是明白的。很能说明问题的是，苏共中央在6月30日《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中，特意引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来说明中共“拥护和支持我们党所采取的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措施”。[122]一向作为国际共运旗手的苏共，把另一个党的文章作为自己党内的学习文件，恐怕还是第一次，可见中共当时地位之重要。这也说明，赫鲁晓夫面对国内的混乱局面，非常看重中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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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053 如果说在理论探讨方面中共更多地显示出比苏共高明的方面，那么在与苏联人的多次谈话中毛泽东则着重强调了中苏两党一致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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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055 在3月31日与尤金进行的三个小时“情绪极佳”的谈话中，毛泽东列举了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虽然在原则上承认斯大林对中国问题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但就毛泽东对斯大林所作所为的评论而言，斯大林几乎没有正确的地方。毛泽东指出，“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为共产国际实际上的领导人，他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出大量不正确的指示”。1926年斯大林指示中国共产党人要依靠国民党，服从国民党。后来，斯大林只相信王明的话，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在抗日战争中，王明总是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名义为掩护，搞投降主义活动。共产国际只是在最后一段不长的工作时期才转变了看法，但毛泽东认为这是季米特洛夫的功劳。毛泽东特别讲到，共产国际解散后斯大林仍然错误地估计中国的形势和革命发展的可能性。他坚持主张中共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为此，斯大林以联共（布）名义发来秘密电报，坚决要求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在国共决战的关键时刻，斯大林却怀疑中国的革命力量，坚决主张同蒋介石讲和。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斯大林对中共仍然持不信任的态度。毛泽东带有几分气愤地说：更有甚者，当时有许多议论，说什么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南斯拉夫道路，什么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接着，毛泽东又大谈他在莫斯科的遭遇，强烈批评斯大林对中国所犯的大国主义错误。同样，在苏联国内问题上，毛泽东虽然在总体上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优秀的、忠实的革命家”，但对于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指出的斯大林的具体错误没有提出任何否定意见，反而对其进行总结，并归纳为七个问题。看过以上谈话记录，给人的印象是，在斯大林的问题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说法并无多大区别。当尤金指出“斯大林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似神化的个人崇拜”时，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说，“斯大林的错误是由小到大逐渐累积的”。毛泽东还说，苏共二十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正是由于苏联共产党主动提出了所有这些问题，中共和他本人才有可能更加自由地思考许多问题。[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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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057 4月6日毛泽东、刘少奇会见来访的米高扬，苏联代表团此行的主要任务是签订苏联援助中国再建55项重点工程的协定。会见中，米高扬通报了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的有关情况。毛泽东感谢苏联的援助，并表示也将一如既往地尽力支持苏联。谈到斯大林问题，毛泽东说，中苏之间有些不同看法，我们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他要做具体分析，要有全面的估计。但我们一致的地方远远超过分歧，有必要也有可能团结对敌。[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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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059 在5月2日与尤金的轻松谈话中，毛泽东继续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首先表示欢迎和完全赞同苏联对英国采取的宽容立场，而斯大林“过去错误地把英国同美国一样看待，把英国也看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敌人”。接着，毛泽东又指出了斯大林在中国和印度问题上的错误政策。毛泽东还认为，“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在于没有采取任何接近社会民主党的措施，由于这个过错，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的隔阂越来越深”。毛泽东称赞“苏共中央勇敢而尖锐地提出斯大林的错误问题”，同时又指出，评价斯大林的作用，应采取辩证的态度，抛弃斯大林所有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捍卫他所有积极和正确的东西。毛泽东又一次说到，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也犯过许多错误，对于这些错误，毛泽东说他“可以写一本书”，只是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对共同事业不利”。最后，毛泽东再次着重强调了二十大决议的重要性和尖锐批评斯大林的及时性，由于消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现在“我们可以彻底讨论所有问题了”。说到中苏两党的看法，毛泽东笑着说，“我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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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061 通过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原则问题上，中苏之间并不存在任何重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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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063 首先，在批判斯大林的问题上，中苏没有根本分歧。对于苏共二十大的“非斯大林化”倾向，毛泽东是心花怒放、举双手赞成的。其原因主要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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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065 第一，在革命问题上，斯大林长期以来指挥和训导中国共产党，怀疑和压制毛泽东本人，现在这个“盖子”被苏联人自己搬开了，中国人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毛泽东也有机会一吐积压心中多年的怨气了。[126]按毛泽东本人的话说就是“气不平，理不顺，就要出气，就要讲道理”。[127]毛泽东承认：“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形势，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好像是为我们党揭去了这个盖子。是谁让我们大家更容易、更正确地认识了个人崇拜？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此我们十分感谢他。”[128]的确，毛泽东不仅在中国领导层内部，在苏联人面前，而且反复向中共广大干部数落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罪状”，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人们加深了对批判斯大林的理解。当时党内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不仅苏联人批判斯大林，毛泽东对斯大林也是满腹怨言。[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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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067 第二，在建设问题上，斯大林模式一直是中国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效仿的榜样，特别是对于毫无管理国家经验的中共来说，只能“照搬”苏联的经验和做法。然而，苏联有的，中国也应该有，苏联没有的，中国也不能有，这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130]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苏联的做法正确与否，而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不能总是屈居莫斯科门下。如今斯大林不在了，斯大林模式这个“紧箍”也被苏共自己摘除了，各国共产党终于可以按照各自的意志行事了。[131]而在毛泽东看来，中共不仅在革命问题上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也会走到苏联的前面。因此，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苏联的“非斯大林化”无疑为中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创造了条件，毛泽东没有理由不高兴。[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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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069 至于中共一再强调的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不能“一棍子打死”云云，在当时多少有些“放空炮”，至多也是给迷惘的群众打打预防针。其目的是统一社会主义阵营的认识，防止思想混乱的局面进一步发展，针对的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后果，而不是报告本身。因为如前所说，无论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是3月28日《真理报》的文章，都没有对斯大林进行全面批判和否定，到6月30日决议的说法，就更加往回缩了。后来中苏论战时中共公开指责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只能看作针对苏共二十二大路线而言，与苏共二十大并没有什么关系。[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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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071 其次，所谓中共在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对外方针上与苏共二十大路线存在根本分歧，也是中苏论战时流传下来的一个神话。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在理论体系和政策方针上是一个整体，而自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从日内瓦会议到万隆会议，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实行的实际上正是这样一种理论和方针。例如，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在苏共的配合下，说服越南接受了以十七度线为界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建议。[134]早在1953年11月23日，毛泽东给胡志明发去一份电报，劝他接受和平解决印度支那战争的建议，毛泽东说：对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而言，公开表示自己愿意利用和平谈判结束越南战争是必要的，也是适时的。只有这样做了，我们才能把和平旗帜抓在自己手里。3月2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并原则上批准了周恩来提出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确定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方针。[135]周恩来为此奔走四方，特别是全力说服越南领导人。在7月7日听取周关于日内瓦会议进展情况的汇报后，毛泽东总结说：“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总之，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136]不仅如此，1954年10月，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还联合给马来亚共产党提出书面意见，要求马共放弃武装斗争，走和平的道路。[137]对于苏联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动的大规模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签名运动，中国也是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搞两个月的签名运动，按照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要求，签名人数应达到4亿（约占大陆人口的70%），并且专门发出指示：“必须按期完成，不得拖延”。特别是在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再次重申了一年前中印联合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向与会各国首脑呼吁：“我们彼此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和过去、现在由于参加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而承担的国际义务，在亚非地区进行国际合作，求得集体和平。”针对在台湾海峡出现的危机，周更主动地提出：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一声明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为不久开始的中美大使级谈判开辟了道路。[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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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073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6年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和平共处思想的伟大胜利》称：“和平共处思想”是“指引国际形势发展的方向的伟大动力”，日内瓦精神和万隆精神“已成为当代各国人民要求实行和平共处的不可抗拒的思想潮流”。不久后，周恩来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讲到台湾政策时又指出：“除了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还存在着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并强调“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139]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应该注意的是，当时苏联强调的是全面缓和，而中国，特别是毛泽东，更注重的是与周边国家的和平相处。至于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问题，毛泽东心里确实是有些不满意的，也曾假他人之手表露过这种情绪。[140]因为武装夺取政权毕竟是中共走十月革命道路，为世界无产阶级提供的宝贵经验。[141]但是，无论在任何场合，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没有提出这个问题。[142]据参加“九评”写作班子的朱庭光回忆，“和平过渡作为一个策略问题，毛主席也没有说完全不能讲”，只是到1957年莫斯科会议才提出有保留意见。[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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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075 应该说，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所谓“三和路线”在中共高层得到了广泛共鸣。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的张闻天在2月21日外交部部务会议上指出，“战争必不可免的论点是需要修改的。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形式的多样性，是已经存在着的现实。例如，应该容许南斯拉夫采取自己的过渡方式。至于通过议会斗争是否能够过渡到社会主义，也不能说一定不能。在理论问题上，要打破教条主义对我们的束缚，理论要用实践来检验，不能认为斯大林讲过的话就不能修改”。[144]周恩来也多次谈到和平共处的问题。如在3月4日一次专业会议上，周恩来做报告说：国际国内形势都有利于我们的和平建设。国际紧张局势更会趋向于和缓。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这个估计是正确的。当世界形势发生这样大变化，和平更加为全世界人民掌握了，战争是可以制止的。正是为了争取和平，制止战争，就更需要加强我们的力量，利用有利于和平建设的条件，加快加紧地建设，包括国防建设。在5月3日国务院干部会议上周恩来又说，在国际关系上，“要和平共处，要用和平方法竞赛，比谁的制度优越，比谁的制度好，让人民来选择”。[145]此后不久，《人民日报》又以“促进和平共处的一个重要方式”、“和平中立趋向的发展”等为题，连续刊登文章和消息。[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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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077 就是毛泽东本人当时也是接受这种的思想的。他在亲自起草的八大开幕词中写道：“为了建设还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这是不是可能的呢？我们认为是可能的。当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只要世界上的垄断资本主义存在一天，战争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方面。但是还有另一方面，即制约战争的因素现在已经强大起来，并且还会继续增加。”[147]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除了毛泽东内心对和平过渡的提法不满外，中苏之间的政策性分歧是不存在的。从后来的情况看，中国当时提倡“和平共处”主要是出于策略的考虑，而毛泽东反对的是赫鲁晓夫始终把它作为一种外交战略，甚至要提高为国际共运的总路线。不过，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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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079 最后，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也确有不满的地方，主要集中在有关个人崇拜的问题上。如前所述，毛泽东并不反对赫鲁晓夫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是认为苏共批判斯大林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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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081 所谓“内容上”的错误，就是说不能原则地、一般地反对个人崇拜。毛泽东在1956年10月31日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时指出，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没有提出本质的问题”。“只说反对个人崇拜，不能解决问题”，应该反对的是主张沙文主义、个人专制和个人独裁的个人崇拜。[148]不久他又更明确地指出，个人崇拜有正确和不正确之分，正确的个人崇拜必须坚持，“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149]显然，批判具体的（如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可以的，但不能在原则上否定个人崇拜。说到底，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和未来世界革命的领袖，是需要个人崇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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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083 所谓“方法上”的错误，并不是指苏共过早地提出了斯大林问题，主要也不是说传达个人崇拜问题的范围过于扩大了，而是指责苏共中央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没有事先同中共商量并取得同意。关于这个问题，最早是朱德在莫斯科时向陪同他的苏共中央工作人员指出的，后来苏联驻中国外交官也听到了类似的指责。[150]在中共高层讨论时，“大家议论纷纷”，也反复提到这个问题。[151]表面上看，中共批评的是苏共中央采取这种“突然袭击”的方式，使各国共产党没有做好准备，从而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混乱。但实际上，毛泽东的不满主要是因为苏共事先没有与中共商量，毕竟那是中苏两党在共同对世界革命负责。[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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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085 此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从道德层面上提出了问题，批评“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153]毛泽东后来又说，“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这些人既“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也“缺乏革命道德”。[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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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087 毛泽东反复强调对个人崇拜要有正确认识，其矛头所指，大概主要不是莫斯科，而是国内的反个人崇拜情绪。的确，中国民众受到苏联影响而提出的问题是令人担忧的。《内部参考》大量报道了中国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对苏共批判个人崇拜的反应和联想。河北省机关党员干部提出：“要说过去歌颂斯大林是个人崇拜，那么我们还编了东方红歌颂毛主席，那也能说是个人崇拜？”天津市干部提出：“今后歌颂领袖时应恰如其分，如有些歌曲中有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等词句，应考虑改变一下”。广州市工商界部分人士说：“苏共能够这样暴露缺点，才是发挥民主精神。”“我们过去有时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是不够恰当的，带有封建色彩，也是个人崇拜，忘记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力量！”鞍山市干部、职工讨论时有人说：“什么是个人崇拜？中国对毛主席来说是否也是个人崇拜呢？”湖南高等学校教师则直接提出了中国党是否也存在个人崇拜或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现象的问题。4月5日中共中央的文章公开发表以后，这方面的反应仍然不断。黑龙江省机关干部中有些人提出：歌颂毛主席的东方红民歌，在农业合作化中提出的听毛主席的话，走社会主义的路，以及以前讲的在毛泽东时代、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毛主席万岁等，是否算个人崇拜？长春市干部中也有人认为，中共也有个人崇拜的现象，如开会时只给毛主席致敬电，不给党中央致敬电，电影里只提毛泽东军事思想，不提党的军事思想，农业发展纲要中只说毛主席的指示，不提中央的指示等。更有的人提议：“我们国家对党的领袖也应注意”，“不应强调喊毛主席万岁”。[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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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089 或许正是担心这种情绪汇入整个共产党世界的迷惘和混乱中，中共中央在4月12日专门发出通知，禁止主动与外国人谈斯大林问题，即使被问到，也“应避免深谈多谈”，尽量“支吾过去”。[156]更令人担忧的是重庆市机关干部讨论时提出的问题：“是否共产党内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马、恩死后，有考茨基等人歪曲，列宁死后有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起而反攻，斯大林才死不久，又受到米高扬等人的攻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有的人说：“人生在世叫万岁，死后就把一切都否定了，实在令人寒心”。[157]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深思。不过也应该注意到，毛泽东的这种不满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很少公开表露出来，因为批判个人崇拜毕竟在共产党世界取得了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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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091 总之，苏共二十大没有造成中苏在理论和路线上的分歧，因而也就不会成为中苏关系破裂的起点。如果谈到二十大对中苏关系发展有什么不利的潜在影响，应该强调的是，苏共在二十大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揭露斯大林的错误，无疑大大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动摇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其结果必然导致紧随苏共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崛起。中共固然不如苏共历史悠久，经验丰富，但就领袖魅力而言，赫鲁晓夫则完全不能同毛泽东相比。至少在中共眼中，斯大林倒下了，站起来的应该是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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