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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反复强调对个人崇拜要有正确认识，其矛头所指，大概主要不是莫斯科，而是国内的反个人崇拜情绪。的确，中国民众受到苏联影响而提出的问题是令人担忧的。《内部参考》大量报道了中国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对苏共批判个人崇拜的反应和联想。河北省机关党员干部提出：“要说过去歌颂斯大林是个人崇拜，那么我们还编了东方红歌颂毛主席，那也能说是个人崇拜？”天津市干部提出：“今后歌颂领袖时应恰如其分，如有些歌曲中有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等词句，应考虑改变一下”。广州市工商界部分人士说：“苏共能够这样暴露缺点，才是发挥民主精神。”“我们过去有时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是不够恰当的，带有封建色彩，也是个人崇拜，忘记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力量！”鞍山市干部、职工讨论时有人说：“什么是个人崇拜？中国对毛主席来说是否也是个人崇拜呢？”湖南高等学校教师则直接提出了中国党是否也存在个人崇拜或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现象的问题。4月5日中共中央的文章公开发表以后，这方面的反应仍然不断。黑龙江省机关干部中有些人提出：歌颂毛主席的东方红民歌，在农业合作化中提出的听毛主席的话，走社会主义的路，以及以前讲的在毛泽东时代、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毛主席万岁等，是否算个人崇拜？长春市干部中也有人认为，中共也有个人崇拜的现象，如开会时只给毛主席致敬电，不给党中央致敬电，电影里只提毛泽东军事思想，不提党的军事思想，农业发展纲要中只说毛主席的指示，不提中央的指示等。更有的人提议：“我们国家对党的领袖也应注意”，“不应强调喊毛主席万岁”。[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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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正是担心这种情绪汇入整个共产党世界的迷惘和混乱中，中共中央在4月12日专门发出通知，禁止主动与外国人谈斯大林问题，即使被问到，也“应避免深谈多谈”，尽量“支吾过去”。[156]更令人担忧的是重庆市机关干部讨论时提出的问题：“是否共产党内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马、恩死后，有考茨基等人歪曲，列宁死后有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起而反攻，斯大林才死不久，又受到米高扬等人的攻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有的人说：“人生在世叫万岁，死后就把一切都否定了，实在令人寒心”。[157]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深思。不过也应该注意到，毛泽东的这种不满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很少公开表露出来，因为批判个人崇拜毕竟在共产党世界取得了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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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苏共二十大没有造成中苏在理论和路线上的分歧，因而也就不会成为中苏关系破裂的起点。如果谈到二十大对中苏关系发展有什么不利的潜在影响，应该强调的是，苏共在二十大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揭露斯大林的错误，无疑大大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动摇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其结果必然导致紧随苏共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崛起。中共固然不如苏共历史悠久，经验丰富，但就领袖魅力而言，赫鲁晓夫则完全不能同毛泽东相比。至少在中共眼中，斯大林倒下了，站起来的应该是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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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四 以苏为鉴与中共对发展道路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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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世纪是整个人类社会都在努力实现现代化的时期，然而，各个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有不同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道路是一种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一种选择。苏联、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先后选择或认同了社会主义道路，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这条道路（或发展模式）与西方国家的选择有很大区别，但同样，这也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甚至没有指出过）的道路。惟其如此，才需要人们不断摸索，不断修正，也就是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改革。应该说，斯大林的去世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一个自我完善和自我调整的历史机遇。但是，由于认识的局限和环境的制约，当时的苏联共产党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都未能及时抛弃或改造已经僵化的斯大林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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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提出要走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毛泽东所说的“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究竟是什么含义，则是应该认真考虑和分析的。这里至少有三个问题必须搞清楚。第一，毛泽东讲的以苏为鉴，实际上是指以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做法为借鉴，而这一点恰恰是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方针。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共和苏共是在同时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毛泽东讲的苏联出现的问题和教训，实际上指的都是以往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方法和措施，而不是指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在这一点上，中共和苏共从各自的经验体会出发，其认识大体在同一程度，即都没有从根本上怀疑斯大林所创立的社会主义道路。所以，第三，毛泽东提出走自己的路，实际上并没有设想把中国引上另外一条发展道路，只是在原来的道路上走得快一些，而且主是要赶到苏联的前头。或许这样的分析，可以给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后的思考一个正确的和准确的定位，可以看清楚直到毛泽东逝世前中国所走过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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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中国是在全面学习苏联的背景下开始经济建设的。中共中央组织全党干部学习的苏联材料中，最突出的就是两本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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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中国古书相比，毛泽东读过的马列原著不多，不过他一向主张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而毛泽东所推崇的这种结合的典范就是后来在苏联被认为是个人崇拜代表作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58]早在1941年5月，毛泽东就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强调，对于全党“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来说，《简明教程》应该成为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心材料，因为在毛泽东眼里，这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159]既然《简明教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苏联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唯一和完全的典范，那么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有效、最简捷的方法就是学习斯大林主义。中国共产党不仅依靠这个“典型”胜利地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还要指望这个“典型”来指引社会主义革命。于是，《简明教程》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就成为中共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核心内容。例如，中宣部1953年12月发出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必须是发展重工业”；“社会主义积累的道路”就是“自己节约的道路”，“因此人民生活的改善就不能不有相当的限度”；等等。[160]为了加强学习，1953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其中规定：“为了适应全党在进入经济建设时期的需要”，在1953年7月至1954年2月的一年半时间内，全党干部理论学习的高级组和中级组都要学习《简明教程》第九章到第十二章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部分著作，目的是使“全党主要干部都能有系统地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以便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正确地利用苏联的经验”。文件还详细规定了学习的时间、进度、方法以及领导责任和考试办法。[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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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看来，能够指引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另一部经典就是斯大林在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作为对苏联经济发展规律的总结，斯大林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如由于统一的世界市场瓦解而造成的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正在日益加剧；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依然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只是在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之间存在的特种商品生产；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仅是“合理地组织生产力”，更重要的是不断变更生产关系；国家必须把农业的基本生产工具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决不能交给集体农庄；为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必须将集体农庄的剩余产品从商品流通领域中排挤出去，逐步缩小商品流通领域的范围；等等。[162]1952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指示，认为这一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对于我国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有巨大指导意义”，所以必须立即组织全党高级干部进行学习。中共中央规定，各单位负责人应亲自动员、布置和领导这次学习，制订学习计划，指示学习要点，检查学习状况，解答学习疑难。[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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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毛泽东所推崇并要全党学习的这两本斯大林的著作，如前所述，恰恰是米高扬在二十大发言中点名批评斯大林时指出的两本著作。这绝非巧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简明教程》通俗易懂、简明扼要，适合中共干部的文化水平；《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重点是总结苏联战后经济恢复时期的经验和理论，而中国1949～1953年也正好处于恢复和开创的阶段。[164]总之，如同《人民日报》一篇社论所说，“苏联过去所走过的道路，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榜样”。[165]其实，毛泽东本人是否真的相信斯大林的理论就是真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需要全党认为斯大林指引的道路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因为这是中共能够学习的唯一楷模。1955年1月与苏联大使尤金谈话时毛泽东说，中共中央正在对全党干部进行经济方面的教育，“以便他们能够创造性地管理和领导工作”，而学习的基本材料就是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说，该书第一版将发行300万册，“我读了书中的一些内容，这本教科书很好，使我们受益很多”。[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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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共二十大之前，中共中央的认识还没有到以苏为鉴的程度。1955年5月苏联召开工业者会议，揭发和批评各工业部门在采用新技术和发挥企业潜力方面存在的问题。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回国后认为，“战后苏联工业有很大的发展，但在某些方面，特别是近一两年来，似乎过分地强调了日用必需品的生产，相对放松了重工业”。[167]8月10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次会议的几个文件，并在通知中强调，苏共中央批评工业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是为了更进一步提高苏联工业的威力和水平，这并不妨碍“继续坚持学习苏联在技术上的先进成就和管理工业的先进经验”。[168]尽管也曾有人对“一五”计划“建设规模是否过大”、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重“是否适当”表示怀疑，但中共领导人对此并不以为然。[169]不过，苏联人不断提出的新观点还是引起了中共的注意。1956年1月7日在莫斯科出席华沙条约国会议的李富春用电话报告了会议情况：在谈到经济问题时，苏共代表指出，目前社会主义各国存在的问题是，工业虽有成就，但农业生产落后，许多国家尚未达战前水平；各国新五年计划规定的重工业发展太快，轻工业太慢，而重工业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指望出口，但出口又无保证；投资规模过大，使国民收入中资金积累部分增加太快，而工资增加太慢等。[170]这无疑对中国领导人敲响了警钟。很快，这些问题便在二十大赫鲁晓夫的工作报告中系统地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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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苏共二十大召开的当天，毛泽东也开始听取各部门的汇报，做调查研究工作。正像薄一波回忆的，从这时起，“汇报中同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相关联的事也多了起来，‘以苏联为鉴戒’的思想更加明确了”。其中提出的带全局性的问题主要有：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问题（在“二五”计划草案的工业投资中，重工业占91.5%，轻工业占8.5%），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沿海地区发展滞后），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的关系问题（国防工业建设规模过大），国家、集体、个人的责权利分配问题（职工和农民生活水平落后于生产发展），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发挥地方积极性不够）等。[171]显然，尽管毛泽东对十大关系的思考和总结，无疑与他2月14日开始并历时41天的座谈和调查有密切关系，这些问题也都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的，[172]但是很明显也受到了苏共二十大的启发、影响和鼓励。笔者同意麦克法夸尔的看法：十大关系的后半部分很可能就是为应对苏共二十大而考虑的措施。[173]周恩来曾经归纳说，毛泽东的思考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也是鉴于苏联共产党批判斯大林的错误而取得的经验教训。[174]因此可以说，1956年初，中共和苏共在共同思考斯大林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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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的思考，都没有从根本上突破斯大林的模式，都没有从改变或改革制度的层面思索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的经验看，否定斯大林模式必须过两道关口，即经济体制的市场关和政治体制的民主关，而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当时的思考都在这两道关口面前止步了。苏共二十大的观点如前所述，而毛泽东当时对以苏为鉴思考的集大成者就是他1956年4月25日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报告。[175]两相比较，苏联使馆当时的结论是：在毛泽东提出的十项方针中，最重要的几项同苏共二十大的决议紧密相关，尤其是在强调关注提高人民群众福利和进一步发扬民主问题等方面。[176]这种看法是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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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关系”的前五条专门讲经济关系的调整问题，这包括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适当调整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以支持内地工业；适当降低国防建设比重，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的利益，更多地解决工人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给地方以正当的权力和独立性，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177]与苏共二十大的报告进行对比就会发现，中苏双方在这方面的思考和探索明显具有趋同性。1957年毛泽东对苏共处理马林科夫等“反党集团”立场的支持，突出表现了他同赫鲁晓夫改革思路的一致性。毛泽东在听了米高扬关于“反党集团”成员反对、阻碍改革的情况通报后，指责莫洛托夫非常顽固、守旧，明确表示支持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改革势力。[178]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当时中苏双方都没有提出放弃或改变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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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制度方面，毛泽东的谈话似乎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更加“自由化”。在20年后才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已经见不到当年那些令人激动和感动的话语了。不过，看看有心人在听传达时所做的记录，还是能让读者感受到毛泽东讲话时的心情和神态：“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甚至是反革命的力量”；“人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要有纪律性，也要有无纪律；要有集体主义，也要有自由主义”；“中央成立一个体制小组，专门研究如何划分权力”；“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以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反对它的帝国主义”；“苏联只有一个党，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类似的话，毛泽东在其他场合也讲过，如“我们有蒋介石，我国有小脚，别人要照相，让他们照，衣服穿得不好，不要怕难看。在外国人面前扯谎，总有一天会揭穿的”；“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监督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179]毛泽东能如此讲话，一方面大概与他听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的心情有关，像胡乔木讲述的：“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180]另一方面，也充分表明了他的自信。新中国成立后短短的几年，经历了镇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反革命分子基本肃清了，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都归顺了，私营工商业者也顺利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现在的问题就是“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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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一切仍然都是在斯大林政治模式框架内的思考，所谓民主也只是相对集中而言的一种手段，并非指能够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的政治制度。没有言论自由、舆论监督、司法独立和民主选举等最基本的制度保证，一旦情况变化（如1957年的反右运动），曾经做过许诺就会烟消云散。归根结底还是毛泽东1954年8月在修改《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草稿）》时所强调的一句话：“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这在我们是一点疑问也没有的。苏联的道路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要想避开这条路不走是不可能的。”[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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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走自己的路，毛泽东在1960年6月的解释是：“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并认为这条路线反映了中国的“客观经济规律”。[183]此时中苏分歧已经公开化，毛泽东自然不便再提苏联的道路。但是从现代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轨道与苏联的确没有多少差别。不要说人民公社的形式是苏联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已经遭遇过的失败尝试，就连“大跃进”的口号和方式，也是苏联在30年代创造的。[184]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在内心是承认的，他在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就说过，合作化俄国人在几十年前就搞了，中国在理论和观点上没有什么新东西，只是在细节和形式方面做得比较完全。[185]9月23日又对德国统一社会党主席乌布利希说：各国建设社会主义，“方向是一个，内容是一个，是社会主义的内容”，只是形式是民族的。[186]直到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的说法还是：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我们自己的经济路线从此开始，跟苏联基本道路相同，具体道路有所不同。[187]因此，中国的道路实际上就是苏联的道路，所追求的只是走法不同，其目的无非是要走得快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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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25日重工业部参加苏联工业会议回国后在给毛泽东的汇报提纲中指出，中国钢产量1955年实际完成279.8吨，1956年计划产量为447万吨，相当苏联1928年的水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工业的增长的速度要快得多，这是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了的；现在的问题是，我国的工业化的速度，是否能够争取比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更快一些”。重工业部认为，只要提高年度钢产量，整个工业的增长率就会高于苏联，因此充满信心地回答说：“我们有理由可以相信：今后中国几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有可能超过苏联同样的几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188]这无疑给毛泽东以极大的鼓舞和刺激。于是，他在听取34个部委汇报时插话：我们工业的发展速度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所束缚，我们的速度可以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189]苏联1936年宣布实现工业化时的钢产量是1800万吨，我们1967年争取达到3600万吨。[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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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后来回顾他在1956年春天的想法时说：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191]在1957年2月的一个讲话提纲中，毛泽东又提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可以和苏联有些不同。虽然重工业还是优先，但走新的道路是否比苏联那样（21年内增加1400万吨钢）工业化速度反而快些？[192]这里，显然为后来的“大跃进”和大炼钢铁埋下了伏笔。同时也可以看出，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的方针，从根本上讲，就是不愿意跟在别人后面爬行，就是要超到苏联的前面去。或许正是由于这种指导思想，毛泽东在1956年12月修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第六稿时，干脆删去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学习苏联经验的结果”一句。[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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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应该指出，毛泽东所提倡和追求的经济建设方式与斯大林经济模式之间的差别，即他本人所说的“具体道路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运作方式上：斯大林依赖的是技术官僚集团以及由他们建立的严密的计划体制，毛泽东依赖的是人民大众和他本人不断发动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毛泽东一再强调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只有打破平衡才能发展，就是针对苏联那个计划体制来的。后来，毛泽东不仅频繁地以个人“建议”和政治运动干扰历次五年计划的制订和执行，甚至自己在国务院之外组建“小计划委员会”。[194]因此，严格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确实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可以说，毛泽东的想法和做法，在客观上为中国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打下了基础。然而，无论是苏联的计划经济，还是中国的群众运动，其本质都是集中制，体现的都是长官意志或领袖意志，归根结底都是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的。尽管中国的经济体制因其计划程度低下而比较容易引起变革，但实践证明，它在某种特定的政治环境中给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带来的干扰和灾难，丝毫不亚于苏联的计划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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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的论述与苏联的改革措施及苏共二十大的总结报告相比较，没有更多的新东西。中国经济建设采用的做法都是斯大林时期，特别是战后恢复时期苏联的经验，所以毛泽东认为需要引为借鉴的也是斯大林模式的弊病，而这正是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领导人已经考虑并在二十大正式提出的问题。再者，同苏共领导人一样，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模式的原则没有错，只是方法有问题。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中共八大继续探索而产生的思想火花，很轻易地就在突然爆发的波匈事件和反右派运动中熄灭了。[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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