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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走自己的路，毛泽东在1960年6月的解释是：“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并认为这条路线反映了中国的“客观经济规律”。[183]此时中苏分歧已经公开化，毛泽东自然不便再提苏联的道路。但是从现代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轨道与苏联的确没有多少差别。不要说人民公社的形式是苏联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已经遭遇过的失败尝试，就连“大跃进”的口号和方式，也是苏联在30年代创造的。[184]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在内心是承认的，他在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就说过，合作化俄国人在几十年前就搞了，中国在理论和观点上没有什么新东西，只是在细节和形式方面做得比较完全。[185]9月23日又对德国统一社会党主席乌布利希说：各国建设社会主义，“方向是一个，内容是一个，是社会主义的内容”，只是形式是民族的。[186]直到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的说法还是：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我们自己的经济路线从此开始，跟苏联基本道路相同，具体道路有所不同。[187]因此，中国的道路实际上就是苏联的道路，所追求的只是走法不同，其目的无非是要走得快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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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25日重工业部参加苏联工业会议回国后在给毛泽东的汇报提纲中指出，中国钢产量1955年实际完成279.8吨，1956年计划产量为447万吨，相当苏联1928年的水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工业的增长的速度要快得多，这是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了的；现在的问题是，我国的工业化的速度，是否能够争取比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更快一些”。重工业部认为，只要提高年度钢产量，整个工业的增长率就会高于苏联，因此充满信心地回答说：“我们有理由可以相信：今后中国几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有可能超过苏联同样的几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188]这无疑给毛泽东以极大的鼓舞和刺激。于是，他在听取34个部委汇报时插话：我们工业的发展速度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所束缚，我们的速度可以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189]苏联1936年宣布实现工业化时的钢产量是1800万吨，我们1967年争取达到3600万吨。[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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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后来回顾他在1956年春天的想法时说：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191]在1957年2月的一个讲话提纲中，毛泽东又提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可以和苏联有些不同。虽然重工业还是优先，但走新的道路是否比苏联那样（21年内增加1400万吨钢）工业化速度反而快些？[192]这里，显然为后来的“大跃进”和大炼钢铁埋下了伏笔。同时也可以看出，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的方针，从根本上讲，就是不愿意跟在别人后面爬行，就是要超到苏联的前面去。或许正是由于这种指导思想，毛泽东在1956年12月修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第六稿时，干脆删去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学习苏联经验的结果”一句。[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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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应该指出，毛泽东所提倡和追求的经济建设方式与斯大林经济模式之间的差别，即他本人所说的“具体道路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运作方式上：斯大林依赖的是技术官僚集团以及由他们建立的严密的计划体制，毛泽东依赖的是人民大众和他本人不断发动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毛泽东一再强调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只有打破平衡才能发展，就是针对苏联那个计划体制来的。后来，毛泽东不仅频繁地以个人“建议”和政治运动干扰历次五年计划的制订和执行，甚至自己在国务院之外组建“小计划委员会”。[194]因此，严格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确实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可以说，毛泽东的想法和做法，在客观上为中国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打下了基础。然而，无论是苏联的计划经济，还是中国的群众运动，其本质都是集中制，体现的都是长官意志或领袖意志，归根结底都是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的。尽管中国的经济体制因其计划程度低下而比较容易引起变革，但实践证明，它在某种特定的政治环境中给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带来的干扰和灾难，丝毫不亚于苏联的计划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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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的论述与苏联的改革措施及苏共二十大的总结报告相比较，没有更多的新东西。中国经济建设采用的做法都是斯大林时期，特别是战后恢复时期苏联的经验，所以毛泽东认为需要引为借鉴的也是斯大林模式的弊病，而这正是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领导人已经考虑并在二十大正式提出的问题。再者，同苏共领导人一样，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模式的原则没有错，只是方法有问题。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中共八大继续探索而产生的思想火花，很轻易地就在突然爆发的波匈事件和反右派运动中熄灭了。[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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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五 中共八大新党章不再提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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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苏联人看来，直到1956年9月召开八大，中共对苏共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问题总体上还是给予高度评价的。[196]苏共二十大的一系列报告和重要发言，不仅《人民日报》予以全文刊登，其中《总结报告》、《关于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决议报告》等重要文件还印成单行本，供党员和干部学习用，发行量达398万册。[197]毛泽东在中共八大致开幕词时讲到：苏共二十大“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并断言苏共的工作“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刘少奇所做并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八大政治报告评价苏共二十大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不仅“提出许多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政策方针，而且对于缓和世界紧张局势，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斗争，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198]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则指出，苏共二十大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对个人神化严重恶果的揭露。[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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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中共八大最引人注目的问题就是在所有大会文件和发言中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在讲到全党的指导思想时，也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这是中共八大受苏共二十大影响而产生的最明显的后果，大概也是后来引起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不满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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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是从中共七大正式宣布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写道：“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200]然而，在八大党章中却删去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只提“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201]此外，在刘少奇的报告、邓小平的报告和八大决议中都没有出现“毛泽东思想”一词，甚至所有的大会代表发言也不约而同地都不提“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自然引起了各方人士的注意，很多人在学习八大文件时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新党章为什么未提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没有讲中国的个人崇拜问题？现在党章不提毛泽东思想，是否是反对个人崇拜？[202]国外研究者也因此对毛泽东的地位做出种种猜测。他们认为，新党章根本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而是强调集体领导，这“进一步证实毛大权旁落”。还有人猜测，“刘少奇可能的确试图减少毛泽东的作用”，甚至断定“把涉及毛泽东思想的部分从新党章中删去的提议，最初来自彭德怀”。[203]不过，中国史学界的研究否定了这些判断和推测。一般的看法是：中共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有一个历史过程。此外，这个决定也是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提议做出的。有学者指出：自1948年11月以后，毛泽东多次将送他审阅的文件中有“毛泽东思想”的字样删去，或改为别的说法。[204]这个说法符合历史事实，但需要补充的是，毛泽东这样做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受到了来自苏联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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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在1948年，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打电报向毛泽东请示，要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并提出在教员和学员中，“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毛泽东给吴回电说：“那样说法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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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毛泽东在修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时指出：将草案中的“毛泽东思想”，一律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改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强调不要把他与马、恩、列、斯并列，说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套，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这样不好，我们请他们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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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9月25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送审的国庆社论提纲草稿做了两处修改：将“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删去；将“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一句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同时批示：“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字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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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3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凡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用语的地方一律删去，其中有些就是毛泽东亲笔删改的。[208]1953年4月10日，毛泽东在董必武的一封信上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应将这些字删去。”5月24日，毛泽东在军委报送的内务条令等文件上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8月14日，毛泽东又将中共中央给中国驻越南顾问团的电报稿中“毛泽东思想”字样删去。[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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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由于毛泽东本人一再反对，中共中央终于做出了正式决定并通知全党。1954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提交《关于对党章中提出的“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请示报告》。邓小平批示：“书记处谈了，同意这样解释。同时，这个问题各地都可能有，请宣传部照拟一通知送我看后转主席、少奇同志看后发出。”[210]根据中央书记处的这个指示，中宣部于11月20日起草了一个《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通知》说：“党章已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通知》特别说明，“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毛泽东在审阅这个通知稿时加了一句：“在写文章做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并将日期改为12月5日。[211]这个决定的精神并没有限制在党内传达，12月19日毛泽东在一次座谈会上向与会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打招呼说：“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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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足以说明，那时不提“毛泽东思想”的确是毛泽东本人提出的，而且中共中央书记处也有明确指示，并广泛告知党内外（只是没有传达到基层）。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想法，并且一再强调不能提“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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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解释说：“这与苏联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不感兴趣有关……在我们党提出毛泽东思想后，苏联党始终拒绝承认这个提法。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这成了一个禁区。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它在发表时都给删掉。既然苏共是如此态度，而中国革命又离不开苏联的帮助，从大局出发还必须搞好与苏共的团结，出于这样的考虑，不仅‘历史决议’将毛泽东思想提法删去，并且在1956年八大不提了。”[213]胡的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也符合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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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下半年，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苏南冲突，共产党情报局10月会议决定将南斯拉夫共产党逐出教门。斯大林决心与铁托分裂的根本原因，就是不能容忍南共的自作主张和在巴尔干独立门户的“民族主义倾向”。与此同时，针对东欧各党“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和主张，苏共在共产党情报局开展了一场围剿“狭隘民族主义”的斗争。[214]毛泽东对此极为关注。当时，国共之间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已经开始，中共需要苏联的全力支持和帮助。[215]所以，共产党情报局对南共和民族主义的批判立即得到了中共的积极响应。中共中央专门做出关于南共的决议，指出铁托集团由于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系列的基本观点，因而陷入了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泥坑。[216]11月1日，刘少奇撰写《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一切民族，要从帝国主义压迫下争求解放和保卫民族独立，取得苏联及世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援助，乃是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217]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提出对宣传毛泽东思想降温的，其目的和内心的考虑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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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动提出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是在1949年1月，这显然与米高扬秘密访华有关。如前所述，当时毛泽东急于取得斯大林的信任，并与苏联建立同盟关系，自然不能让斯大林感到中共有自立门户的倾向，更不能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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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仍然不同意使用“毛泽东思想”，除了知道苏联不赞成以外，还顾及苏联反对个人崇拜的举动在中国党内的影响。斯大林死后不久，苏联报刊就开始从理论上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公开批判和反对舆论宣传中的个人崇拜现象。1953年12月25日中国驻苏使馆向中宣部报送了两个材料，介绍苏联报刊和宣传中批判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情况，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1954年第3、4期刊载了这些材料。1954年3月27日，驻苏大使张闻天又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报送了一份题为《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的材料。4月28日毛泽东批示刘少奇：这些都是“重要文件”，作为内部文件印发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在京有关人员。[218]5月5日中共中央正式下发通知，要求党内高级干部认真阅读这些文件。8月9日又提出将苏联反对个人崇拜和反对教条主义的两篇文章刊登在党刊上。[219]是年12月中宣部发出的那个关于如何解释毛泽东思想的通知，不能说与这些背景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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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张闻天夫人刘英讲述的一个故事很有意思。1954年夏天中国总政治部歌舞团在苏联演出，原计划将《斯大林颂》和《东方红》作为开幕曲，但苏联方面表示不能接受《斯大林颂》。中国使馆认为应该尊重和接受苏方的意见，但棘手的是还要不要唱《东方红》。张闻天建议，以两国军歌代替《斯大林颂》和《东方红》，作为演出的开始曲。这个建议得到了国内的批准。后来，张闻天向毛泽东汇报此事时，毛泽东称赞张闻天处理得好，还说他本来就不愿听《东方红》。[220]无论毛泽东说的是不是真心话，这件事非常形象地说明苏联反对个人崇拜的方针当时对中国有着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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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二十大以后，特别是在7月《人民日报》公布了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以后，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更加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了。新华社编辑的《内部参考》，大量登载了社会各界的种种议论。人们不仅为赫鲁晓夫揭露出来的斯大林错误感到震惊和不理解，而且已经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中国党内有没有个人崇拜？一时间，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在减少对自己领导人的宣传，以避斯大林个人崇拜之嫌。[221]在这样的氛围下，毛泽东本人和中共高层领导人自然都不能再重新提“毛泽东思想”。于是，就导致了在八大文件中没有提“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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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八大没有提“毛泽东思想”，丝毫不能说明毛泽东本人和中共党内对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和表述有任何怀疑，更不能说是毛泽东地位的下降。从毛泽东历次谈到这个问题的说法也可以看出，他所强调的只是不宜在公开场合使用“毛泽东思想”这种提法，而并非认为这种提法本身有何不妥。中共在建国后，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战争直到三大改造提前完成，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这使毛泽东在党内外的威望和影响空前提升。人们更加折服于他的雄才大略，没有人会怀疑其领导的英明，更不用说会有谁对其地位提出挑战。这从八大对个人崇拜问题的处理上也可以看出。苏共二十大以后，反对个人崇拜、提倡集体领导已成为各国共产党的一面旗帜，中共当然不会放弃这面旗帜。然而，八大对这个问题的处理相当微妙。与半年前苏共二十大的情况不同，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并没有成为八大的主要话题，诸多大会发言都没有涉及。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和邓小平修改党章的报告都是在肯定苏共二十大的角度提到个人崇拜问题的。邓小平还有意为中共进行辩护，他指出：反对个人崇拜是正确的，是必须坚持的原则；但中共很早就注意了这个问题，而且正是毛泽东自己反对对个人的歌功颂德；领袖是需要热爱的，这不是个人崇拜。[222]这样，既接过了反对个人崇拜的旗帜，又维护了毛泽东的威信，委婉地回答了人们对中国是否也有个人崇拜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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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八大关于中共党内不存在个人崇拜的解释是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上，个人崇拜现象从延安整风时就已经开始了。延安整风树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授予了毛泽东独断专行的权力，神化了毛泽东的作用。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不只是刘少奇，包括张闻天、任弼时、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对毛泽东都是一片颂扬崇拜的言辞。延安整风后，“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迅速传遍延安，《东方红》也是这时传播开来的。[223]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本人对于批判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是被动的，不情愿的。所以他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才会突然冒出一句：“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224]这句话很耐人琢磨，仔细体味可以感觉到，其实毛泽东是不愿反个人崇拜的，特别是不愿中国人反个人崇拜。否则，就很难理解“文化大革命”中堪称世界之最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如何出现的。其实，就个人崇拜现象被批判后死而复生的情况看，在中国和苏联也颇有雷同之处。人们都知道，从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把“毛泽东思想”叫得满天响，也不过八九年的时间。而人们不大了解的是，赫鲁晓夫在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几年后，便在全党和全国搞起了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并于苏共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达到高潮，其做法和规模，无一不在效仿前人。在这两次大会的代表发言中，提到赫鲁晓夫的名字分别有500次和800次之多。原来赞扬斯大林的词汇现在都转向了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如“宇宙之父”、“正义、进步、生命和幸福的传播者”、“人类的希望——莫斯科、列宁和赫鲁晓夫”等。[225]以致当1964年10月苏共高层发动宫廷政变把赫鲁晓夫赶下台时，勃列日涅夫宣布的赫鲁晓夫的主要罪状之一，就是大搞个人崇拜。[226]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个人崇拜现象绝不仅仅是思想方法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体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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