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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169 当然，八大没有提“毛泽东思想”，丝毫不能说明毛泽东本人和中共党内对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和表述有任何怀疑，更不能说是毛泽东地位的下降。从毛泽东历次谈到这个问题的说法也可以看出，他所强调的只是不宜在公开场合使用“毛泽东思想”这种提法，而并非认为这种提法本身有何不妥。中共在建国后，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战争直到三大改造提前完成，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这使毛泽东在党内外的威望和影响空前提升。人们更加折服于他的雄才大略，没有人会怀疑其领导的英明，更不用说会有谁对其地位提出挑战。这从八大对个人崇拜问题的处理上也可以看出。苏共二十大以后，反对个人崇拜、提倡集体领导已成为各国共产党的一面旗帜，中共当然不会放弃这面旗帜。然而，八大对这个问题的处理相当微妙。与半年前苏共二十大的情况不同，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并没有成为八大的主要话题，诸多大会发言都没有涉及。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和邓小平修改党章的报告都是在肯定苏共二十大的角度提到个人崇拜问题的。邓小平还有意为中共进行辩护，他指出：反对个人崇拜是正确的，是必须坚持的原则；但中共很早就注意了这个问题，而且正是毛泽东自己反对对个人的歌功颂德；领袖是需要热爱的，这不是个人崇拜。[222]这样，既接过了反对个人崇拜的旗帜，又维护了毛泽东的威信，委婉地回答了人们对中国是否也有个人崇拜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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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171 然而，八大关于中共党内不存在个人崇拜的解释是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上，个人崇拜现象从延安整风时就已经开始了。延安整风树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授予了毛泽东独断专行的权力，神化了毛泽东的作用。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不只是刘少奇，包括张闻天、任弼时、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对毛泽东都是一片颂扬崇拜的言辞。延安整风后，“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迅速传遍延安，《东方红》也是这时传播开来的。[223]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本人对于批判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是被动的，不情愿的。所以他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才会突然冒出一句：“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224]这句话很耐人琢磨，仔细体味可以感觉到，其实毛泽东是不愿反个人崇拜的，特别是不愿中国人反个人崇拜。否则，就很难理解“文化大革命”中堪称世界之最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如何出现的。其实，就个人崇拜现象被批判后死而复生的情况看，在中国和苏联也颇有雷同之处。人们都知道，从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把“毛泽东思想”叫得满天响，也不过八九年的时间。而人们不大了解的是，赫鲁晓夫在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几年后，便在全党和全国搞起了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并于苏共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达到高潮，其做法和规模，无一不在效仿前人。在这两次大会的代表发言中，提到赫鲁晓夫的名字分别有500次和800次之多。原来赞扬斯大林的词汇现在都转向了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如“宇宙之父”、“正义、进步、生命和幸福的传播者”、“人类的希望——莫斯科、列宁和赫鲁晓夫”等。[225]以致当1964年10月苏共高层发动宫廷政变把赫鲁晓夫赶下台时，勃列日涅夫宣布的赫鲁晓夫的主要罪状之一，就是大搞个人崇拜。[226]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个人崇拜现象绝不仅仅是思想方法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体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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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173 中共八大确有许多非凡之举，就改造共产党自身而言，在许多方面的主张和动议，甚至超过了苏共二十大，比如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分析，对经济发展方针的调整，对改进经济体制的设想，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等。所以，这次会议能够鼓舞人心，激发全党的热情和干劲，使国人看到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希望和美好前景。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和革命的包袱，中共领导人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究竟如何走，没有也不可能对师承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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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175 总而言之，对于苏联、中国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来说，1956年都是其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十字路口。在一曲政治双重奏中，苏共与中共同时开始考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中共八大与苏共二十大不仅在时间上是衔接的，在思想认识、方针政策以及发展路线等各方面，也都是一致的，相通的。即使在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有一些分歧，但苏共很快就跟上了中共的步伐。特别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文章的发表，在很大程度上使苏共摆脱了国内和阵营内部思想骚动的困扰。所以，此期的中苏关系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227]与此同时，苏共二十大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提高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影响——以前是苏共领导中共，并在经济上援助中国，现在中共开始在政治上帮助苏共了。中苏两党平起平坐，共同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趋向，在紧接着发生的波匈事件中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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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177 [1] 关于苏共二十大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影响，始终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问题，其研究的切入角度有两个：中苏关系史和中国现代史。从中苏关系史方面进行研究的相关成果主要体现在李丹慧主编的论文集《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应该说是代表了前些年中国学者的研究水平。从中国现代史方面进行研究的成果相对来说多一些，其重点集中在中共对苏联经济发展道路的反思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探索。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董志凯：《毛泽东在“八大”前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设想》，《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王真：《50年代中期我国对苏联建设模式的突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武力：《论八大对苏联工业化模式认识的深化及其历史局限》，《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6期；孔寒冰：《苏联经济模式是如何在中国确立起来的》，《俄罗斯研究》2000年第1期；刑和明：《1956年中共对苏联模式认识的转变及启示》，《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12期；林蕴晖：《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探索中的矛盾及其逆转之原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林蕴晖：《苏共二十大与毛泽东走自己的路》，《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1期。对个人崇拜问题的专门研究不多，只有石仲泉的《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等少数著作论及。西方学者从中国史的角度对此进行研究的代表作应属麦克法夸尔（R. MacFarquhar）1979年出版的专著（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中文本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翻译组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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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179 [2] “最初”的概念，是把考察的时间限定在1956年10月以前。理由是，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对二十大及其本质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不做这种区分，就很难看清中共对斯大林和苏联道路问题反应和思考的变化轨迹，以及中苏分歧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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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181 [3]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编印，1965，第55～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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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183 [4] 特别是关于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说法，仍为官方所使用。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359～360页。以此为依据，很多学者认为二十大引起的中苏分歧标志着中苏关系出现了严重分裂，甚至“成为中苏关系史上第一个历史转折点”。如见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239～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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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185 [5]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496～506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第377～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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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187 [6] 以上论述参见赫鲁晓夫关于苏共中央工作总结的报告，米高扬在大会上的发言，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在大会上的发言，苏共中央关于工作总结报告的决议，分别刊登于《人民日报》1956年2月18日第3版、22日第5版、23日第5版和第6版、26日第3版。1956年1月3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对二十大总结报告的文稿进行了深入讨论，并集中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只有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提出不同意见，而多数人完全支持报告的观点和结论，并批评了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看法。卡冈诺维奇最后表示放弃自己的意见，而莫洛托夫没有表态。详见《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6年1月30日），РГАНИ，ф.3，оп.8，д.389，л.43-51об，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с.8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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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189 [7] Пыжиков А. Хруще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Москва：ОЛМА-ПРЕСС，2002，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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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191 [8] 笔者的详细论证参见《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5期，第71～77页；第6期，第77～85页；《斯大林与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2期，第3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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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193 [9] 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可参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相关档案文献见沈志华编《关于朝鲜停战的俄国档案选编》，《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4期，第150～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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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195 [10] Правда，13 марта 1954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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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197 [11] Рейман М. Решение январского（1955г.）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о Г. М. Маленкове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9，№1，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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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199 [12] 1954年4月1日，苏联有关部门向赫鲁晓夫提交一份备忘录，报告了一些苏联著名物理学家的看法：热核武器的出现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大规模使用核武器将导致交战双方的毁灭，人类正面临着毁灭地球上全部生命的威胁等。见TsKhSD，f.5，op.3，d.126，ll.39-41，转引自Y. Smirnov and V.Zubok，“Nuclear Weapon after Stalin’s Death：Moscow Enters the H-Bomb Age，”CWIHP Bulletin，Issue 4，Fall 1994，pp.14-15。可参见苏联著名核物理学家卡皮察的文章及其给赫鲁晓夫的信件，《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465～4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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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201 [13] 参见Michael Gehler，“From Non-alignment to Neutrality：Austria’s Transformation during the First East-West Détente，1953～1958，”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Vol. 7，No. 4，Fall 2005，pp.104-136；V. Mastny，“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Warsaw Pact in 1955，”N.E. Rosenfeldt，B. Jensen，and E. Kulavig（ed.），Mechanisms of Power in the Soviet Union，New York：St. Martin’s Press，2000，pp.243-254；Csaba Békés，“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World Politics，”Working Paper，№16，1996，CWIHP；Matthew Evangelista，“Why Keep Such an Army？——Khrushchev’s Troop Reductions，”Working Paper，№19，1997，CWIHP；Обичкина Е.О. Совет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и война в Алжире 1954-1962гг，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архива МИДРФ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0，№1，с.19-24；Катасонова Е. Советско-японски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нормализации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1955-1956г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3，№5，с.121-132；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69-71，906-908；《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587～6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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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203 [14]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6年1月30日），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8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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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205 [15] Афиани В.Ю，Иванов Н.С.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Суэц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ЦХСД，Manuscript in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rter for Scholars CWIHP Workroom；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达洲等译，三联书店，1980，第2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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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207 [16] Intelligence Report，No. 7284，The 20th CPSU Congress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Inevitubility of War”，June 22，1956，MF2524607-0807，Main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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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209 [17] Békés，“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World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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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211 [18] 以上论述见赫鲁晓夫关于苏共中央工作总结的报告，米高扬在大会上的发言，马林科夫在大会上的发言，布尔加宁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指示的报告，分别刊登于《人民日报》1956年2月18日第3版、22日第5版、23日第5版、25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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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213 [19] 关于斯大林模式的研究，著述颇丰，在中国学者的论著中，笔者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有姜长斌主编的《斯大林政治评传（1879～195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和李宗禹等著《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至于对苏联新经济政策的研究，可参见沈志华《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郑异凡《在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十字路口——新经济政策研究（1921～1929）》，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第128～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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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215 [20] 见《斯大林文选（1934～1952）》，第441～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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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217 [21] 关于战后苏联社会状况的详细史料可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2、23、25、26、28、30卷，并参见俄国学者的论著Пыжиков А.В. Советское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и предпосылки хрущевских реформ//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2，№2，с.33-43；Наумов В.П. Хруще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 массов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прессий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7，№4，с.29-30；Зубкова Е. Кад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чистки в КПСС（1949-1953）//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1999，№3，№4，№6；Зубкова Е.，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совет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политика и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1945～1953），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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