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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毛文稿》第4册，第623页；《刘文稿》第6册，第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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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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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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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详见沈志华《对1948年苏南冲突起因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5～26页；《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72～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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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据苏共中央国际部观察，1947年9月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后，中共明显表现出对苏联的好感，并广泛地用会议材料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派的斗争。见《九国共产党会议之后中国的局势》（1948年1月23日），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173，л.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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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中共中央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的决议》（1948年7月1日），转引自牛军《论中苏同盟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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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165页；《人民日报》1948年11月7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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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毛文稿》第4册，第484～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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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刘文稿》第6册，第224～226、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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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刘英：《不寻常的大使——忆张闻天出使莫斯科》，裴坚章主编《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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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东欧各党紧跟苏联自不待言，连法共和意共都赞成批判个人崇拜的现象。（РГАНИ，ф.5，оп.28，д.415，л.165、167，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М.Ю. “Секретный” доклад Н.С. Хрущев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С. Хрущева，с.35）甚至朝鲜也逐渐减少了个人崇拜式的宣传，最先改变的是取消“金日成万岁”这个口号。（《内部参考》1956年10月24日，第1180～1182页）越南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则在7月10日发表社论，欢迎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见《内部参考》1956年7月11日，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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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9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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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详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第605～6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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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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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Пыжиков Хруще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с.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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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苏共中央主席团在苏共中央十月全会的报告（草案）》（1964年10月），见Источник，1998，№2，с.10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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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关于这一点，苏联使馆的工作报告指出：1956年“是对苏中之间所形成的那种相互关系形式的正确性和生命力进行检验的一年，我们的友好相互关系完全经受住了这一检验”。“我们的中国朋友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以展示中苏之间友谊的牢不可破，从而打消了我们敌人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可能出现某种分歧而抱的希望”。见《苏联驻华使馆1956年工作报告》，1957年4月22日，АВПРФ，ф.5，оп.28，п.103，д.409，л.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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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第七章 波匈事件与中共对莫斯科的政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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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二十大在社会主义国家引起的震动余波未定，1956年10月又接连在波兰和匈牙利爆发了更加令人震惊的动荡，国外学者一般称“十月危机”，中国人习惯称之为“波匈事件”。波匈事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变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对1957年中国发展道路的决定性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也起了推动作用。从中苏关系的角度看，中共在危机中再一次为莫斯科提供了政治帮助，波匈事件标志着中国正在走出亚洲，参与欧洲事务的处理，从而大大加强了其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影响，同时也开始了中共挑战莫斯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地位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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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初以来，有关波匈事件的各国档案文献已经相继解密和开放，并不断被整理后公布于世。[1]就笔者所知，最初是俄国的《历史档案》、美国的《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匈牙利的《年鉴》以及波兰的《今日》和《现代史》等专业刊物陆续零散刊出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俄国的有关档案文献。[2]俄罗斯总统叶利钦1992年11月访问布达佩斯时，把俄国档案馆中1956年4月到1957年7月的有关文献115件转交给匈牙利政府，在此基础上1993年匈牙利先后出版了两本文件集。[3]作为一次国际学术会议的参考资料，1996年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编辑了包括英文、匈牙利文和俄文在内的档案文献专集，供各国学者使用。[4]随后，在俄国、美国、匈牙利又分别以俄文和英文出版了两本较大篇幅的文献集，几乎囊括了有关匈牙利事件已经公布的全部俄国档案以及部分匈牙利和西方国家档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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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大量利用最新解密的档案文献的基础上，国际史学界，特别是在冷战史领域，展开了对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危机的深入研究。[6]可以说，过去被认为是一桩历史谜案的波匈事件，就其本身的发展进程，以及波兰、匈牙利、苏联乃至西方大国的政策变化而言，除个别细节外，现在已经基本上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遗憾的是，第一，在不久以前的研究中，对当时中国的反应、对策及其与事件的关系，很少见到专门讨论。[7]第二，中国学者几乎还没有参加到对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国际学术讨论中去。[8]究其原因，一则是中国有关的档案文献长期没有对公众开放，二则是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似乎还有些观念上的禁区。[9]这几年的情况有所变化，不仅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开放后披露了大量有关波匈事件的档案，而且中国学者也开始参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了。[10]无论如何，对这样一些影响社会主义阵营和中苏关系乃至中国发展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深入研究，以探明事实真相，作为历史学家，尤其中国历史学家，是责无旁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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