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897919 关于周恩来访匈的安排，如前所述，尽管匈方于12月30日正式提出邀请，但中方迟迟没有答复，只是邀请匈牙利领导人到莫斯科面谈。在1月8日中、苏、匈三方会谈时，赫鲁晓夫提出建议，而卡达尔和国务部长马罗山则恳切相邀，周恩来这才决定访匈一日。[301]的确，除了经济援助问题，中国和苏联在匈牙利问题上的看法基本一致，对卡达尔政权也是全力支持，所以中匈双方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政治问题要商谈。[302]不过，周恩来访匈的意义不在于时间长短和会谈内容，而在于中国政府领导人出现在布达佩斯这一事实本身，如马罗山所说，其“作用不可估量”。[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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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921 通观周恩来与卡达尔的谈话记录可以看出，与中苏和中波会谈相比，中匈领导人之间的会谈要顺畅和投机得多。他们在所有问题上几乎都是未等对方的话说完就表示赞同，或发表相同的意见。[304]周恩来在群众大会上的一番讲话更是鼓舞人心，他说：“匈牙利人民对反革命阴谋进行斗争的胜利，具有世界范围的重要意义，是对整个世界和平的巨大贡献”，“匈牙利人民在进行各项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的时候，可以指望六万万中国人民的支持”。[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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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923 1月17日周恩来回到莫斯科，进入了访苏的第二阶段。这次中苏会谈的气氛就显得不太融洽了。周恩来访问波、匈后，了解到更多情况，回过头又来做苏共的工作。在18日上午的会谈中，周对苏共提出诸多批评，搞得赫鲁晓夫很不愉快。关于批判斯大林问题，周对苏共提出三点批评，即缺乏全面分析，缺乏自我批评，缺乏同兄弟党协商；还说揭露斯大林需要勇气，但可以做得比现在更好。赫鲁晓夫答曰，对斯大林成就的认识上两党不存在分歧，秘密报告只是没有展开讲；没有同兄弟党商量是当时认为没有必要。关于干涉波兰问题，周指出兵临华沙进行威胁，就是武装干涉兄弟国家内政。赫鲁晓夫承认这样做不应该，但否认是犯错误。关于苏波关系，周认为历史上的民族隔阂与现实问题搅在一起，所以波兰人有情绪，不愿接受“以苏为首”的说法，但哥穆尔卡正在尽力调整波苏关系。赫鲁晓夫则强调波兰人民是亲苏的，只有“个别坏分子”反苏，不承认苏联有大国主义错误。总之，周恩来感到，苏共领导的错误基本上是思想问题，苏联利益至上。一方面唯我独尊、利令智昏，既缺乏远见，又不懂人情世故；另一方面又显得信心不足，内心恐惧，采取吓人手段。现在只是迫于形势，承认了一些错误，但并非“心悦诚服”，“彻底觉悟”。因此，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长期而耐心地”对他们做工作。[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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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925 当天下午为周恩来举办的告别宴会的气氛，直接反映了最后一次会谈的效果。与前几次招待会不同，这次会场显得有些冷清，没有频频举杯的场面，也没有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布尔加宁和周恩来只是宣读了事先写好的祝酒词，赫鲁晓夫则一言不发。在场的人们均感觉不到欢送周恩来的气氛，以致西方使节四处打听出现如此变化的原因。[307]看起来，赫鲁晓夫是心中有气，而且情绪外露。周恩来的观察不错，苏共领导人在联合声明广播文稿上搞小动作的做法也表明，这批入主克里姆林宫的新人确实不够大气，也缺乏勇气。中苏联合声明经双方领导人确认后，苏方抢先广播了俄文稿，还对少量文字做了改动，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在谈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时，删去了原稿中“并非完全正常”几个字。经中方工作人员查验证明是苏方有意删改后，苏外交部则强调属忙乱中出错，还要求中文稿也按照俄文播出稿改正，搞得中方无可奈何，只得照办。[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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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927 周恩来不辞辛苦的穿梭外交取得了重大成功，达到了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和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目的。这一点，全世界都有目共睹。西欧国家普遍承认，周访苏、波、匈的最大收获是巩固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其表现是中苏之间更加团结，苏联的领导核心趋向稳定，波兰继续留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匈牙利的革命立场更加坚定，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争论也平息了。[309]美国的情报机构评价说：“此次访问加强了阵营内部的团结”，“在弥合因为苏联过去的政策所造成的阵营内部裂痕方面发挥了影响力，并在阵营各成员国之间营造出一种更巩固、更灵活的关系，允许各成员国拥有最大限度的主权，而且同时能团结一致的对抗西方”。[310]的确如此，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苏联对周恩来的访问“非常满意”，作为“一个善意的调解人”，中国“能够使苏、波、匈三国共产党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311]波兰的干部、群众普遍认为，周恩来的访问“对波兰局势的改善有很大意义”，“对大选产生了积极影响”，他离开华沙不久，波党在大选中的态势便出现了“决定性”好转，并取得大胜。[312]至于匈牙利方面，据中国使馆观察，“匈方为此极为振奋，尽力所及安排了各项活动，充分动员宣传工具展开了连续突出的宣传活动”；“卡达尔等同志的态度表现很诚恳、很虚心，会谈和共同声明所涉及的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不但没有意见分歧，而且在巩固和加深卡达尔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上有重大影响”。总之，这次访问“在打击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全力支持巩固卡达尔政府，鼓舞匈牙利人民战胜困难的斗争信心上都起着巨大作用”。[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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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929 周恩来的访问也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南斯拉夫驻苏大使注意到，1957年苏联官方文件列举社会主义国家时的排列方式发生了变化，“苏联和中国排在首位，其他国家是按字母次序列出的”。[314]中共的威望已经与苏共齐名，并成为各国学习的榜样。周恩来的访问刚刚结束，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党的生活》第2期便开辟了“中共经验”的专栏，而过去只有“苏联经验”一个专栏。不仅如此，《红色权利报》1月21日和28日的社论，均有“以苏联和人民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315]此后不久，波兰党中央还派代表团专程考察中国的党群关系，学习中共的“群众路线”。[316]就连苏共也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的经验。苏联驻华使馆1957年1月初的报告认为，近几年来，中国党和国家在党务工作和文化建设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有趣的组织形式”，其中有些经验值得苏联的相关机构学习，并为此建议苏方应多组织各种代表团访华。[317]五个月后，苏共中央联络部采纳了这一建议，决定当年就派出“以苏共中央书记为首的、由中央机关主要工作人员和地方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组成的党务代表团前往中国”。[318]周恩来访苏后，中国与苏联并列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已经成为事实，甚至很多波兰大学生都表示，“社会主义阵营应该由中国来领导”。[319]这就难怪中央情报局在后来的一份报告中分析说：周恩来对欧洲的访问，“标志着又一个重要时代的到来——朝鲜战争的‘胜利’已有所预示——并确定了毛作为唯一健在并能不断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模范领袖的地位”。[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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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931 从中苏关系的角度看，中国协助苏联处理了波匈事件带来的危机，自然是对苏联的帮助。对此，莫斯科是心存感激的。[321]不过，在高喊“苏中团结”响亮口号的同时，苏联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掩盖了他们在聆听周恩来“教诲”时不满和不安的心情。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他对周恩来说话的声调，感到“不大自在”，“有点冷丝丝的”。[322]对于中国人的坦率批评，赫鲁晓夫一直耿耿于怀，直到1959年10月中苏领导人发生争吵时终于爆发出来。[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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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933 问题的实质当然不在于赫鲁晓夫的个人修养不高，而是莫斯科感觉到一种来自北京的压力，感觉到中国地位的上升对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领导权威的挑战和威胁。苏共二十大以后，斯大林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面旗子已经倒下了。即使中共明确提出了对斯大林评价的不同看法，在中国仍然彻底破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324]其必然结果，一方面是苏联在共产党世界领导地位的动摇，另一方面是人们在期盼出现新的领导者，而此时中共形象和影响的凸显，自然会引起莫斯科的注意。还在周恩来出访之前，苏联使馆在一份情报资料中就指出，八大以后，中国有“一股公开自大和民族主义的潮流”，并列举了如下一些“看来不是个别的”言论：“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相比，我们党运用马列主义更有才智更为正确”；“从现在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转移到中国共产党手里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从西方转移到了东方”。[325]周恩来出访后，连匈牙利的党史研究者也认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思想领导曾由德国转到俄国—苏联，现在已转到中国了”，中国在“革命实践中解决了许多新的问题，阐明、丰富了马列主义的理论”。[326]这一点，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在周恩来的东欧卫星国之行中，“尽管中国还继续坚持苏联的中心地位，但这样做的结果是促使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朝着领导权共享的方向发展，说明现在中国对国际共运的影响和权威是不容忽视的”。[327]这不能不引起克里姆林宫的警惕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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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935 恰如毛泽东所说，对于苏共二十大，中国既支持赫鲁晓夫揭开斯大林这个“盖子”，又担心批判斯大林的方式造成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甚至瓦解。由此出发，在处理波匈危机时，中共始终坚持了两个原则：一方面是借批评斯大林的东风，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实行独立平等的原则，联合东欧国家一起扫除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作风。对波兰危机的处理特别突出地表现了这个原则。在这里，与其说是中国帮助苏联解决了波兰问题，不如说是中国借波兰危机迫使苏联承认以前的错误并发表了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平等宣言。[328]另一方面是调和苏东关系，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团结和稳定，坚决排斥和打击一切有可能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措施和倾向。对匈牙利危机的处理明显地表现出这个原则。实际上，中共不仅在匈牙利危机的最后关头表示出强硬的态度，就是在处理波兰问题时也有这种担心。[329]不少国外学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不赞成苏军进入波兰，却要求赫鲁晓夫改变原先的决定，出兵匈牙利？[330]其答案就在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波兰反对的是苏联的大国主义，而匈牙利反对的是社会主义。毛泽东对前者举双手赞成，对后者则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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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937 如果说到中国在波匈事件中的角色和影响，那么，无论在具体处理危机的过程中苏联是否听从了中国的建议，重要的问题在于，恰恰是中国所强调的两个处理危机的原则在莫斯科的决策中得到了最终体现。与其说中国帮助苏联解决了危机，不如说毛泽东通过处理危机达到了自己的目标：既批判了莫斯科的大国主义，又保持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同有些学者提出的这样一种看法：在处理1956年秋天的危机中，赫鲁晓夫最关键的行动之一，是将中国带进了欧洲。[331]开始介入东欧事务，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声望已经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而莫斯科在共产党世界的领导权则开始遇到了来自北京的挑战。过去，按照斯大林1949年7月对刘少奇谈的设想，中共负责亚洲的革命事务，苏共负责欧洲的革命事务，中苏共同承担起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责任。[332]当然，世界革命的实际掌门人还是斯大林。现在，中共不但在亚洲负起了领导革命的责任（如在朝鲜和越南），而且在赫鲁晓夫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协助苏共处理了欧洲的事务（如在波兰和匈牙利）。于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便真正处在了与莫斯科共同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位置，甚至在政治和理论方面还走在了苏共的前面。[333]世界革命和国际共运开始出现了两个平行的领导中心，这种新的领导机制，构成了周恩来访问得以成功的前提，并且在这次访问之后得到加强，直到毛泽东在年底出席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时达到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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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939 [1] 目前历史学家查阅有关1956年危机的档案文献，除了去俄国、匈牙利、波兰的档案馆外，还可以去布拉格的中央国家档案馆（SUA）和军事历史档案馆（VHA），以及柏林的前东德共产党档案馆（SAPMDB）。此外，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也收藏了各种文字的有关这两次危机的档案文献。令人欣喜的是，2006年5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开放了1956～1960年的中国档案，其中有关波匈事件及相关问题的文件十分丰富，据笔者初步查阅，足有几百个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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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941 [2] 见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4、5、6；Csaba Békés，“New Findings on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CWIHP Bulletin，Issue 2，1992；Mark Kramer，“Hungary and Poland 1956：Khrushchev’s CPSU CC Presidium Meeting on East European Crises，24 October 1956，”CWIHP Bulletin，Issue 5，1995；Leszek Gluchowski，“Khrushchev，Gomulka，and the‘Polish October’，”CWIHP Bulletin，Issue 5，1995；Mark Kramer，“The ‘Malin Notes’ on the Crisis in Hungary and Poland，1956，”CWIHP Bulletin，Issues 8-9，1996/1997；A. Werblan，J. Stepien，“Rozmowy kierownictwa PZPR z delegacja KPZR. Nieznane dokumenty z pazdziernika 1956r，”Dzis，nr.4/1995；Andrzej Werblan，“Rozmowy Wladyslawa Gomulki z Zhou Enlaiem w 1957r，”Dzieje Najnowsze，Rocznik XX IX，nr.4/1997。感谢波兰华沙大学扬·罗文斯基教授为笔者介绍了波兰档案公布及学者研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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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943 [3] 见János Rainer，“The Yeltsin Dossier：Soviet Documents on Hungary，”CWIHP Bulletin，Issue 5，1995，pp.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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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945 [4] Csaba Békés，Malcolm Byrne，and Christian Ostermann（ed.），The Hidden History of Hungary 1956：A Compendium of Declassified Documents，Washington：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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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947 [5] 见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года；Csaba Békés，Malcolm Byrne，and János Rainer（ed.），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A History in Documents，Budapest and 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2。实际上，在研究中可以利用的还有德国、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档案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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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949 [6] 相关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特别值得重视的有以下一些。波兰学者有的撰文讲述波兰危机的起因，有的则详细讨论波兰危机的过程，特别是波兰内卫部队的作用。（Tony Kemp-Welch，“Khrushchev’s ‘Secret Speech’ and Polish Politics：The Spring of 1956，”Europe-Asia Studies，Vol. 48，No. 2，1996.Leszek Gluchowski，“The Soviet-Polish Confrontation of October 1956：The Situation in the Polish Internal Security Corps，”Working Paper，№17，1997，CWIHP）俄国学者的两篇论文研究的是匈牙利事件以及苏联在其中的作用。（Мусатов В.Л. СССР и венгерские события 1956г.：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3，№1；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Н.С.Хрущев，Й.Броз Тито и венгерсий кризис 1956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9，№2）美国有学者专门讨论苏联在这两次危机中的决策过程。（Mark Kramer，“New Evidence on Soviet Decision-Making and the 1956 Polish and Hungarian Crisis，”CWIHP Bulletin，Issues 8-9，1996/1997）而匈牙利学者的论述集中反映在两本论文集中，见Terry Cox（ed.），Hungary 1956-Forty Years On，London：Frank Cass Publishers，1997；Jenö Györkei and Miklós Horváth（ed.），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Hungary 1956，Budapest：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1999。也有论著重点研究西方大国对事件的政策及其影响。（Csaba Békés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World Politics，”Working Paper，№16，1996，CWIHP；Johanna Granville，The First Domino：International Decision Making during the Hungarian Crisis of 1956，College Station：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2004）此外，还有文章对这两次事件进行了比较研究。见Johanna Granville，“1956 Reconsidered：Why Hungary and Not Poland？”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Vol. 80，No. 4，Octob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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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951 [7] 例如Granville在其300多页的专著中，提到中国和中国领导人的地方仅有几处。就笔者所见，研究中国与波匈事件关系的，只有美籍华人学者陈兼（Chen Jian）在“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1997，北京）提交的一篇论文（Beijing and the Hungarian Crisis of 1956），后来被修改并扩展为他的一部在西方很有影响的专著（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中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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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953 [8]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除一些通史类著作对此略有涉及外，主要是一些回忆录，如在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期间担任翻译的师哲的回忆录（李海文整理《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百年潮》1997年第2期）、时任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的文章（《1956年波兰“十月事件”的回忆》，《国际问题研究》1981年第1期）和当时驻波兰使馆工作人员骆亦粟的文章（《1956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外交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比较集中谈到中国对事件的反应和作用的是吴冷西的回忆录（《十年论战》）。至于研究著作，涉及波兰问题的有一些论著，如王逸舟的《波兰危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刘祖熙、刘邦义的《波兰战后的三次危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等，其中论述十月事件的内容均比较简略，且使用的资料已显陈旧。利用最新解密档案研究匈牙利事件的唯一学术成果，应属胡舶的博士论文《冷战阴影下的匈牙利事件：大国的应策与互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可惜的是，所有中国人的研究基本没有涉及中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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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955 [9] 过去中国官方对匈牙利危机的定性是“反革命事件”，公开出版的史料也仅限于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当时公布的文献，如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新闻局编的《匈牙利事件中的反革命势力》（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和《纳吉·伊姆雷及其同谋者的反革命阴谋》（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等。其实，早在1980年代末匈牙利政府就已经为1956年的事件平反了（详见Terry Cox，“Reconsidering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of 1956”，Terry Cox（ed.），Hungary 1956，pp.1-13），外人又何必为此战战兢兢？至于这次事件能否算作“起义”或“革命”，那只是一个学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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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957 [10] 2006年波匈事件50周年之际在华沙和布达佩斯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都可以看到中国学者的身影，而且他们提交的论文因大量使用中国档案而引起了国外同行的关注。参见Shen Zhihua and Li Danhui，“The Polish Crisis of 1956 and Polish-Chinese Relations Viewed from Beijing，”Jan Rowinski（ed.），The Polish October 1956 in World Politics，Warsaw：PISM，2007，pp.75-113；Shen Zhihua，“Mao and the 1956 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Hungary，”János M. Rainer，Katalin Somlai（eds.），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Soviet Bloc Countries：Reactions and Repercussions，Budapest：Th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 Hungarian State Security，2007，pp. 2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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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959 [11] 笔者对这一观点的论证详见《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论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格局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和结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有关战后初期苏联与东欧各国关系以及共产党情报局的俄国档案文献已有大量译成了中文，可参考《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17、19、22、23、24、26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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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961 [12] 有关资料除可以参见俄国学者近年发表的极其丰富的研究成果外，最值得注意的是俄国不久前出版的专题档案文献集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Мурашко Г.П.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1944-1953），Т.2，1949-1953，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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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963 [13] 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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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965 [14] АВПРФ，ф.0122，оп.40-1956г，п.336，д.10，л.31-32；Орехов А.М.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с.22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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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967 [15] 3月15日，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来到华沙，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六中全会。有材料说，奥哈布由于其在党内的中间立场而备受苏共中央的青睐，尽管赫鲁晓夫本人有自己的考虑。但重要的是，经过激烈争论，波党中央书记处决定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付印交与各级党组织讨论。见Орехов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с.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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