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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苏联驻华使馆向外交部情报委员会提交的情报资料》（1957年1月5日），АВПРФ，ф.05，оп.28，п.485，д.122，л.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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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安德罗波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7年6月7日），ЦХСД，ф.5，оп.49，д.41，р.8862，л.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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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中联部编《各国共产党简况》总第76期，1957年7月3日，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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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中央情报局国际共产主义高级研究组的报告》（1961年2月17日），CIA/SRS-15，FOIA，pp.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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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中国外交部报告：波匈事件之后，中国在苏联对外关系中的地位显得更加突出，苏联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苏友好关系的新做法”》、《外交部苏欧司的报告》（1957年3月8日），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10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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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第2268～2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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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Зубок В.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Н.С.Хрущ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1，№2，с.9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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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很能说明问题的一个情况是，《斯大林全集》在1953年10月出版第1卷时，发行66818册，而到1956年12月出版第6卷时，只卖出6849册，下降了差不多十分之九。见《出版物及〈斯大林全集〉发行情况》，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办公室编印，1957，上海市档案馆藏：A22/2/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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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苏联驻华使馆向外交部情报委员会提交的情报资料》（1957年1月5日），АВПРФ，ф.05，оп.28，п.485，д.122，л.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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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内部参考》1957年3月11日，第179～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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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NIE 10-61，Authority and Control in the Communist Movement，8 August 1961，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ed.），Tracking the Dragon，p.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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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顺便说，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能否真正实现平等原则，是另一个问题。笔者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参见《苏联专家在中国》一书的结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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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事情过去一年以后，刘少奇在与尤金大使会谈时说：当时的情况是严重的，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如果波兰同志不能应付这种情况的话，复辟是不可避免的。见АВПРФ，Ф.0100，оп.50，д.5，п.423，л.48，转引自Кулик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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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Edward Crankshaw，The New Cold War：Moscow v. Pekin，Baltimore：Penguin Books Inc.，1963，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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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Crankshaw，The New Cold War，p.53；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pp.16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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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详见本书第二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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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很多波兰党员认为，“今天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中心在莫斯科，但政治、理论甚至道义中心却在北京”。见中联部编《各国共产党简况》总第76期，1957年7月3日，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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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第八章 中苏两党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走上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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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1月，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聚莫斯科举行会议，并发表了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签署的《莫斯科宣言》和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签署的《和平宣言》。在国际共运史上，这是自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诞生以来，全世界共产党人召开的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盛会。[1]但令人遗憾的是，对这一历史过程，尤其是这次会议究竟是如何筹备、如何召开的，在中国、俄国和以前的各社会主义国家，都缺乏专门的研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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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莫斯科会议得以召开，是由于苏共的倡议，并得到了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党的支持和响应。[3]这个印象是错误的。最近披露的档案和回忆史料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召开各国共产党协商会议，以及在会议上发表一个共同宣言的主张，都是中共首先提出来的。毛泽东甚至一度试图撇开苏共，而与南共联手发起一次世界共产党代表会议。不仅如此，在会议准备和召开的过程中，毛泽东本人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独特的作用，在莫斯科扮演了“主人”的角色，並成为这次会议的幕后总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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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波匈事件期间，中共还只是协助苏共处理东欧问题，那么在莫斯科会议上，中共事实上已经与苏共平起平坐，并列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1957年底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达到了顶峰，这次会议无疑就是中苏两党在政治上紧密配合的经典之作。但是，笔者注意到，莫斯科会议过后不久中苏同盟便出现了裂痕，并很快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而引起争论和分歧的，恰恰是对共同宣言的不同理解；中共和苏共首先指责对方的，也恰恰是对莫斯科会议路线的背叛。[4]这就是说，莫斯科会议又是中苏关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为什么会是这样？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对这次会议产生和召开的过程进行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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