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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很能说明问题的一个情况是，《斯大林全集》在1953年10月出版第1卷时，发行66818册，而到1956年12月出版第6卷时，只卖出6849册，下降了差不多十分之九。见《出版物及〈斯大林全集〉发行情况》，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办公室编印，1957，上海市档案馆藏：A22/2/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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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苏联驻华使馆向外交部情报委员会提交的情报资料》（1957年1月5日），АВПРФ，ф.05，оп.28，п.485，д.122，л.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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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内部参考》1957年3月11日，第179～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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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NIE 10-61，Authority and Control in the Communist Movement，8 August 1961，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ed.），Tracking the Dragon，p.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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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顺便说，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能否真正实现平等原则，是另一个问题。笔者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参见《苏联专家在中国》一书的结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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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事情过去一年以后，刘少奇在与尤金大使会谈时说：当时的情况是严重的，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如果波兰同志不能应付这种情况的话，复辟是不可避免的。见АВПРФ，Ф.0100，оп.50，д.5，п.423，л.48，转引自Кулик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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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Edward Crankshaw，The New Cold War：Moscow v. Pekin，Baltimore：Penguin Books Inc.，1963，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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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Crankshaw，The New Cold War，p.53；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pp.16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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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详见本书第二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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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很多波兰党员认为，“今天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中心在莫斯科，但政治、理论甚至道义中心却在北京”。见中联部编《各国共产党简况》总第76期，1957年7月3日，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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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第八章 中苏两党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走上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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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1月，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聚莫斯科举行会议，并发表了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签署的《莫斯科宣言》和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签署的《和平宣言》。在国际共运史上，这是自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诞生以来，全世界共产党人召开的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盛会。[1]但令人遗憾的是，对这一历史过程，尤其是这次会议究竟是如何筹备、如何召开的，在中国、俄国和以前的各社会主义国家，都缺乏专门的研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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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莫斯科会议得以召开，是由于苏共的倡议，并得到了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党的支持和响应。[3]这个印象是错误的。最近披露的档案和回忆史料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召开各国共产党协商会议，以及在会议上发表一个共同宣言的主张，都是中共首先提出来的。毛泽东甚至一度试图撇开苏共，而与南共联手发起一次世界共产党代表会议。不仅如此，在会议准备和召开的过程中，毛泽东本人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独特的作用，在莫斯科扮演了“主人”的角色，並成为这次会议的幕后总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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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波匈事件期间，中共还只是协助苏共处理东欧问题，那么在莫斯科会议上，中共事实上已经与苏共平起平坐，并列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1957年底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达到了顶峰，这次会议无疑就是中苏两党在政治上紧密配合的经典之作。但是，笔者注意到，莫斯科会议过后不久中苏同盟便出现了裂痕，并很快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而引起争论和分歧的，恰恰是对共同宣言的不同理解；中共和苏共首先指责对方的，也恰恰是对莫斯科会议路线的背叛。[4]这就是说，莫斯科会议又是中苏关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为什么会是这样？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对这次会议产生和召开的过程进行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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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一 毛泽东提出召开共产党会议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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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入主克里姆林宫以及召开苏共二十大之后，努力摆脱了斯大林的阴影，但与此同时，也在社会主义阵营造成了思想混乱。波匈事件的发生，特别是苏联出兵镇压的结果，引起了更多的非议和困惑。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固然需要清除，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也应该得到纠正，但是各国共产党总还是需要建立一个平台，解决他们之间需要沟通、协商和统一的问题。于是，如何稳定局势，采取什么方式把社会主义大家庭重新组织起来，莫斯科和北京都在用心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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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而言，1943年5月共产国际的解散至少预示了两个重要变化：第一，为了融入国际社会，继续苏联与西方的战时同盟关系，斯大林正式放弃了“世界革命”战略；第二，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作为一种统一领导各国党的国际性机构已经不复存在，各国的共产党在形式上可以独立开展活动了。[5]战后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为了在冷战对抗中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斯大林感到必须重新把各国共产党组合起来。但是，为了避免过于刺激冷战的对手，在形式上斯大林并没有把共产党情报局建成一种国际性的统一机构，而且范围也仅限于欧洲九个国家的共产党。[6]后来由于苏共强迫欧洲各国共产党批判南斯拉夫和铁托，并直接参与和指挥对东欧各党的“清洗”，情报局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名声越来越坏。斯大林的最后一次努力是计划在1951年初再次召开情报局会议，并提议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担任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但遭到陶里亚蒂的拒绝，设想中的会议也未能举行。斯大林对此已无能为力。从这时起，除了一张报纸《为了持久和平，为了人民民主！》，共产党情报局几乎已经销声匿迹。[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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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月，马林科夫被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争夺继承人权力斗争中的最后一个对手倒台了。[8]巩固了自己在苏共党内的领导地位以后，赫鲁晓夫开始考虑对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整合问题。显而易见，无论是讲资历、能力，还是讲威望和影响，赫鲁晓夫自然无法与斯大林相比。因此，要想主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苏共就更加需要一个国际组织。赫鲁晓夫最早谈到这个问题，是在1955年秋天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和12月14日在德里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赫鲁晓夫指出，把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作为共产党之间进行交流和合作的一种形式而保存下来是合适的。[9]12月29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讲演，再次谈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希望解散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但是，“一切国家的共产党都效法苏联共产党的榜样，把自己的全部活动同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同人民的利益紧密地联结起来”，这是“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的象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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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二十大前夕，苏共领导人已经开始考虑如何恢复和重新开展情报局活动的问题了。1956年2月7日，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波诺马廖夫在一份专题报告中指出，自1949年11月起，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已经6年多没有召开。尽管苏共与其他国外共产党基本保持联系，但世界各国共产党之间却很少接触，信息通报也很不够。许多共产党的代表认为，这些年情报局除了出版报纸，没有开展任何活动。有鉴于此，法国共产党在1955年10月7日曾致信苏共中央指出：“1947年情报局成立的理由和前提条件仍然存在”。而到目前为止，情报局只有8个党，中共及其他一些较大的党没有加入，其中有些党，如德国统一社会党、芬兰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等，曾多次提出加入情报局。为此，对外联络部认为，利用邀请兄弟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苏共二十大的机会，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问题交换意见是必要的。具体的做法是：首先，同中共代表团成员王稼祥会谈，问明中国同志是否有可能参加情报局；其次，同情报局成员国党的代表就召开情报局例会的可能性问题交换意见，苏共应提出于1956年5～6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例会的建议，例会将讨论扩大与社会党联系及合作的问题，交流在资本主义国家捍卫工人阶级生活利益的工作经验，研究情报局的日常工作。最后，苏共应与各国共产党讨论他们之间相互联系的方法和形式问题，并可建议他们按照各国共产党所在区域建立联系，如拉丁美洲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西欧国家等。联络部还主张，所有这些讨论和会谈均“不应发表任何通报”。[11]2月9日，联络部又提交了一份清单，其中包括24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提出的将在苏共二十大期间与苏共中央商讨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清单中没有出现中国、日本和越南党的名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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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中央是否与王稼祥讨论了情报局的问题，以及中共是否表达了意见，目前还不得而知。[13]不过，从苏共中央内部讨论及其与欧洲共产党接触的情况看，共产党情报局或类似的组织似乎还是要保留下来。大会期间，2月20日，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写信说，意大利共产党同意苏共《共产党人》（1956年第2期）社论的立场，即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今后有必要继续存在，但其工作需要改善，并应邀请那些尚未参加情报局的西欧各国共产党参加讨论。[14]2月2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再次讨论了这个问题。米高扬首先发言，提出“应该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联合起来”，并建议分别建立西欧国家和北欧国家的共产党情报局，请巴西共产党组织召开拉丁美洲国家的会议，东南亚国家也应联合起来。米高扬强调，应加强苏共中央国际部的作用。莫洛托夫表示同意建立“区域性的联合组织”。苏斯洛夫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而失去对亚洲国家的影响力。卡冈诺维奇也赞成“把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区分开来”的办法，但强调必须建立“强有力的中心”。伏罗希洛夫和赫鲁晓夫也同意建立区域性的联合。最后，赫鲁晓夫总结说，“我们将取消共产党情报局”，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局”，把社会主义国家联合起来。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赫鲁晓夫认为，“让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独立出去也是有益的”。于是，会议基本上接受了米高扬关于各国共产党通过建立区域性联合组织进行联系的设想。会议还认为，“联络局”这个名字很好，苏共在其中应起主要作用，如继续提供经费，并由苏共主持出版报纸杂志。会议做出决议：委托赫鲁晓夫等人首先同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在小范围内就有关情报局工作及今后各国共产党工作联系的组织问题举行会谈，然后在更大的范围内召开会议，讨论这一问题；委托米高扬、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在主席团会议讨论的基础上起草一个建议报告，于第二天提交苏共中央。[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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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联络局”取代“情报局”，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情报局是无论如何不能再保留了，除了名声不好，更主要的是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自1955年已经开始改善，而铁托对情报局深恶痛绝，对此，莫斯科非常清楚。[16]但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必须重新振作起来，相互联系和团结对敌都需要一个国际组织。因此，联络局也是必不可少的。虽然与情报局不同，各联络局只是区域性组织，表面上看来不再以莫斯科为中心，但苏共的核心作用和领导地位还是要强调的。这就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对问题的思考。然而，从目前披露的俄国档案文献看，此后将近一个月，苏共没有再提这个问题。很可能是2月25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发的政治风波分散了苏共领导人的注意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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