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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NIE 10-61，Authority and Control in the Communist Movement，8 August 1961，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ed.），Tracking the Dragon，p.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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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顺便说，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能否真正实现平等原则，是另一个问题。笔者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参见《苏联专家在中国》一书的结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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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事情过去一年以后，刘少奇在与尤金大使会谈时说：当时的情况是严重的，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如果波兰同志不能应付这种情况的话，复辟是不可避免的。见АВПРФ，Ф.0100，оп.50，д.5，п.423，л.48，转引自Кулик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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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Edward Crankshaw，The New Cold War：Moscow v. Pekin，Baltimore：Penguin Books Inc.，1963，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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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Crankshaw，The New Cold War，p.53；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pp.16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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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详见本书第二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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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很多波兰党员认为，“今天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中心在莫斯科，但政治、理论甚至道义中心却在北京”。见中联部编《各国共产党简况》总第76期，1957年7月3日，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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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第八章 中苏两党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走上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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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1月，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聚莫斯科举行会议，并发表了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签署的《莫斯科宣言》和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签署的《和平宣言》。在国际共运史上，这是自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诞生以来，全世界共产党人召开的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盛会。[1]但令人遗憾的是，对这一历史过程，尤其是这次会议究竟是如何筹备、如何召开的，在中国、俄国和以前的各社会主义国家，都缺乏专门的研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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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莫斯科会议得以召开，是由于苏共的倡议，并得到了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党的支持和响应。[3]这个印象是错误的。最近披露的档案和回忆史料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召开各国共产党协商会议，以及在会议上发表一个共同宣言的主张，都是中共首先提出来的。毛泽东甚至一度试图撇开苏共，而与南共联手发起一次世界共产党代表会议。不仅如此，在会议准备和召开的过程中，毛泽东本人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独特的作用，在莫斯科扮演了“主人”的角色，並成为这次会议的幕后总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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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波匈事件期间，中共还只是协助苏共处理东欧问题，那么在莫斯科会议上，中共事实上已经与苏共平起平坐，并列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1957年底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达到了顶峰，这次会议无疑就是中苏两党在政治上紧密配合的经典之作。但是，笔者注意到，莫斯科会议过后不久中苏同盟便出现了裂痕，并很快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而引起争论和分歧的，恰恰是对共同宣言的不同理解；中共和苏共首先指责对方的，也恰恰是对莫斯科会议路线的背叛。[4]这就是说，莫斯科会议又是中苏关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为什么会是这样？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对这次会议产生和召开的过程进行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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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一 毛泽东提出召开共产党会议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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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入主克里姆林宫以及召开苏共二十大之后，努力摆脱了斯大林的阴影，但与此同时，也在社会主义阵营造成了思想混乱。波匈事件的发生，特别是苏联出兵镇压的结果，引起了更多的非议和困惑。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固然需要清除，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也应该得到纠正，但是各国共产党总还是需要建立一个平台，解决他们之间需要沟通、协商和统一的问题。于是，如何稳定局势，采取什么方式把社会主义大家庭重新组织起来，莫斯科和北京都在用心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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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而言，1943年5月共产国际的解散至少预示了两个重要变化：第一，为了融入国际社会，继续苏联与西方的战时同盟关系，斯大林正式放弃了“世界革命”战略；第二，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作为一种统一领导各国党的国际性机构已经不复存在，各国的共产党在形式上可以独立开展活动了。[5]战后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为了在冷战对抗中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斯大林感到必须重新把各国共产党组合起来。但是，为了避免过于刺激冷战的对手，在形式上斯大林并没有把共产党情报局建成一种国际性的统一机构，而且范围也仅限于欧洲九个国家的共产党。[6]后来由于苏共强迫欧洲各国共产党批判南斯拉夫和铁托，并直接参与和指挥对东欧各党的“清洗”，情报局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名声越来越坏。斯大林的最后一次努力是计划在1951年初再次召开情报局会议，并提议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担任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但遭到陶里亚蒂的拒绝，设想中的会议也未能举行。斯大林对此已无能为力。从这时起，除了一张报纸《为了持久和平，为了人民民主！》，共产党情报局几乎已经销声匿迹。[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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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月，马林科夫被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争夺继承人权力斗争中的最后一个对手倒台了。[8]巩固了自己在苏共党内的领导地位以后，赫鲁晓夫开始考虑对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整合问题。显而易见，无论是讲资历、能力，还是讲威望和影响，赫鲁晓夫自然无法与斯大林相比。因此，要想主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苏共就更加需要一个国际组织。赫鲁晓夫最早谈到这个问题，是在1955年秋天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和12月14日在德里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赫鲁晓夫指出，把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作为共产党之间进行交流和合作的一种形式而保存下来是合适的。[9]12月29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讲演，再次谈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希望解散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但是，“一切国家的共产党都效法苏联共产党的榜样，把自己的全部活动同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同人民的利益紧密地联结起来”，这是“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的象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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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二十大前夕，苏共领导人已经开始考虑如何恢复和重新开展情报局活动的问题了。1956年2月7日，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波诺马廖夫在一份专题报告中指出，自1949年11月起，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已经6年多没有召开。尽管苏共与其他国外共产党基本保持联系，但世界各国共产党之间却很少接触，信息通报也很不够。许多共产党的代表认为，这些年情报局除了出版报纸，没有开展任何活动。有鉴于此，法国共产党在1955年10月7日曾致信苏共中央指出：“1947年情报局成立的理由和前提条件仍然存在”。而到目前为止，情报局只有8个党，中共及其他一些较大的党没有加入，其中有些党，如德国统一社会党、芬兰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等，曾多次提出加入情报局。为此，对外联络部认为，利用邀请兄弟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苏共二十大的机会，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问题交换意见是必要的。具体的做法是：首先，同中共代表团成员王稼祥会谈，问明中国同志是否有可能参加情报局；其次，同情报局成员国党的代表就召开情报局例会的可能性问题交换意见，苏共应提出于1956年5～6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例会的建议，例会将讨论扩大与社会党联系及合作的问题，交流在资本主义国家捍卫工人阶级生活利益的工作经验，研究情报局的日常工作。最后，苏共应与各国共产党讨论他们之间相互联系的方法和形式问题，并可建议他们按照各国共产党所在区域建立联系，如拉丁美洲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西欧国家等。联络部还主张，所有这些讨论和会谈均“不应发表任何通报”。[11]2月9日，联络部又提交了一份清单，其中包括24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提出的将在苏共二十大期间与苏共中央商讨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清单中没有出现中国、日本和越南党的名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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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中央是否与王稼祥讨论了情报局的问题，以及中共是否表达了意见，目前还不得而知。[13]不过，从苏共中央内部讨论及其与欧洲共产党接触的情况看，共产党情报局或类似的组织似乎还是要保留下来。大会期间，2月20日，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写信说，意大利共产党同意苏共《共产党人》（1956年第2期）社论的立场，即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今后有必要继续存在，但其工作需要改善，并应邀请那些尚未参加情报局的西欧各国共产党参加讨论。[14]2月2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再次讨论了这个问题。米高扬首先发言，提出“应该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联合起来”，并建议分别建立西欧国家和北欧国家的共产党情报局，请巴西共产党组织召开拉丁美洲国家的会议，东南亚国家也应联合起来。米高扬强调，应加强苏共中央国际部的作用。莫洛托夫表示同意建立“区域性的联合组织”。苏斯洛夫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而失去对亚洲国家的影响力。卡冈诺维奇也赞成“把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区分开来”的办法，但强调必须建立“强有力的中心”。伏罗希洛夫和赫鲁晓夫也同意建立区域性的联合。最后，赫鲁晓夫总结说，“我们将取消共产党情报局”，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局”，把社会主义国家联合起来。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赫鲁晓夫认为，“让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独立出去也是有益的”。于是，会议基本上接受了米高扬关于各国共产党通过建立区域性联合组织进行联系的设想。会议还认为，“联络局”这个名字很好，苏共在其中应起主要作用，如继续提供经费，并由苏共主持出版报纸杂志。会议做出决议：委托赫鲁晓夫等人首先同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在小范围内就有关情报局工作及今后各国共产党工作联系的组织问题举行会谈，然后在更大的范围内召开会议，讨论这一问题；委托米高扬、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在主席团会议讨论的基础上起草一个建议报告，于第二天提交苏共中央。[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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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联络局”取代“情报局”，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情报局是无论如何不能再保留了，除了名声不好，更主要的是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自1955年已经开始改善，而铁托对情报局深恶痛绝，对此，莫斯科非常清楚。[16]但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必须重新振作起来，相互联系和团结对敌都需要一个国际组织。因此，联络局也是必不可少的。虽然与情报局不同，各联络局只是区域性组织，表面上看来不再以莫斯科为中心，但苏共的核心作用和领导地位还是要强调的。这就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对问题的思考。然而，从目前披露的俄国档案文献看，此后将近一个月，苏共没有再提这个问题。很可能是2月25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发的政治风波分散了苏共领导人的注意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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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再次开会讨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问题。关于何时宣布解散情报局的问题，卡冈诺维奇主张通过各国共产党高层会谈来决定。赫鲁晓夫提出，采取什么形式宣布解散情报局还要再考虑，但事情不能拖延下去，并要求书记处对此进行研究。会议委托苏斯洛夫、谢皮洛夫和波诺马廖夫根据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交换的意见起草关于停止情报局活动的报告，提出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共产党和工人党如何建立联系的建议，限五天内交给苏共中央。[18]有关这次会议的工作记录和决议都非常简单，不过，赫鲁晓夫的私下谈话补充了许多内容。3月29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接见了南斯拉夫驻苏大使米丘诺维奇。据后者回忆，赫鲁晓夫首先谈到批判斯大林的问题，指出这是苏共中央的一致决定，但在主席团有分歧意见。接着，这位苏联领导人转入主题谈起情报局的问题：在大会期间，苏共与情报局成员国的党代表与各国党举行了会谈，大家决定解散共产党情报局。问题在于下一步怎么办？接着，赫鲁晓夫介绍了苏共中央关于建立区域性共产党组织的设想：国际形势本身要求为各国共产党的合作而建立四个新的地区性组织，欧洲两个，亚洲一个，美洲一个。赫鲁晓夫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组织起来，联合行动，还说目前欧洲各党正在协商，米高扬则到亚洲各国去商谈。赫鲁晓夫特别提到要去中国，因为对这件事“中国人有什么想法是十分重要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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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确有自己的想法，他曾经对情报局一类的机构很感兴趣。当1947～1948年中国内战正酣而中共已经决定与苏联结盟时，毛泽东对共产党情报局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支持，至少在苏共看来，中共可能有意搞一个“东方共产党情报局”。[20]毛泽东确实考虑过这个问题。1949年春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毛泽东主动谈到了亚洲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合行动，并建议在中国局势稳定后，应该成立像欧洲共产党情报局那样的亚洲局。米高扬当即表示，苏共中央认为应该建立以中共为首的共产党东亚国家局。最初可以由三个政党，即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组成，以后逐步吸收其他政党。[21]是年5月初与朝鲜劳动党代表金一的会谈中，毛泽东再次提到情报局的问题。关于这次谈话，朝鲜和中共分别向苏联做了通报。朝鲜通报的内容是：毛泽东详细询问了金日成3月访问莫斯科的情况，并特别想知道是否同斯大林谈起这个问题，朝鲜劳动党持何种意见。毛泽东说，中共已经收到缅甸、马来亚、印度支那等4国共产党的来信，“他们建议成立东方各国共产党情报局”。至于中共的意见，毛泽东认为，“现在成立情报局似乎还为时过早”，因为中国和印度支那都在打仗，朝鲜局势又紧张，如果成立情报局，会被认为是建立军事同盟。[22] 中共通报的内容比较简单：毛泽东认为“成立东方情报局的问题还不成熟”，理由是在12个东方国家中，中共只与蒙古、泰国、印度支那、菲律宾和朝鲜的共产党保持着联系，而对其他国家的情况了解甚少，同日本和印尼甚至没有联系。所以，应该先建立联系，研究情况，而后再着手成立东方情报局。[23]5月26日斯大林回电，建议中共不要急于准备向印度支那、缅甸和印度边境进军，以免引起帝国主义干涉。同时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目前不宜建立东方情报局的意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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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答复多少有些令毛泽东感到失望。实际上，毛泽东是想在中国组建起亚洲革命的大本营。时机尚不成熟，也许是一个现实考虑，更主要的大概是要试探一下斯大林的态度。毕竟，毛泽东那时还在担心斯大林把自己看作东方的铁托。但事情并未到此结束，1949年7月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毛泽东再次通过高岗去试探斯大林。高岗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地问：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加入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斯大林当然听出了弦外之音，回答说，这不太合适，因为中国的情况与欧洲完全不同。东亚各国的情况与中国类似，可以考虑建立“东亚各国共产党联盟”，但是时机也许略为早了一些。斯大林还说，苏联既是欧洲国家，也是亚洲国家，将来可以参加东亚共产党联盟。[25]几乎与此同时，中共便开始了积极的前期工作。大约在7月底，即中共中央机关搬进北京不久，统战部在中南海成立了“第一学习组”，为各东亚国家共产党主要干部讲授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群众运动等理论，以及中国革命的经验。学习资料以《毛泽东选集》为主，授课的都是中共中央领导人，有朱德、陈毅、刘伯承、邓小平、李涛、李维汉、彭真、张闻天、罗瑞卿、陈伯达、安子文、刘宁一、廖鲁言等。学习组按国家分为7个小组，即越共组6人（政治局委员黄文欢等），泰共组10人（总书记王斌等），菲共组6人（林青山等），印尼共组2人（中央委员吴英明等），缅共组2人（中央委员丁文等），马共组2人（政治局委员单汝洪等），印共组1人。[26]1950年2月，中共中央在统战部下设立东方各国革命问题研究会，李维汉任书记。[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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