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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821 中共代表团从11月3日晚上即开始修改草稿，由陆定一、胡乔木和陈伯达分头执笔，邓小平主持讨论修改，毛泽东最后审定，到5日完成。同日，苏共中央也提出了一个修改草案。6日，中苏两党代表团分别由邓小平和苏斯洛夫领头开始会商。讨论的结果，一致同意以中共代表团的草稿为基础进行修改、补充。[221]8日中午，中苏双方代表再次会商，就宣言草案交换了意见。双方基本取得一致意见，但在和平过渡的问题上，分歧依然没有解决，决定各自再行考虑，10日继续会谈。[222]关于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问题，是苏共二十大首先提出的。苏共认为，目前国际局势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制度和平共处，因此出现了和平过渡的新的前景，其中包括两个含义：一个是指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政权的过程，另一个是指取得政权后对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这里发生争论的是前者。苏共最初宣言草案中的说法是：“由于国际舞台上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从而为各个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开辟了新的前景。工人阶级追求通过和平途径实现社会主义。在某些国家里，共产党员力争通过与社会党人结盟和争取议会中牢固大多数，以及深入地开展大规模的非议会的革命性阶级斗争的途径，把人民的绝大多数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之下，把资产阶级的议会变成真正体现人民意愿的，并能够摧毁反动势力的抵抗和确保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这种愿望的实现，将会给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带来最大的利益。”经过修改的第二稿，在这一点上基本没有改动。[223]而中共的看法是必须提出两种可能性，并且应该强调武装斗争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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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823 为了说服苏共，毛泽东决定主要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工作。11月7～9日，毛泽东分别与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各会谈一次，与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和总书记高兰会谈两次。毛泽东在谈话中反复指出，在革命道路的问题上，是否坚持十月革命的普遍原则，是否坚持和平过渡和革命战争两种可能性，这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根本区别。必须准备革命的两手，不宜过分强调和平过渡。这几个西欧共产党领导人基本上都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认为可以在宣言上提出两种可能性。其实，西欧各党的立场也是有区别的。法共倾向于武装斗争，意共更强调议会斗争，多列士和陶里亚蒂为此还在莫斯科吵了起来。英共则认为，在英国下一届政府可能是工党上台，这对和平过渡更有利。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谈话中没有过多强调武装斗争的问题，而中共提出的两种可能性的说法，则是各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折中方案。[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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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825 11月9日晚间，毛泽东邀尤金谈话，讲述了他与几个代表团会谈的情况及中共的意见。毛泽东要求第二天，即10日结束中苏两国代表关于会议宣言草案问题的协商，并将草案发给所有兄弟党代表团。宣言草案最好以苏共和中共两党的名义发出，因为“苏共明显不便于仅以自己的名义涉及以下两个原则性问题，即关于苏联的领导作用和关于倡议召集以后的兄弟党会议”。毛泽东希望会议能于13日开幕，开会时间应不少于两天，如果需要，也可用三天，即13～15日。至于波兰人建议的“包含有向世界和平大会呼吁精神”的集体文件（即《和平宣言》），毛泽还认为“这份文件应草拟得简洁些”，最好能让更多的党派代表签署该文件，并请求苏共中央负责该文件的起草工作。随后，毛泽东说，他对苏、中两党能在宣言所涉及的问题上迅速取得相近的观点表示满意。他指出，苏、中两党代表在对草案进行讨论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分歧，只是对个别措辞做了精确和完善，对个别观点做了强调，等等。另外，只是就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过渡方式这一问题做了几处改动。毛泽东认为，宣言的特点和积极意义在于，其内容只涉及一些带有普遍性和原则性的问题，并未谈各个国家（如苏联、中国、波兰等）复杂的内部问题。[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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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827 11月10日中苏两党会商前，各自分别召开会议研究对策。赫鲁晓夫主持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11日把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准备的大会报告分发给各兄弟共产党代表团。关于宣言草案，委托苏斯洛夫等人与中共代表协商，继续完成宣言文本的定稿工作。会议特别指出，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问题，要“坚持自己的立场”。[226]中共代表团认为，苏共的主要顾虑是，如果改变对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就无法与苏共二十大的提法衔接，这样很难向苏共（全体党员）、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交代。估计到苏共会坚持自己的立场，为了维护团结，又坚持原则，邓小平提出可以就和平过渡问题，向苏共提交一个书面的意见提纲，全面阐述中共对和平过渡问题的看法。同时，在宣言草案中，照顾到苏联的观点，对和平过渡问题有所阐述。毛泽东同意这个建议，指定陈伯达、胡乔木起草这份意见提纲。[227]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会的同时，毛泽东主持了中共代表团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方的宣言草案和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当日下午，中苏两党起草宣言的小组再次会谈。邓小平首先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双方经过磋商，终于就全部草案达成一致意见，并决定以苏共和中共两个代表团的名义将草案提交各国代表团讨论。[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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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829 1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宣言草案，授权代表团定稿。1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也听取并通过了关于宣言草案的修改意见，确定由起草委员会直接与中共代表商议定稿。在此期间，中苏两党代表团还商定，建议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不列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于14日召开的会议，以免增加他们国内工作的困难。经与各党交换意见，大家一致同意在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代表会议之后，再召开世界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会议。这个会议的文件，即《和平宣言》委托苏联和波兰党的代表起草。[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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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831 至此，中苏之间最大的意见分歧得到解决。与苏共的草案相比，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按照中共的意见，有两点重要修改：一是在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没有使用“和平过渡”的字眼）的同时，指出了非和平过渡道路，并强调“在每一个国家里，哪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具有现实可能性，决定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二是在谈到取得议会中稳定的多数时，提出应在议会外开展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条件。[230]至于中共的书面提纲，当时只提供给了苏共，既没有在大会上公开，也没有提交给任何其他党的代表团。直到1963年中苏大论战时，这个文件才公布于众。实际上，中共《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在原则上与宣言的提法没有分歧，只是又增加了两点：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争取同社会党左派和中间派建立统一战线很重要，但不能模糊同社会党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原则界限。[231]邓小平后来在八大二次会议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对于我们的观点，苏联同志没有表示不同意见。”[232]可以看出，提出和平过渡问题，只是一个说辞，至于中苏之间真正的分歧，其实还有更深层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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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833 就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而言，当时中国的外交方针与苏共的观点，特别是经过修改的宣言中的提法，基本是一致的。[233]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宣言修改草案的当天，周恩来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作了一个报告。周说，现在世界上存在着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形成，并且不断强大起来，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定要衰亡下去。这是肯定的、必然的趋势。因此，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就是敢于在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进行和平竞赛，通过和平竞赛可以使帝国主义一天天削弱下去。我们提出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的政策，但并不怕也不会疏忽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要警惕战争的危险。关于国家的过渡，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和平的方式，另一种是非和平的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近四五年来，国际形势一般地说是趋于和缓的，但是并不排斥在个别问题、个别地区、个别一段时间内会有紧张。[234]这说明，中共代表团在和平过渡问题上坚持不同意见，核心的考虑就是应该强调中国革命的主要经验，即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苏联坚持和平过渡的提法，主要也是为了与苏共二十大路线衔接。如果在共产党国际会议上按照苏联提法表述这个问题，就等于确认了苏共二十大的国际意义，说它开辟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那么中共的革命经验将置于何地？或许这就是中苏分歧的深层含义。中共代表团表面上争论的是“和平过渡”的提法，实际上是不愿意在共同宣言中提到苏共二十大。[235]否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宣言已经按照中共的要求在谈到和平过渡时提出了两种可能性，而在起草委员会上中共代表团仍声明：“中国党对这一段文字是有不同意见的，既然许多同志都表示同意，我们就不坚持了”。[236]当然，为了中苏团结，毛泽东最后还是做出了让步。但恰恰是这种求同存异的做法，为日后中苏争论和大论战埋下了伏笔，中共为此后悔不已。[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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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835 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公开讲话和私下会谈中，说的最多也是最引人注意的一个话题是“以苏联为首”。自1956年初以来，接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得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和威信受到严重打击。中共意识到，苏联不仅是列宁主义的故乡，也是最早的社会主义国家，且长期充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首领。因此，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阵地，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维护苏共的威望，坚持“以苏联为首”。[238]当然，在毛泽东眼里，赫鲁晓夫政治经验不足，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苏共新领导集团在处理国际共运事务中也捅了不少“娄子”。但至少在目前，无论就国家实力还是国际影响来说，只有继续把苏共推上领头羊的地位，才能保证社会主义阵营的稳定和统一。毛泽东在1957年初谈到中苏关系时讲：中苏之间矛盾不大，主要问题上比过去更靠近些，但还有一些问题。因为历史习惯不同，他们思想、做事的方法不同，要等候，要做工作。思想不同要谈心，有事要商量，要开会。形势会压迫他们有所改变，而且已经有些改变了。只能逐步地改变，不要忙，并且帮助他们。矛盾总是有的，只要大体过得去，求同存异，不同的将来再说。[239]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党内通知也指出：“社会主义各国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共同的指导思想，因而在原则问题上是有一致的基础的；即使在某些问题上发生不同意见，也是可以而且应该通过同志式的讨论和协商，逐步取得一致。并且会进一步改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增进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240]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党内这样谈“以苏为首”，多少有些居高临下的姿态，似乎是以一个国际共运指导者的姿态来维护苏联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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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837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种提法，尽管在中国的报纸上一直频频出现，但从波匈事件以后，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中已经不大使用了，甚至苏共本身也在考虑，为缓和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尽量避免提到苏联的领导作用，放弃“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种表述。[241]因此，在苏方最初起草的宣言中，按照苏共主席团的建议删去了所有提及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领导地位的用语。赫鲁晓夫回忆说，当时他的考虑是，在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后，这类词句还写进国际宣言，有可能被理解为试图恢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斯大林式的领导方式，试图重新确立苏共对其他兄弟党的领导权，进而有可能被理解为试图改变各国共产党现在建立在平等合作原则基础之上的新型相互关系。看到中共起草的宣言里提到“以苏联为首”，苏共中央感到出乎意料，不好理解。于是，赫鲁晓夫提出，是不是提以中苏为首。毛泽东说，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但在为首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跟你们平起平坐，我们还差得远。如果以我们两个为首，我们是负担不起这个责任的。[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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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839 对于“以苏联为首”的提法，波兰、南斯拉夫和意大利党在讨论宣言时曾明确表示反对，其他很多党的代表内心也不赞成，只是保持沉默而已。[243]所以，毛泽东除了劝告苏共接受这个口号外，还要说服其他各国共产党。在11月14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开幕的当天，毛泽东在发言中就专门谈了“以苏联为首”的问题。毛泽东首先讲到需要有一个党为首的理由，他说：“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毛泽东接着讲到为什么要“以苏联为首”，他说：“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而“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40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尽管苏共也犯过一些错误，但目前还是它的实力最强，“我们只有一个苏联有全副武装”。至于过去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中的不平等现象，毛泽东指出，那主要是斯大林的错误，“应该承认，现在苏联同志的作风有很大的改变，并且还会改变，还会进步”。“现在我感觉到有一种平等气氛”。毛泽东最后总结说，“现在承认以苏联为首有必要，承认以苏联共产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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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841 然而，不同的意见依然存在。11月11日宣言草案发给各国代表后，便收到了不少反馈意见，其中最主要的意见来自波兰代表团。[245]于是，会议决定成立宣言起草委员会，讨论和修改中苏两党提交的宣言草案。15日起草委员会讨论了一天，争论很激烈。主要的反对意见来自波兰代表团，他们认为不宜提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此外，还不同意“美帝国主义”或“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等一些提法。下午5时半休会时，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些情况。毛泽东决定立即去波兰代表团住所，同哥穆尔卡当面交换意见。[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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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843 毛泽东与哥穆尔卡先讨论了一些枝节问题，并很快取得一致意见，如“美帝国主义统治集团”改为“美国的某些侵略集团”，“复辟资本主义”改为“进行颠覆活动”等。但是在“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上，会谈陷入了僵局。哥穆尔卡态度强硬地说，在共同的文件中只能包括大家都同意的内容，而目前文件中还有些内容是波兰不能同意的，如果需要少数服从多数，那么波兰就不准备参加会议了。毛泽东好言相劝说：大家都做些让步，这次会议与以往不同，苏联党有了很大进步，让苏共当召集人的意见是中共提出的，召集人并不决定任何问题。不管毛泽东怎么劝说，哥穆尔卡坚持反对在原则上确定苏共为以后各国共产党会议的召集人。波兰人后来退了一步，提出是否可以搞一个内部决议，委托苏联召集会议，但不写在宣言上。毛泽东不再坚持了，最后表示：我们应该帮助赫鲁晓夫等同志，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兄弟，帮助他们，支持他们。[247]从会议记录看，毛泽东的劝说起到了一些作用。现场翻译李越然认为，哥穆尔卡接受毛泽东的说法是很勉强的。[248]另一位会谈参加者杨尚昆的感觉是，“似有好转，双方意见已较为接近，明天可能达成协议。”会谈后，毛泽东连夜约见赫鲁晓夫和苏斯洛夫等人，转告哥穆尔卡的意见，并讨论了第二天如何开会的问题。[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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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845 11月16日上午，起草委员会再次开会，完成了宣言的起草工作。下午召开全体会议，首先由苏斯洛夫报告宣言草案的修改情况，然后是毛泽东带头发言，表示同意宣言的内容。毛泽东说：“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不可能。”毛泽东最后断言：“这个宣言是正确的。它没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250]在毛泽东具有影响力的表态之后，各国代表团，包括波兰均发言表示拥护宣言。会议决定基本通过草案，交起草委会做最后的修正。[251]在后来发表的宣言中，保留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而没有再提“会议召集人”的问题。这显然又是各方妥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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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847 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反复强调“以苏联为首”，自然是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这个目的达到了。但是，他对这个问题的说法，特别是11月18日的即席讲演，也给人留下了另外一种印象。第一，每个阵营必须要有一个头，他用了一句中国的俗话，叫做“蛇无头而不行”；第二，目前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苏联的力量最强，所以“这个头就是苏联”，而中国只是政治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还没有这个资格；第三，苏联当这个头是需要帮助的，中国还有句成语：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笆篱三个桩。“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252]按照这个逻辑，目前“以苏联为首”是因为只有他们可以担负起这个责任，一旦中国的经济发展了，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为首的就理当是中国了。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必须有个头，这个原则不能改变。在1959年10月中苏两党会谈发生激烈争吵时，赫鲁晓夫在情急之中叫嚷了一句：只许你们指责我们，不许我们批评你们，说什么“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实际上对苏共中央的观点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253]赫鲁晓夫后来体会到：“如果所有其他党都承认一个党可起带头的作用，那么这个头其实也可以更换，今天一个头，明天另一个头。我们认为，中国人在为自己准备条件，将来要担任这样的角色”。[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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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849 赫鲁晓夫的感觉是不错的。实际上，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以后，中共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影响和地位明显提升，甚至已经在苏共之上。早在中共八大前夕，中国的经验和做法就已经受到苏联的关注。根据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的建议，苏共中央决定在科学院下成立中国研究所，以便“深入全面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果和经验，以及中国的历史、经济、语言、文学和文化”。[255]波匈事件前后，如前文所说，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名义发表的两篇文章，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引起轰动效应，中共的影响，尤其是在政治理论方面已经开始超过苏共。到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后，特别是几个月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后，中共的威望和影响更是如日中天。这里，毛泽东本人的“政治智慧”起了很大作用。毛泽东提倡整风运动的本来意图是借助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力量帮助他约束和监督共产党的基层干部，但是党内很多人对此有抵触情绪。当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动开门整风运动时，苏联和多数东欧国家领导人也不理解。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关于双百方针的报告发表后，包括苏联在内的很多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公开刊登，而陈其通等四人发表的反对这一方针的文章则被全文转载。很多人认为，强调人民内部矛盾容易引起混乱，“毒花不能放，害鸟不能鸣”。即使没有直接对中国的做法提出批评的人，也认为这样的方针对本国不适用。[256]但毛泽东当时的感觉非常好，一心要把整风运动搞下去。1957年4月伏罗希洛夫访华时对毛泽东说，苏联从上到下都不理解“百花齐放”，让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匈牙利事件就是这样闹出来的乱子。毛泽东却满怀信心地说，请苏联同志放心，中国不是匈牙利。半个月后，毛泽东又对来访的保加利亚军事代表团说：“为了把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克服掉，我们发动群众来批评，以后每年搞一回。” 然而，到5月下旬，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批评出现了“怀疑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的危险倾向”，学生运动从校园内的大字报和辩论会发展到走出校门的社会大串联，此前已经出现的农民退社、工人罢工、退伍军人闹事的风潮也愈演愈烈。面对中国真的可能爆发“匈牙利事件”的危局，毛泽东决定开展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反右派运动，并提出要采取“引蛇出洞”的手法。为了掩盖自己的判断失误，他把此前一直鼓动的“大鸣大放”说成有意让敌人跳出来，以便“聚而歼之”，随后又在6月19日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这篇2月份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本来是发动整风运动的号角，几经修改后却变成了推动反右派运动的檄文。于是，本来是一次仓促应急的举措，却成为一场精心策划和安排的政治运动，本来是对形势过于乐观的失误判断，却成为高瞻远瞩、洞察秋毫的政治智慧的表现。[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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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851 一场反右运动，再次为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树立起光辉形象。特别是毛泽东这篇精心修改的讲话（《正处》），受到各共产党国家的高度赞扬。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谢尔巴科夫说，毛泽东的讲话理论性很强，清晰、明确。中共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做法很策略、很英明。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英德里霍夫斯基说，中国党的做法表现出在“解决许多困难复杂问题的政治上的伟大智慧和灵活性”。[258]匈牙利党的机关报发表社论认为，毛泽东的讲话提出了新的、创造性的观点，指导着整个工人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捷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也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及时认识到社会变化的历史意义，及时认识到在新情况下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必然性和正确解决这些矛盾的必要性，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来领导各社会阶层前进——这一切都保证了中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个强大的、日益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党中央机关报总编辑卡斯曼说：中国正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同志的报告里，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情况下的应用。[259]苏联报刊则指出，中国的反右斗争具有国际意义。[260]据新华社报道，毛泽东的讲话刚发表，苏联《真理报》便以三个整版刊载了全文，还准备出版单行本。人们争先购买当天的《真理报》，以致在报刊零售点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不少大学自发地把这篇讲演列为试题之一。苏联哲学界普遍认为，“毛泽东同志不但概括了中国经验，而且概括了苏联经验”，讲演是对“马列主义的新发展”。[261]法共总书记多列士甚至对毛泽东说了这样的话：“中国同志们的文章为大家指出了方向，非常有利。我们党的斗争正是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的。”[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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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853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基层干部也普遍认为中共应该取代苏共来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了。新华社编辑的《内部参考》报道了许多这类的言论：“中共虽成立只有36年，但从1935年以后就正确了，苏共成立虽比我们久，但老出问题”；“南斯拉夫对苏联发表文章不同意，但中国的文章一出来，铁托就不叫了，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混乱现象也澄清了”；“苏联马列主义的发展已落后于中国，为什么中国还要说以苏联为首”；“苏共已经不配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了”；“社会主义阵营不一定要以苏联为首，而应以中国为首”，如此等等。[263]所以说，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里，实际在政治和思想上的指导者是中共，毛泽东只是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不强，因此暂时还不能直接出面承担起领导责任罢了。[264]但无论如何，社会主义阵营必须有人为首这个原则是需要确定下来的。从毛泽东的一系列做法，以及当时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影响来看，毛泽东实际上很可能是考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机制中采取一种“垂帘听政”的方式，即国家实力较强而政治经验不足的苏共在台前，而政治经验和理论水平均高出苏共但经济实力尚弱的中共在幕后。[265]这就意味着，中苏两党表面上平起平坐，但真正拿主意的是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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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855 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还有一个角色很值得注意，就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尽管1957年6月以后苏南关系有所缓和，特别是苏共六中全会后赫鲁晓夫对南斯拉夫表现出格外热情，但铁托仍坚持不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当10月2日苏共中央向南斯拉夫使馆通报十月革命节庆典活动及召开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安排时，得到的答复是，南共将派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庆典，但铁托因病不能前来。至于南共是否参加共产党会议的问题，双方都没有提及。[266]不知是有所担心还是寄予希望，这个情况苏共没有向中共通报。后来苏共只通知中共，南共表示不能接受苏联起草的会议宣言。10月25日中共从苏联大使的通报中得知这一消息，对于南共是否来参加会议非常关切。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后，一见到赫鲁晓夫就问铁托来不来。赫鲁晓夫答，我们发了邀请，但是他不来。毛泽东说，要理解他们，斯大林整了人家，情报局把人家赶跑了，肚子里能没有气？毛泽东并问，铁托不来，别人来不来？赫鲁晓夫答：卡德尔来，他是一个笔杆子，南共的重要文件，多半是出自他的手。毛泽东说：那好啊，我倒很想会会他，听听他有什么见解。[267]但赫鲁晓夫却没有毛泽东这样的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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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857 以卡德尔、兰科维奇为首的南斯拉夫代表团于1957年11月5日抵达莫斯科，苏方的接待和安排非常冷淡。第二天苏南两党举行了正式会谈，气氛自始至终十分紧张。在会谈中，赫鲁晓夫一开始就宣布，这次在莫斯科将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并且已商定，即便南斯拉夫人不参加，也要发表一项共同宣言。赫鲁晓夫严厉地指责南共接受美国的援助，违背了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精神，认为苏南关系再次紧张的责任在南斯拉夫。卡德尔坚持南斯拉夫的不结盟政策毫不退让，他说，南共认为，把世界划分成不同集团是人类的不幸，这样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南共的主张是解散两极对立的集团，取缔作为政治手段的战争，实行积极的和平共处，各国人民有权为自己选择社会发展的道路。至于接受美国的援助，这与当时的冷战状况和苏联的立场有关，应当对此承担责任的不是南共，而是在1948年攻击南斯拉夫的那些人。南共代表团还表示，无论如何不能签署共同宣言，南斯拉夫将以一切手段捍卫自己的独立。会谈很不愉快，言辞越来越尖锐，赫鲁晓夫还说了一些侮辱性的话，但对结果却无可奈何。[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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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859 在11月9日的晚宴上，赫鲁晓夫试图再次说服南共代表团，建议他们赞成宣言的实质，而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这个建议同样遭到了拒绝。12日卡德尔与赫鲁晓夫举行第二次会谈。卡德尔解释了南共代表团不能在宣言上签字以及不能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原因，但又说可以在报纸上表示支持宣言中南共所同意的一些观点。赫鲁晓夫似乎已经估计到这次会谈的结果，对卡德尔的讲话既没有感到意外，也没有再发火，只是继续指责南斯拉夫的选择是一种分裂行为。最后，他希望南共再斟酌一下。14日大会开始前，南共代表团在使馆召开会议，最后确定了他们在莫斯科的行动：只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全体代表会议，并在各党都同意签署的《和平宣言》上签字。这个决定得到了铁托的支持。对于南斯拉夫的顽固态度，赫鲁晓夫显得有些气急败坏，对南共代表团采取了某种抵制行动。由于苏联的冷淡态度，许多代表团都有意回避南共代表团，使他们在莫斯科的处境极为尴尬。同其他代表团的热闹活动相比，米丘诺维奇感到，南共代表团“在列宁山可以说度日如年”。[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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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861 毛泽东对南共代表团的态度显然要宽容得多，他不像赫鲁晓夫那样明知不可为而偏要为之，既没有批评南共的立场，也没有试图劝说他们同意共同宣言的观点。[270]毛泽东似乎早已认为不需要南共及西欧几个党在宣言上签字。他在了解了意共、英共和法共代表团的态度后，11月9日再次与英共代表团谈话时说：“我们向赫鲁晓夫同志提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党不参加签字，会更有利一些，更便利你们的工作，否则资产阶级又要攻击你们，说你们接受了莫斯科的命令。法国和意大利的党已经决定不签字。南斯拉夫的党也不签字。宣言只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签字。我们现在正在说服波兰，如果波兰不愿意签字，我们准备由11国签字。”[271]虽然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一直没有与南共代表团直接接触，但在最后阶段表现出十分热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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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863 在11月18日的即席发言中，毛泽东在讲到团结的问题时，专门提到了南共代表团，他说：“我又高兴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在第二个宣言上准备签字。他们在六十几个党的和平宣言上签字表示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表示团结。他们没有在十二国宣言上签字，使十三国缺少了一国。他们说有困难，我们想也可以，我们不能强加于人，南斯拉夫不愿意签字就不签字好了。将来若干年后，我想他们是可以在另外一个宣言上签字的。”[272]这段话似乎打动了南共代表团，大会休息时，卡德尔走到毛泽东面前说，他对中共同志能够谅解他们很满意，他很感激毛主席这番讲话。[273]对于孤独的南共代表团来说，这大概是莫斯科会议期间洒向南斯拉夫人的唯一一缕阳光。而这恰恰给了毛泽东进一步向南共阐述自己看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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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865 就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卡德尔提出，南共代表团希望对毛泽东进行礼节性拜会。南共对此并没有抱很大希望，他们以为毛泽东很可能会因为南共代表团没有签署宣言而拒绝接见。令南斯拉夫人意外的是，刘晓大使迅速给予了答复，说毛主席很高兴立即接见南共代表团，以致米丘诺维奇感觉毛泽东似乎正在等着他们提出拜会的请求。毛泽东非常亲切和热情地与卡德尔等人会谈了近两个小时。更令南共代表团感到意外的是，毛泽东对他们没有签署共同宣言竟没有表示丝毫的不满和责备。当卡德尔说明拒绝在宣言上签字的理由时，毛泽东只是说，这不是什么问题。毛泽东还说，中共也不接受任何一个国家乃至苏共的领导，但由于“俄国人现在喜欢，而对我们也无害”，因此中共不反对这一点。当卡德尔谈到南斯拉夫的发展成就，并列举了钢产量数字时，毛泽东高兴地说，如果俄国人的钢产量赶上美国，中国人赶上英国，南斯拉夫人赶上意大利的话，那就是社会主义的胜利。[274]南共特别注意到，尽管他们没有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但在中共眼里，南斯拉夫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在19日的告别宴会上，毛泽东特意走到米丘诺维奇身边祝酒，提议为中南友谊干杯，又对卡德尔开玩笑地说：“你们和我们的区别只是在于，你们长胡子，我们不长胡子。”按卡德尔的理解，毛泽东这是在表示“愿意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他颇为深情地对毛泽东说，铁托同志很希望能够见到毛主席，希望中南两党加强联系。[275]在对待南共的态度上，毛泽东无疑比赫鲁晓夫更表现出一个领袖的风范，而他做出如此努力的目的，自然是想把南斯拉夫留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尽管这个愿望最终未能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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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8867 当然，莫斯科会议上的分歧和矛盾并不只是上述三个方面，不过在宣言中都以“求同存异”的方式处理了。如意共对“在目前条件下，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的说法不满意，于是就在宣言中加了一句：“对于每一个共产党说来，哪一种危险在某一时期是主要危险，由它自己判断。”再如，苏共坚持还要办一个共产党的国际刊物，有些党不同意，最后达成口头协议，将来刊物办起来，只刊登相同意见，不刊登分歧意见，不搞批评和争论。[276]总之，经过毛泽东的努力，搞出了一个大家都同意的共同文件，达到了求同存异的目的。然而，其效果是很值得怀疑的。实际上《莫斯科宣言》没有任何约束力，文件虽经大家签字，但模棱两可的用语处处可见，既要这样，又要那样，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这就难怪会议之后各党依然各行其是，而后来发生争执时，又都援引宣言的观点来指责对方。仔细品味可以发现，其实莫斯科这一纸宣言，从内容到形式，都真实地反映了中苏关系的性质、特点和实质，是中苏同盟关系最典型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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