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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同的意见依然存在。11月11日宣言草案发给各国代表后,便收到了不少反馈意见,其中最主要的意见来自波兰代表团。[245]于是,会议决定成立宣言起草委员会,讨论和修改中苏两党提交的宣言草案。15日起草委员会讨论了一天,争论很激烈。主要的反对意见来自波兰代表团,他们认为不宜提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此外,还不同意“美帝国主义”或“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等一些提法。下午5时半休会时,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些情况。毛泽东决定立即去波兰代表团住所,同哥穆尔卡当面交换意见。[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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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哥穆尔卡先讨论了一些枝节问题,并很快取得一致意见,如“美帝国主义统治集团”改为“美国的某些侵略集团”,“复辟资本主义”改为“进行颠覆活动”等。但是在“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上,会谈陷入了僵局。哥穆尔卡态度强硬地说,在共同的文件中只能包括大家都同意的内容,而目前文件中还有些内容是波兰不能同意的,如果需要少数服从多数,那么波兰就不准备参加会议了。毛泽东好言相劝说:大家都做些让步,这次会议与以往不同,苏联党有了很大进步,让苏共当召集人的意见是中共提出的,召集人并不决定任何问题。不管毛泽东怎么劝说,哥穆尔卡坚持反对在原则上确定苏共为以后各国共产党会议的召集人。波兰人后来退了一步,提出是否可以搞一个内部决议,委托苏联召集会议,但不写在宣言上。毛泽东不再坚持了,最后表示:我们应该帮助赫鲁晓夫等同志,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兄弟,帮助他们,支持他们。[247]从会议记录看,毛泽东的劝说起到了一些作用。现场翻译李越然认为,哥穆尔卡接受毛泽东的说法是很勉强的。[248]另一位会谈参加者杨尚昆的感觉是,“似有好转,双方意见已较为接近,明天可能达成协议。”会谈后,毛泽东连夜约见赫鲁晓夫和苏斯洛夫等人,转告哥穆尔卡的意见,并讨论了第二天如何开会的问题。[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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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上午,起草委员会再次开会,完成了宣言的起草工作。下午召开全体会议,首先由苏斯洛夫报告宣言草案的修改情况,然后是毛泽东带头发言,表示同意宣言的内容。毛泽东说:“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不可能。”毛泽东最后断言:“这个宣言是正确的。它没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250]在毛泽东具有影响力的表态之后,各国代表团,包括波兰均发言表示拥护宣言。会议决定基本通过草案,交起草委会做最后的修正。[251]在后来发表的宣言中,保留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而没有再提“会议召集人”的问题。这显然又是各方妥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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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反复强调“以苏联为首”,自然是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这个目的达到了。但是,他对这个问题的说法,特别是11月18日的即席讲演,也给人留下了另外一种印象。第一,每个阵营必须要有一个头,他用了一句中国的俗话,叫做“蛇无头而不行”;第二,目前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苏联的力量最强,所以“这个头就是苏联”,而中国只是政治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还没有这个资格;第三,苏联当这个头是需要帮助的,中国还有句成语: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笆篱三个桩。“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252]按照这个逻辑,目前“以苏联为首”是因为只有他们可以担负起这个责任,一旦中国的经济发展了,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为首的就理当是中国了。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必须有个头,这个原则不能改变。在1959年10月中苏两党会谈发生激烈争吵时,赫鲁晓夫在情急之中叫嚷了一句:只许你们指责我们,不许我们批评你们,说什么“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实际上对苏共中央的观点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253]赫鲁晓夫后来体会到:“如果所有其他党都承认一个党可起带头的作用,那么这个头其实也可以更换,今天一个头,明天另一个头。我们认为,中国人在为自己准备条件,将来要担任这样的角色”。[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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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的感觉是不错的。实际上,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以后,中共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影响和地位明显提升,甚至已经在苏共之上。早在中共八大前夕,中国的经验和做法就已经受到苏联的关注。根据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的建议,苏共中央决定在科学院下成立中国研究所,以便“深入全面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果和经验,以及中国的历史、经济、语言、文学和文化”。[255]波匈事件前后,如前文所说,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名义发表的两篇文章,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引起轰动效应,中共的影响,尤其是在政治理论方面已经开始超过苏共。到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后,特别是几个月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后,中共的威望和影响更是如日中天。这里,毛泽东本人的“政治智慧”起了很大作用。毛泽东提倡整风运动的本来意图是借助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力量帮助他约束和监督共产党的基层干部,但是党内很多人对此有抵触情绪。当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动开门整风运动时,苏联和多数东欧国家领导人也不理解。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关于双百方针的报告发表后,包括苏联在内的很多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公开刊登,而陈其通等四人发表的反对这一方针的文章则被全文转载。很多人认为,强调人民内部矛盾容易引起混乱,“毒花不能放,害鸟不能鸣”。即使没有直接对中国的做法提出批评的人,也认为这样的方针对本国不适用。[256]但毛泽东当时的感觉非常好,一心要把整风运动搞下去。1957年4月伏罗希洛夫访华时对毛泽东说,苏联从上到下都不理解“百花齐放”,让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匈牙利事件就是这样闹出来的乱子。毛泽东却满怀信心地说,请苏联同志放心,中国不是匈牙利。半个月后,毛泽东又对来访的保加利亚军事代表团说:“为了把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克服掉,我们发动群众来批评,以后每年搞一回。” 然而,到5月下旬,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批评出现了“怀疑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的危险倾向”,学生运动从校园内的大字报和辩论会发展到走出校门的社会大串联,此前已经出现的农民退社、工人罢工、退伍军人闹事的风潮也愈演愈烈。面对中国真的可能爆发“匈牙利事件”的危局,毛泽东决定开展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反右派运动,并提出要采取“引蛇出洞”的手法。为了掩盖自己的判断失误,他把此前一直鼓动的“大鸣大放”说成有意让敌人跳出来,以便“聚而歼之”,随后又在6月19日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这篇2月份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本来是发动整风运动的号角,几经修改后却变成了推动反右派运动的檄文。于是,本来是一次仓促应急的举措,却成为一场精心策划和安排的政治运动,本来是对形势过于乐观的失误判断,却成为高瞻远瞩、洞察秋毫的政治智慧的表现。[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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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反右运动,再次为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树立起光辉形象。特别是毛泽东这篇精心修改的讲话(《正处》),受到各共产党国家的高度赞扬。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谢尔巴科夫说,毛泽东的讲话理论性很强,清晰、明确。中共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做法很策略、很英明。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英德里霍夫斯基说,中国党的做法表现出在“解决许多困难复杂问题的政治上的伟大智慧和灵活性”。[258]匈牙利党的机关报发表社论认为,毛泽东的讲话提出了新的、创造性的观点,指导着整个工人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捷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也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及时认识到社会变化的历史意义,及时认识到在新情况下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必然性和正确解决这些矛盾的必要性,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来领导各社会阶层前进——这一切都保证了中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个强大的、日益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党中央机关报总编辑卡斯曼说:中国正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同志的报告里,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情况下的应用。[259]苏联报刊则指出,中国的反右斗争具有国际意义。[260]据新华社报道,毛泽东的讲话刚发表,苏联《真理报》便以三个整版刊载了全文,还准备出版单行本。人们争先购买当天的《真理报》,以致在报刊零售点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不少大学自发地把这篇讲演列为试题之一。苏联哲学界普遍认为,“毛泽东同志不但概括了中国经验,而且概括了苏联经验”,讲演是对“马列主义的新发展”。[261]法共总书记多列士甚至对毛泽东说了这样的话:“中国同志们的文章为大家指出了方向,非常有利。我们党的斗争正是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的。”[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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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基层干部也普遍认为中共应该取代苏共来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了。新华社编辑的《内部参考》报道了许多这类的言论:“中共虽成立只有36年,但从1935年以后就正确了,苏共成立虽比我们久,但老出问题”;“南斯拉夫对苏联发表文章不同意,但中国的文章一出来,铁托就不叫了,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混乱现象也澄清了”;“苏联马列主义的发展已落后于中国,为什么中国还要说以苏联为首”;“苏共已经不配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了”;“社会主义阵营不一定要以苏联为首,而应以中国为首”,如此等等。[263]所以说,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里,实际在政治和思想上的指导者是中共,毛泽东只是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不强,因此暂时还不能直接出面承担起领导责任罢了。[264]但无论如何,社会主义阵营必须有人为首这个原则是需要确定下来的。从毛泽东的一系列做法,以及当时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影响来看,毛泽东实际上很可能是考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机制中采取一种“垂帘听政”的方式,即国家实力较强而政治经验不足的苏共在台前,而政治经验和理论水平均高出苏共但经济实力尚弱的中共在幕后。[265]这就意味着,中苏两党表面上平起平坐,但真正拿主意的是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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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还有一个角色很值得注意,就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尽管1957年6月以后苏南关系有所缓和,特别是苏共六中全会后赫鲁晓夫对南斯拉夫表现出格外热情,但铁托仍坚持不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当10月2日苏共中央向南斯拉夫使馆通报十月革命节庆典活动及召开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安排时,得到的答复是,南共将派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庆典,但铁托因病不能前来。至于南共是否参加共产党会议的问题,双方都没有提及。[266]不知是有所担心还是寄予希望,这个情况苏共没有向中共通报。后来苏共只通知中共,南共表示不能接受苏联起草的会议宣言。10月25日中共从苏联大使的通报中得知这一消息,对于南共是否来参加会议非常关切。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后,一见到赫鲁晓夫就问铁托来不来。赫鲁晓夫答,我们发了邀请,但是他不来。毛泽东说,要理解他们,斯大林整了人家,情报局把人家赶跑了,肚子里能没有气?毛泽东并问,铁托不来,别人来不来?赫鲁晓夫答:卡德尔来,他是一个笔杆子,南共的重要文件,多半是出自他的手。毛泽东说:那好啊,我倒很想会会他,听听他有什么见解。[267]但赫鲁晓夫却没有毛泽东这样的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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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卡德尔、兰科维奇为首的南斯拉夫代表团于1957年11月5日抵达莫斯科,苏方的接待和安排非常冷淡。第二天苏南两党举行了正式会谈,气氛自始至终十分紧张。在会谈中,赫鲁晓夫一开始就宣布,这次在莫斯科将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并且已商定,即便南斯拉夫人不参加,也要发表一项共同宣言。赫鲁晓夫严厉地指责南共接受美国的援助,违背了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精神,认为苏南关系再次紧张的责任在南斯拉夫。卡德尔坚持南斯拉夫的不结盟政策毫不退让,他说,南共认为,把世界划分成不同集团是人类的不幸,这样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南共的主张是解散两极对立的集团,取缔作为政治手段的战争,实行积极的和平共处,各国人民有权为自己选择社会发展的道路。至于接受美国的援助,这与当时的冷战状况和苏联的立场有关,应当对此承担责任的不是南共,而是在1948年攻击南斯拉夫的那些人。南共代表团还表示,无论如何不能签署共同宣言,南斯拉夫将以一切手段捍卫自己的独立。会谈很不愉快,言辞越来越尖锐,赫鲁晓夫还说了一些侮辱性的话,但对结果却无可奈何。[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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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月9日的晚宴上,赫鲁晓夫试图再次说服南共代表团,建议他们赞成宣言的实质,而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这个建议同样遭到了拒绝。12日卡德尔与赫鲁晓夫举行第二次会谈。卡德尔解释了南共代表团不能在宣言上签字以及不能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原因,但又说可以在报纸上表示支持宣言中南共所同意的一些观点。赫鲁晓夫似乎已经估计到这次会谈的结果,对卡德尔的讲话既没有感到意外,也没有再发火,只是继续指责南斯拉夫的选择是一种分裂行为。最后,他希望南共再斟酌一下。14日大会开始前,南共代表团在使馆召开会议,最后确定了他们在莫斯科的行动:只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全体代表会议,并在各党都同意签署的《和平宣言》上签字。这个决定得到了铁托的支持。对于南斯拉夫的顽固态度,赫鲁晓夫显得有些气急败坏,对南共代表团采取了某种抵制行动。由于苏联的冷淡态度,许多代表团都有意回避南共代表团,使他们在莫斯科的处境极为尴尬。同其他代表团的热闹活动相比,米丘诺维奇感到,南共代表团“在列宁山可以说度日如年”。[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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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南共代表团的态度显然要宽容得多,他不像赫鲁晓夫那样明知不可为而偏要为之,既没有批评南共的立场,也没有试图劝说他们同意共同宣言的观点。[270]毛泽东似乎早已认为不需要南共及西欧几个党在宣言上签字。他在了解了意共、英共和法共代表团的态度后,11月9日再次与英共代表团谈话时说:“我们向赫鲁晓夫同志提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党不参加签字,会更有利一些,更便利你们的工作,否则资产阶级又要攻击你们,说你们接受了莫斯科的命令。法国和意大利的党已经决定不签字。南斯拉夫的党也不签字。宣言只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签字。我们现在正在说服波兰,如果波兰不愿意签字,我们准备由11国签字。”[271]虽然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一直没有与南共代表团直接接触,但在最后阶段表现出十分热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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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月18日的即席发言中,毛泽东在讲到团结的问题时,专门提到了南共代表团,他说:“我又高兴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在第二个宣言上准备签字。他们在六十几个党的和平宣言上签字表示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表示团结。他们没有在十二国宣言上签字,使十三国缺少了一国。他们说有困难,我们想也可以,我们不能强加于人,南斯拉夫不愿意签字就不签字好了。将来若干年后,我想他们是可以在另外一个宣言上签字的。”[272]这段话似乎打动了南共代表团,大会休息时,卡德尔走到毛泽东面前说,他对中共同志能够谅解他们很满意,他很感激毛主席这番讲话。[273]对于孤独的南共代表团来说,这大概是莫斯科会议期间洒向南斯拉夫人的唯一一缕阳光。而这恰恰给了毛泽东进一步向南共阐述自己看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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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卡德尔提出,南共代表团希望对毛泽东进行礼节性拜会。南共对此并没有抱很大希望,他们以为毛泽东很可能会因为南共代表团没有签署宣言而拒绝接见。令南斯拉夫人意外的是,刘晓大使迅速给予了答复,说毛主席很高兴立即接见南共代表团,以致米丘诺维奇感觉毛泽东似乎正在等着他们提出拜会的请求。毛泽东非常亲切和热情地与卡德尔等人会谈了近两个小时。更令南共代表团感到意外的是,毛泽东对他们没有签署共同宣言竟没有表示丝毫的不满和责备。当卡德尔说明拒绝在宣言上签字的理由时,毛泽东只是说,这不是什么问题。毛泽东还说,中共也不接受任何一个国家乃至苏共的领导,但由于“俄国人现在喜欢,而对我们也无害”,因此中共不反对这一点。当卡德尔谈到南斯拉夫的发展成就,并列举了钢产量数字时,毛泽东高兴地说,如果俄国人的钢产量赶上美国,中国人赶上英国,南斯拉夫人赶上意大利的话,那就是社会主义的胜利。[274]南共特别注意到,尽管他们没有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但在中共眼里,南斯拉夫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在19日的告别宴会上,毛泽东特意走到米丘诺维奇身边祝酒,提议为中南友谊干杯,又对卡德尔开玩笑地说:“你们和我们的区别只是在于,你们长胡子,我们不长胡子。”按卡德尔的理解,毛泽东这是在表示“愿意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他颇为深情地对毛泽东说,铁托同志很希望能够见到毛主席,希望中南两党加强联系。[275]在对待南共的态度上,毛泽东无疑比赫鲁晓夫更表现出一个领袖的风范,而他做出如此努力的目的,自然是想把南斯拉夫留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尽管这个愿望最终未能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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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莫斯科会议上的分歧和矛盾并不只是上述三个方面,不过在宣言中都以“求同存异”的方式处理了。如意共对“在目前条件下,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的说法不满意,于是就在宣言中加了一句:“对于每一个共产党说来,哪一种危险在某一时期是主要危险,由它自己判断。”再如,苏共坚持还要办一个共产党的国际刊物,有些党不同意,最后达成口头协议,将来刊物办起来,只刊登相同意见,不刊登分歧意见,不搞批评和争论。[276]总之,经过毛泽东的努力,搞出了一个大家都同意的共同文件,达到了求同存异的目的。然而,其效果是很值得怀疑的。实际上《莫斯科宣言》没有任何约束力,文件虽经大家签字,但模棱两可的用语处处可见,既要这样,又要那样,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这就难怪会议之后各党依然各行其是,而后来发生争执时,又都援引宣言的观点来指责对方。仔细品味可以发现,其实莫斯科这一纸宣言,从内容到形式,都真实地反映了中苏关系的性质、特点和实质,是中苏同盟关系最典型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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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五 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指点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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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机构领导和指挥的历史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而这无疑是毛泽东的一个创举。[277]正因为如此,在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中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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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接待规格上,中共代表团就显得与众不同。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到来特别重视,提前两天就派苏共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和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专程到苏联国境第一站伊尔库茨克去准备接待工作,并且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事前毛泽东一再提出,不要搞大规模欢迎仪式,中途停留时他也不准备走出飞机,免得感冒;除在莫斯科机场发表谈话外,沿途不要组织欢迎,因为天气太冷,他和宋庆龄都不能乘坐敞篷汽车。对此,赫鲁晓夫一一照办,迎接的礼遇规格很高,但仪式很简朴。[278]抵达莫斯科后,所有来宾都住在莫斯科市郊别墅,只有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的主要成员被安排住在克里姆林宫内(在郊外还有两处备用别墅)。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这里“离会议厅很近,有条走廊与会场格奥尔基大厅相通,很方便”,您本人将“住在沙皇的寝宫里,我们为您选择了最好的房间”。为了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习惯,避免出现毛第一次访苏时的不愉快场面,赫鲁晓夫还为他特制了木板床,甚至把寝室卫生间的马桶改成了蹲式的。[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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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公共场合出现时,立即成为关注的中心。据杨尚昆记载,在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上,毛泽东一出场,全体即起立致敬;毛泽东讲话开始和结束时,也是全场起立鼓掌。其余各兄弟党代表讲话,都是只鼓掌没有起立。在红场举行庆典活动时,游行队伍不断高呼毛泽东的名字,表示致意。游行结束后,参观庆典的群众一拥而上,围着毛泽东欢呼。“据苏联同志说,这种情形是前所未有的”。[280]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的发言方式也引起了许多当事人的注意。所有来宾都是事先准备好经本党中央批准的发言稿,在会上照本宣科,而将俄文译稿发给与会者。只有毛泽东,三次发言都是即席讲话,这使苏方会务工作人员感到非常为难。特别是在11月18日大会上,所有发言的人都是站在讲台上做报告,只有毛泽东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动,大家不得不转身听他讲话。[281]毛泽东离开莫斯科前,苏共中央主席团还特意为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娜大厅组织了一次与苏联各界著名人士200多人的会见,苏共领导人几乎全体出席。会见进行了将近两小时,毛泽东与出席会见的人们进行了亲切愉快的谈话。[282]这个场景也是其他所有代表团没有机会遇到的。[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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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毛泽东在莫斯科最引人注目的还不是他所受到的特殊待遇,令研究者感兴趣并引起当事人争议的,是毛泽东在11月18日大会上的长篇即席发言。他在发言中不时讲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和不易理解的话语,使得听众惊诧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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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开场就提出了一个后来被众人传诵的著名论断:“东风压倒西风”。毛泽东说:“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围绕这个命题,毛泽东讲了十件大事,从反法西斯战争、中国革命、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苏伊士运河事件,直到解除叙利亚危机、苏联卫星上天、英国退出亚洲和非洲、荷兰退出印尼、法国退出北非。总之,国际形势已经大为不同了。“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284]在11月8日与英共代表的谈话时,毛泽东也讲了这十件大事,并得出结论说:“我总有一个印象:社会主义国家走在前边,资本主义国家落在后边。我觉得,资本主义国家永远落在后边了”。[285]17日对中国留学生讲话时,毛泽东说得更为简明:“现在,苏联有两个人造卫星上天,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党开会,又是一个大的转折点,这是世界上两个阵营力量对比的转折点。从今以后,西风压不倒东风,东风一定要压倒西风。”[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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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成功和人造地球卫星上天,这在当时确实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说明苏联的科技水平,特别是在导弹发射技术方面已经走在了美国的前头。[287]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的聚会,也显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所未有的盛况。但是,就此断定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根本变化,恐怕是过于乐观了。对于毛泽东的这个论断,赫鲁晓夫在私下交谈时,已经多次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就目前来看,苏联在军事和一些其他科技项目上是领先的,但美国的潜力是不能低估的,特别是他们的科技力量非常雄厚。[288]哥穆尔卡与毛泽东谈话时也提出:“自从苏联发射了两颗人造卫星后,资本主义国家承认他们是落后了,但假如有人以为他们永远也不会有这种成就那就看错了。我想他们早晚也会有像火箭这样的成就的。”哥穆尔卡指出,问题是在目前情况下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政策。他认为“采取的政策不应使紧张局势更趋尖锐化”。[289]他哪里知道,毛泽东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本意就是想强调社会主义不必担心也不必反对国际局势的紧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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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另一个惊人之语是关于苏联党内斗争的。在讲到团结问题时,毛泽东开始大谈对犯过错误的人要采取团结、帮助和给出路的政策,随后突然插了一段关于莫洛托夫集团的话:“我赞成苏共中央解决莫洛托夫问题,这是个对立面的斗争,事实证明它是不能统一,它是一方排斥一方。莫洛托夫集团举行进攻,乘赫鲁晓夫同志到外国去,措手不及,来一个突然袭击。但是我们赫鲁晓夫同志也不是一个蠢人,他是个聪明人,立即调动了队伍,举行反攻,取得胜利。这个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错误的路线,一条是比较正确的路线。斯大林死后这四五年,苏联的内政、外交有很大的改善,这就证明赫鲁晓夫同志所代表的路线比较正确,而反对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莫洛托夫同志是一位老同志,有很长的斗争历史,但是这一件事他是作错了。苏共党内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带着对抗的性质,因为是互不相容,互相排斥,一个排斥一个。处理得好,可以不出乱子。处理得不好,有出乱子的危险。”[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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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讲话表面上是对苏共中央处理六月事件表态,说明中共是支持赫鲁晓夫的,但是,第一,毛泽东在此前曾一再告诫苏共中央,对莫洛托夫等人不要“指名道姓”,而自己却在大会上公开指责苏联的“反党集团”,给人的感觉是只有中共才有资格在国际会议上对这一问题进行裁决。第二,六月事件的细节是米高扬专程到中国向毛泽东报告的,许多与会者并不了解内情,而现在由一个外国领导人在公开场合披露苏联党的内幕,这不能不令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处于尴尬境地。第三,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大会上公开评论苏共的党内斗争问题,自然会使苏共领导人感到难堪,再使用欧洲各党都不熟悉的语汇“两条路线斗争”,就更让人坐不住了。第四,毛泽东在讲到团结问题时,突然插入对苏共“反党集团”事件的评论,显然是公开表明对苏共将莫洛托夫等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处置有不同看法。[291]据米丘诺维奇描述的现场情况是:毛泽东讲这段话时,“有几百人在场的格奥尔基大厅变得死一般的寂静。米高扬示威性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脸上露出一副决不是友好的表情,站在那里,把目光投向发言者和对称地坐在苏联代表团对面的中国人……俄国人当中谁也没有对他说不要这样做,也没有人请他坐下。整个大厅都看着这一场面”。[292]这大概是毛泽东绝对没有想到的结果。说的是“以苏联为首”,而毛泽东却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随意评论苏共党内的分歧和矛盾,明显是凌驾于克里姆林宫之上,这能不让苏联人恼火?难怪卡德尔在毛泽东讲话时传给南共代表团成员一张字条,上面写道:“俄国人同中国人在国际工运中争当意识形态首领的斗争开始了。”[293]不能不说,这个观察是极其敏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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