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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五 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指点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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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机构领导和指挥的历史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而这无疑是毛泽东的一个创举。[277]正因为如此，在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中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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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接待规格上，中共代表团就显得与众不同。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到来特别重视，提前两天就派苏共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和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专程到苏联国境第一站伊尔库茨克去准备接待工作，并且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事前毛泽东一再提出，不要搞大规模欢迎仪式，中途停留时他也不准备走出飞机，免得感冒；除在莫斯科机场发表谈话外，沿途不要组织欢迎，因为天气太冷，他和宋庆龄都不能乘坐敞篷汽车。对此，赫鲁晓夫一一照办，迎接的礼遇规格很高，但仪式很简朴。[278]抵达莫斯科后，所有来宾都住在莫斯科市郊别墅，只有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的主要成员被安排住在克里姆林宫内（在郊外还有两处备用别墅）。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这里“离会议厅很近，有条走廊与会场格奥尔基大厅相通，很方便”，您本人将“住在沙皇的寝宫里，我们为您选择了最好的房间”。为了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习惯，避免出现毛第一次访苏时的不愉快场面，赫鲁晓夫还为他特制了木板床，甚至把寝室卫生间的马桶改成了蹲式的。[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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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公共场合出现时，立即成为关注的中心。据杨尚昆记载，在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上，毛泽东一出场，全体即起立致敬；毛泽东讲话开始和结束时，也是全场起立鼓掌。其余各兄弟党代表讲话，都是只鼓掌没有起立。在红场举行庆典活动时，游行队伍不断高呼毛泽东的名字，表示致意。游行结束后，参观庆典的群众一拥而上，围着毛泽东欢呼。“据苏联同志说，这种情形是前所未有的”。[280]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的发言方式也引起了许多当事人的注意。所有来宾都是事先准备好经本党中央批准的发言稿，在会上照本宣科，而将俄文译稿发给与会者。只有毛泽东，三次发言都是即席讲话，这使苏方会务工作人员感到非常为难。特别是在11月18日大会上，所有发言的人都是站在讲台上做报告，只有毛泽东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动，大家不得不转身听他讲话。[281]毛泽东离开莫斯科前，苏共中央主席团还特意为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娜大厅组织了一次与苏联各界著名人士200多人的会见，苏共领导人几乎全体出席。会见进行了将近两小时，毛泽东与出席会见的人们进行了亲切愉快的谈话。[282]这个场景也是其他所有代表团没有机会遇到的。[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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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毛泽东在莫斯科最引人注目的还不是他所受到的特殊待遇，令研究者感兴趣并引起当事人争议的，是毛泽东在11月18日大会上的长篇即席发言。他在发言中不时讲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和不易理解的话语，使得听众惊诧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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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开场就提出了一个后来被众人传诵的著名论断：“东风压倒西风”。毛泽东说：“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围绕这个命题，毛泽东讲了十件大事，从反法西斯战争、中国革命、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苏伊士运河事件，直到解除叙利亚危机、苏联卫星上天、英国退出亚洲和非洲、荷兰退出印尼、法国退出北非。总之，国际形势已经大为不同了。“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284]在11月8日与英共代表的谈话时，毛泽东也讲了这十件大事，并得出结论说：“我总有一个印象：社会主义国家走在前边，资本主义国家落在后边。我觉得，资本主义国家永远落在后边了”。[285]17日对中国留学生讲话时，毛泽东说得更为简明：“现在，苏联有两个人造卫星上天，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党开会，又是一个大的转折点，这是世界上两个阵营力量对比的转折点。从今以后，西风压不倒东风，东风一定要压倒西风。”[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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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成功和人造地球卫星上天，这在当时确实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说明苏联的科技水平，特别是在导弹发射技术方面已经走在了美国的前头。[287]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的聚会，也显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所未有的盛况。但是，就此断定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根本变化，恐怕是过于乐观了。对于毛泽东的这个论断，赫鲁晓夫在私下交谈时，已经多次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就目前来看，苏联在军事和一些其他科技项目上是领先的，但美国的潜力是不能低估的，特别是他们的科技力量非常雄厚。[288]哥穆尔卡与毛泽东谈话时也提出：“自从苏联发射了两颗人造卫星后，资本主义国家承认他们是落后了，但假如有人以为他们永远也不会有这种成就那就看错了。我想他们早晚也会有像火箭这样的成就的。”哥穆尔卡指出，问题是在目前情况下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政策。他认为“采取的政策不应使紧张局势更趋尖锐化”。[289]他哪里知道，毛泽东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本意就是想强调社会主义不必担心也不必反对国际局势的紧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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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另一个惊人之语是关于苏联党内斗争的。在讲到团结问题时，毛泽东开始大谈对犯过错误的人要采取团结、帮助和给出路的政策，随后突然插了一段关于莫洛托夫集团的话：“我赞成苏共中央解决莫洛托夫问题，这是个对立面的斗争，事实证明它是不能统一，它是一方排斥一方。莫洛托夫集团举行进攻，乘赫鲁晓夫同志到外国去，措手不及，来一个突然袭击。但是我们赫鲁晓夫同志也不是一个蠢人，他是个聪明人，立即调动了队伍，举行反攻，取得胜利。这个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错误的路线，一条是比较正确的路线。斯大林死后这四五年，苏联的内政、外交有很大的改善，这就证明赫鲁晓夫同志所代表的路线比较正确，而反对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莫洛托夫同志是一位老同志，有很长的斗争历史，但是这一件事他是作错了。苏共党内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带着对抗的性质，因为是互不相容，互相排斥，一个排斥一个。处理得好，可以不出乱子。处理得不好，有出乱子的危险。”[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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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讲话表面上是对苏共中央处理六月事件表态，说明中共是支持赫鲁晓夫的，但是，第一，毛泽东在此前曾一再告诫苏共中央，对莫洛托夫等人不要“指名道姓”，而自己却在大会上公开指责苏联的“反党集团”，给人的感觉是只有中共才有资格在国际会议上对这一问题进行裁决。第二，六月事件的细节是米高扬专程到中国向毛泽东报告的，许多与会者并不了解内情，而现在由一个外国领导人在公开场合披露苏联党的内幕，这不能不令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处于尴尬境地。第三，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大会上公开评论苏共的党内斗争问题，自然会使苏共领导人感到难堪，再使用欧洲各党都不熟悉的语汇“两条路线斗争”，就更让人坐不住了。第四，毛泽东在讲到团结问题时，突然插入对苏共“反党集团”事件的评论，显然是公开表明对苏共将莫洛托夫等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处置有不同看法。[291]据米丘诺维奇描述的现场情况是：毛泽东讲这段话时，“有几百人在场的格奥尔基大厅变得死一般的寂静。米高扬示威性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脸上露出一副决不是友好的表情，站在那里，把目光投向发言者和对称地坐在苏联代表团对面的中国人……俄国人当中谁也没有对他说不要这样做，也没有人请他坐下。整个大厅都看着这一场面”。[292]这大概是毛泽东绝对没有想到的结果。说的是“以苏联为首”，而毛泽东却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随意评论苏共党内的分歧和矛盾，明显是凌驾于克里姆林宫之上，这能不让苏联人恼火？难怪卡德尔在毛泽东讲话时传给南共代表团成员一张字条，上面写道：“俄国人同中国人在国际工运中争当意识形态首领的斗争开始了。”[293]不能不说，这个观察是极其敏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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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有一处也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即提出中国将在15年后超过英国的口号。在11月6日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的讲演中，赫鲁晓夫在列举了一系列统计数字后说：“在各种最重要的产品产量方面，苏维埃国家在今后15年内不仅能赶上，并且能超过目前的美国。自然，在这段时期，美国的经济也可能有所发展。但是，只要考虑到我国工业发展速度比美国快得多这一点，那么可以肯定，在极短的历史时期内，在和平竞赛中赶过美国的这一任务是完全现实的，是完全可以实现的。”[294]听了赫鲁晓夫这番话，毛泽东显得有些受刺激。当天晚上与哥穆尔卡谈话时，毛泽东就试探性地提出：“再过15年苏联能超过美国，中国有可能超过英国。”哥穆尔卡当即直言不讳地指出：“苏联能超过美国这点无疑问，但中国能否超过英国这点很难说。”毛泽东仍然坚持说：“如15年时间太短，则可延长些，先超过英国，然后再超过美国。”[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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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为了取得可靠的依据，在会议期间与法共和英共代表团谈话时，毛泽东又特意谈到经济问题。当多列士告诉他法国的钢产量为1200万吨时，毛泽东说道：“我们有两个五年计划就能超过法国，三个五年计划超过英国。”在向波立特和高兰详细询问了英国的金融、工业和军事状况后，毛泽东肯定地说：“中国在15年后将超过英国。我们今年的钢产量是52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1200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2000万～2500万吨，第四个五年计划之后，也就是15年之后，将是4000万～4500万吨。英国现在的钢产量是2000万吨。你们看，15年后能增加到多少？顶多3500万吨吧！”法国人和英国人没有哥穆尔卡那么直率，对毛泽东的豪言壮语都是点头称赞。[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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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18日大会的发言中，毛泽东郑重地宣布：“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说现在英国年产2000万吨钢，再过15年，可能爬到年产3000万吨钢。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297]格奥尔基大厅里的听众大概没有多少人把毛泽东这些外行话当真，单单一个钢产量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但是，赫鲁晓夫赶超美国的时间表后来遭到苏联经济学家和多数主席团成员的质疑和反对，[298]而毛泽东的这句话却吹响了1958年中国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的第一声号角。[299]更重要的是，在“超英赶美”的口号背后，毛泽东的本意是要在经济上赶超苏联。只有这样，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才更有发言权。[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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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18日讲话中最引起争议的是他关于核战争及其后果的一番论述。中共代表团回国后，赫鲁晓夫在11月27日出席中国使馆招待会的致辞中就表示了对毛泽东发言的不满，他暗示毛有些讲话是多余的。[301]据赫鲁晓夫回忆，毛泽东讲这段话时，除了宋庆龄发出会意的笑声外，“整个会场一直是死沉沉的一片寂静”，会后许多代表的反应都十分强烈。捷共第一书记诺沃提尼说：中国有6亿人口准备损失掉3亿，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1200万人。哥穆尔卡也毫不掩饰地表示了愤慨。[302]参加会议的以色列共产党总书记舍穆勒·米库尼斯回忆当时的印象是：毛泽东热衷的话题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老是翻来覆去地讲。他认为大战不可避免，对此人们必须随时做好准备。我甚至敢斗胆地讲，他是根据这场大战来安排生活和思考问题的，俨然是大战已经开始了。[303]那么，毛泽东究竟讲了一些什么话会给人们留下如此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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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讲话当时并未公开发表，直到后来中苏论战苏联攻击中国的核政策时，中国政府才在声明中引用了这段话，而全文是在1992年发表的。毛泽东是这样说的：“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有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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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在论战中拿出了当时苏方的速记记录，根据这个记录，毛泽东的原话是：“是否可以估计一下，未来的战争会导致多少人死亡？也许会死掉全世界人口二十七亿的三分之一，也就只有九亿人。假如真的摔原子弹的话，我认为这还少说了。当然，这很可怕。但是，即便是损失一半人也不是那么的糟糕。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我们要这么做，而是他们，是他们将战争强加给我们。假如我们打起仗来，那么就会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我个人认为，整个人类社会将会遭受这样的灾难，那时人类将会损失一半，也许，一多半。我问过尼赫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在这个问题上情绪要比我悲观得多。我对他说：假如人类的一半被毁灭，那么还会剩下一半，但是帝国主义将会被全部毁灭，并且整个世界将只有社会主义存在下来，而在半个世纪或者一个世纪里，人口又会增长，甚至增长一半多。中国还没有真正展开建设，假如帝国主义者将战争强加于我们，那么我们准备停止搞建设；让我们先比试一下武力，然后再回过头来搞建设。”苏共由此认为，“实质上，这是一条搞军事冲突，用军事手段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的方针”。[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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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无法判断谁更准确地记录了毛泽东的原话，但对比一下中苏双方发表的文件，就发言者所要表达的内容来说，没有本质的区别。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毛泽东的话。这里除了翻译上的问题外，[306]恐怕主要是在场的外国听众不大熟悉和理解毛泽东那种哲人的思维和诗人的语言。其实毛泽东不过是重复了他说过多次的话：原子弹是纸老虎，既不要怕，又要认真对付。至于谈到核战争的后果，这里也不过是“极而言之”，从最坏处考虑问题。毛泽东的话惊吓了东欧一些小国领导人是可以理解的，但苏共在论战中以此为由指责中国在蓄意挑动核战争，无疑是歪曲了毛泽东的本意。苏共1957年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至少在表面上与毛泽东是一致的。就在毛泽东讲话的第二天，《真理报》刊登了11月14日赫鲁晓夫接受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的谈话记录。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话，记者问：“您认为，如果打起原子战争和氢武器战争，世界能有一部分保留下来吗？”赫鲁晓夫答：“自然，将会有很大的损失，人类将要经受很多灾难，但是人并不会从地面上消失，社会将存在，并且继续发展。”[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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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发言的本意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难理解，问题是他采取即席演说这种方式，来讲一个在欧洲人看来是如此严肃和敏感的话题，再加上仓促的翻译，就难免引起误解和怀疑。[308]不过，毛泽东之所以用如此刺激的语言来阐述他的思想，也是有其用意的。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在召集政治局常委介绍莫斯科会议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总的来讲，这次会议是成功的，十二党宣言是好的，大家都比较满意。但是还有两个问题没有讲，一个是和平共处问题，另一个是社会党问题。毛泽东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然是对的，但是苏共二十大把和平共处作为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就错了。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共产党的对外关系的总路线，就不能只限于和平共处。这里还有支持世界革命的问题，还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309]而支持世界革命，自然就有一个如何看待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问题。鉴于对核武器的新认识，苏共二十大提出应通过和平而不是战争走向共产主义。但毛泽东一向反对核战争将会毁灭人类的看法，他从莫斯科回来后在一次党内会议上重复了关于核战争的讲话，而且说得更加透彻：“要准备对付大战，帝国主义有疯子，扔原子弹。头一次大战不过死了1000多万，第二次大战死了3000多万。打原子战，没有经验。最好人口剩下一半，次好剩下三分之一，全世界27亿人，还有9亿人，有9亿人也好办事，换来个帝国主义灭亡，换来了永久和平。所以说，真打原子战，不见得是坏事，是坏事也是好事。”[310]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这段话有一个解释，他说：苏共二十大“只讲和平不讲战争，这是很不好的。只讲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不讲战争来了怎么办。莫斯科宣言解决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莫斯科就是讲这个”。[311]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也是毛泽东没有说出来的与赫鲁晓夫的重大分歧所在。后来，毛泽东不无得意地指出，在莫斯科会议上，“我们批判了朋友”。[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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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是北京与莫斯科共同建立的解决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问题的平台，也是后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显示其存在的一种方式。赫鲁晓夫虽然在二十大会议后不得不解散共产党情报局，但是苏共从传统观念出发，还是想要重建一种国际机构来保证各国共产党能够协调行动。毛泽东对莫斯科在国际共运中决定一切的领导地位一向深恶痛绝，更不愿在斯大林之后再有一个“太上皇”，因此坚决主张各国共产党应通过开会的方式进行协商和沟通。虽然赫鲁晓夫在批判斯大林后处于被动地位，但一开始并不愿接收中共的主张。波匈事件使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更加尴尬，再加上中共在帮助平息这次事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赫鲁晓夫不得不听从毛泽东的意见。与南斯拉夫恢复关系以后，中苏都很看重南共的作用和影响，并都试图借助这支力量提高自己的地位，但铁托为了保证南斯拉夫的独立和不结盟政策，并不想再次加入社会主义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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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反党集团”事件后，赫鲁晓夫处境艰难，毛泽东的支持使他更加信任和依赖中共。在中苏共同召集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的情况下，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关键的问题是起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文件。为此，双方紧密合作，几番磋商。《莫斯科宣言》是中苏协商和妥协的结果，苏共接受了中共的几乎所有修改意见，中共也默认了把苏共二十大路线写入宣言。为了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他们必须迈出这一步。虽然在会议期间双方是平起平坐，但就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影响而言，中共显然处于上升状态。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受到的特殊礼遇，以及他在会上引人注目的种种表现，充分反映了这一点。而毛泽东强调“以苏联为首”、对苏联党内斗争公开进行评判、提出在经济上赶超英国及对南共代表团表示关心和支持等做法，则表明中共有意取代苏共来“指点江山”，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毛泽东确实非常重视这次会议，虽说是“以苏联为首”，但中国人的操心、出力一点儿也不少。[313]关于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所起的作用，杨尚昆回国后在一次报告中有如此评价：“在这个会议上，毛主席在各方面起了决定作用。当然，同苏联协商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许多问题、许多意见是主席提出来的，经过协商以后，他们接受了。”[314]这个说法是符合实际的，需要补充的是，在毛泽东的种种努力背后，隐含着他对国际共运领导地位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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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结果，总体来说，中苏双方都认为莫斯科会议是非常成功的。会议刚结束，苏共就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学习讨论，报刊上连续报道了一个多月。[315]苏共中央12月全会决议指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现代国际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则问题的结论和原理得到了兄弟共产党的完全支持，这就证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一致和团结”。[316]中国国内此时正忙于整风反右，对这次会议无暇组织广泛的学习讨论，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决议也认为：“各国共产党的莫斯科会议和所通过的两个宣言，开辟了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给了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进步的力量以极大的鼓舞。”[317]然而，在这个成功的背后却暗藏着一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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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会议是中苏同盟关系发展的最高峰，也是中苏关系发生变化的一个转折点。这个特点也同样反映在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的个人关系方面。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打开了中苏关系发展的新局面，苏联开始对中国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使得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产生了极大好感和感激之情；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开始对赫鲁晓夫的政治观点和经验感到担心，认为中共应该站出来维持社会主义阵营的稳定；1956年10月波匈事件的爆发，令毛泽东进一步对赫鲁晓夫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能力产生怀疑，于是决心出面干预欧洲事务，并对社会主义大家庭发挥某种引导作用。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感觉恰好相反。由于苏联党内以及苏联与东欧国家之间关系不断出现的危机，特别是毛泽东在几次关键时刻站在赫鲁晓夫一边的政治表态，使得赫鲁晓夫越来越依赖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也越来越感到必须与毛泽东联手，来共同领导社会主义阵营。这两种趋向在1957年底的莫斯科会议期间会聚到一起，却开始出现了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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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并不在于中苏之间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在任何盟国之间这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在一般情况下，求同存异的确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合理方式。但1957年底的状况却非同一般，莫斯科会议准备和召开的过程表明，中苏关系在其蜜月的最高峰却面临着一个由谁来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中共的成就和影响如东风劲吹，蒸蒸日上，大有取代苏共而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架势。而苏联也恰在此时恢复了元气，党内斗争结束后国内政治趋于稳定，农业连年丰收预示着经济发展的美好前景，两颗人造卫星上天及核潜艇试航成功则标志着军事科技开始处于世界领先地位。[318]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受到来自北京的挑战，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就无论如何也无法再“求同存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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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对抗的大背景下，在对外政策方面，对帝国主义究竟是要缓和还是斗争？在对内政策方面，到底谁的经济增长更快，谁的发展道路更能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是一定要争出个是非曲直的。道理很简单：真理只有一个，谁掌握了真理，谁就有能力和资格取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于是，莫斯科会议胜利闭幕半年之后，这些隐含的分歧和矛盾便暴露出来，并引起了中苏之间的争执。结果，莫斯科会议在最充分地显示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垒状态的同时，也成为整个冷战国际格局再次出现转型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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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席这次会议的共有68个党，其中4个党（如美国共产党）由于在国内所处的特殊环境，没有公开亮相。（吴冷西：《十年论战》，第98～99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723页）1960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虽有81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参加，但中共领袖毛泽东没有出席，且此时中苏两党已经是面和心不和。无论如何，这次会议与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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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莫斯科会议及中共在会议中的作用和影响，除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外，目前很少看到有专门的研究成果。《毛泽东传》设专节讲述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的活动，引用了不少中国档案，很有史料价值，但主要是毛泽东的一些谈话，其他涉及不多。《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也有一章讲莫斯科会议，但重点在分析会议中争论的问题，而对会议筹备和进行的过程语焉不详。莫斯科会议究竟是怎样提出的，如何召开的，至少目前在各国的研究论著中还没有说清楚。本书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叙述，利用了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特别是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以及各方当事人的回忆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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