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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293页；《内部参考》1949年10月10日，第3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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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人民日报》1955年1月2日，第1版；3月2日，第1版；3月10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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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296页；《邓小平、王稼祥与南共中央委员谈话纪要》（1954年5月26日），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058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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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14～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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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250～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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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参见沈志华《1956年的波兰危机与中波关系——来自中国的档案文献和内部报道》，《俄罗斯研究》2006年第3期，第45～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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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波兰与中国两国代表团的会谈记录》（1957年1月11～16日），AAN，KC PZPR，XIA/31，PISM（red.），Polskie Dokumenty Dyplomatyczne：1957，s.28-55；《彭真致中央电》（1957年1月13日），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117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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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夏道生：《忆周恩来总理1957年访问匈牙利》，《新中国外交风云录》第2辑，第25～26页。参见《波中政府代表团会谈记录》（1957年1月11～16日），AAN，KC PZPR，XIA/31，PISM（red.），Polskie Dokumenty Dyplomatyczne：1957，s.2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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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周恩来与匈牙利领导人谈话记录》（1957年1月16日），MOL，XIX-J-1-j，Szobolevszki Sándor，Magyar-Kínai Kapcsolatok 1956-1959，o.125-133；《驻匈使馆致外交部电》（1957年1月21日），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17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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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驻南使馆致外交部电》（1957年2月1日），外交部档案馆藏：203-0009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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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周恩来年谱》中卷，第13页；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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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267～270页。目前披露的中方史料虽然简单，但可以证实南斯拉夫大使回忆的基本内容。见《周恩来年谱》中卷，第1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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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310页；《周恩来年谱》中卷，第1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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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南共中央致米丘诺维奇电》（1957年1月28日），ACKSKJ（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档案馆），br.55，st.Ⅸ9-Ⅲ/32，1-3。感谢塞尔维亚学者Jovan Čavoški为笔者提供南斯拉夫档案，并讲述了大致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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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关于彭真的通报，当事人的回忆不尽相同：李越然（彭真的翻译）回忆说，彭真只讲了东欧局势已经稳定的情况，赫鲁晓夫提出重新组织共产党国际机构的问题，彭真表示会向中共中央报告。（《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109页）阎明复（周恩来的翻译）回忆彭真通报的内容是：“铁托当时表示同意召开这样的会议，但是要求不规定议事的日程，也不要作出约束性的决定。”（《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7页）但无论如何，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会议记录，莫斯科当时从彭真那里得知的情况是：“铁托原则上同意参加拟定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见РГАНИ，ф.3，оп.14，д.99，л.26，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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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第55号记录》（1956年11月13日），РГАНИ，ф.3，оп.12，д.1006，л.49，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208；982-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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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56年11月17日），ЦХСД，ф.3，оп.64，д.487，л.124-125，参见《苏联历史俄档》第13卷，第227～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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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人民日报》1956年12月11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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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张闻天与基里洛克谈话纪要》（1956年12月17日），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10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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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波诺马连科与波兰记协领导人及华沙新闻界代表会谈记录》（1957年1月12日以后），AAN，KC PZPR，V/54，PISM（red.），Polskie Dokumenty Dyplomatyczne，s.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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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事后，卡达尔向波兰人详细解释了未邀请波兰与会的考虑，但颇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见《波兰驻匈大使关于同卡达尔谈话致外交部电》（1957年1月23日），AMSZ，ZD 6/77，w.53，t.689，PISM（red.），Polskie Dokumenty Dyplomatyczne，s.72-76。赫鲁晓夫则向周恩来坦言，他担心哥穆尔卡再次提出不同意见，也估计波兰人不愿来参加这个会议。见《周恩来与匈牙利领导人谈话记录》（1957年1月16日），MOL，XIX-J-1-j，Szobolevszki Sándor，Magyar-Kínai Kapcsolatok 1956-1959，o.12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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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和决议》（1957年2月2日），РГАНИ，ф.3，оп.12，д.1007，л.1-8，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224，990-991；РГАНИ，ф.3，оп.14，д.95，л.2，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2，с.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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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一）》，《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第10页。笔者在中国外交部新解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彭真与铁托会晤的文件，可见此事极为隐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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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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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关于同南共中央就组织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谈问题的备忘录》（1957年5月31日），РГАНИ，ф.3，оп.14，д.126，л.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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