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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关于苏联第一次核爆试验的情形参见Симонов Н.С.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с.224-225；David Holloway，Stalin and the Bomb，pp.213-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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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Goncharov，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p.71.后来俄国的核武器专家也提出了这一问题，见Gobarev，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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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毛泽东的这一著名论断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92～1193页。其实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表示了这种看法。1945年8月9日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中共《解放日报》在同日刊登这条消息时，称其为“战争技术上的革命”。毛泽东对如此宣传美国的原子弹感到不悦，便召集胡乔木等宣传干部谈话，教育他们“不应夸大原子弹的作用”。见《毛泽东年谱》中卷，第616～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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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林中斌：《龙威：中国的核力量与核战略》，刘戟锋等译，湖南出版社，1992，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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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杨明伟：《创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第28页；Lewis and Xue Litai，China Builds the Bomb，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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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苏联外交部起草的中苏条约草案（第二稿）》（1950年1月9日），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16-19。双方最后签字的文本用语与此相同（《人民日报》1950年2月15日，第2版）。有学者认为，这一保证条款用语，即“尽其全力”，是周恩来提出的，并且是在经过激烈争吵后苏方才被迫同意的。（Gobarev，“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p.5）这种说法不对，因为前引内容出现在苏联外交部1月9日起草的条约第二稿草案中，而那时周恩来还未起程去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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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叶子龙回忆录》，第185～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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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俄国军方档案中记载，在朝鲜战争最危急的时候，即美国在仁川登陆成功以后，苏军总参谋部制定的四个可供选择的预案之一就是动用核武器对抗美军。见Gobarev，“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p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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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葛能全编著《钱三强年谱》，友谊出版社，2002，第94～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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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笔者2001年6～8月采访王亚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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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ЦХСД，ф.5，оп.30，д.7，л.18-20，转引自Зазерская Т.Г. 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итая，с.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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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参见Симонов Н.С.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с.21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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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190页；葛能全编著《钱三强年谱》，第102页；吴艳等编译《中苏两国科学院科学合作资料选辑》，第188～196页；维克托·乌索夫（В. Усов）：《原子能问题是如何破坏苏中友谊的？》，（俄）《新闻时报》2003年8月6日。笔者是在国际互联网中文网站（http：//www.scol.com.cn）上看到此文的，俄文网站（www.news2.ru/）已经检索不到2003年的内容了。另见杨明伟《创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第29页；李琦主编《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西花厅工作人员的回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6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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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为了解核武器的基本原理和制造工序，笔者曾三次请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的专家讲课，在写作过程中，还得到原二机部办公厅主任李鹰翔先生的帮助，受益匪浅。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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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Симонов Н.С.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с.24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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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经济档案（1949～1952）·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第107页；《经济档案（1953～1957）·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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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李琦主编《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第657～6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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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葛能全编著《钱三强年谱》，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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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刘文稿》第6册，第218～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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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葛能全编著《钱三强年谱》，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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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葛能全编著《钱三强年谱》，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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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572～573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578页。关于建立核反应堆的提议，这两本书的说法不同，前者说是赫鲁晓夫当时主动提出的，毛泽东答应考虑；后者说是毛泽东提出的，赫鲁晓夫表示同意。目前尚无有关的档案文献可以证明。但无论如何，笔者不相信另一种说法：据苏联军方人士回忆说，在赫鲁晓夫拒绝中国的要求后，毛泽东坚持中国哪怕拥有一两枚原子弹也好，并以美国可能会在台海危机中使用原子弹为理由。见Gobarev，“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pp.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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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参见Larry Gerber，“The Baruch Pl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Diplomatic History，Vol. 6，No. 1，1982，pp.69-95；Батюк В. План Баруха и СССР// ИВИ РАН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с.8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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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TsKhSD，f.5，op.3，d.126，ll.39-41，转引自Smirnov and Zubok，“Nuclear Weapon after Stalin’s Death，”pp.14-15。关于这个问题，还可参见苏联著名核物理学家卡皮察的文章及其给赫鲁晓夫的信件。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465～4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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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详见科拉尔·贝尔《国际事务概览（1954年）》，云汀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第165～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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