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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经济档案（1949～1952）·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第107页；《经济档案（1953～1957）·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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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李琦主编《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第657～6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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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葛能全编著《钱三强年谱》，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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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刘文稿》第6册，第218～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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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葛能全编著《钱三强年谱》，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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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葛能全编著《钱三强年谱》，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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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572～573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578页。关于建立核反应堆的提议，这两本书的说法不同，前者说是赫鲁晓夫当时主动提出的，毛泽东答应考虑；后者说是毛泽东提出的，赫鲁晓夫表示同意。目前尚无有关的档案文献可以证明。但无论如何，笔者不相信另一种说法：据苏联军方人士回忆说，在赫鲁晓夫拒绝中国的要求后，毛泽东坚持中国哪怕拥有一两枚原子弹也好，并以美国可能会在台海危机中使用原子弹为理由。见Gobarev，“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pp.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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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参见Larry Gerber，“The Baruch Pl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Diplomatic History，Vol. 6，No. 1，1982，pp.69-95；Батюк В. План Баруха и СССР// ИВИ РАН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с.8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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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TsKhSD，f.5，op.3，d.126，ll.39-41，转引自Smirnov and Zubok，“Nuclear Weapon after Stalin’s Death，”pp.14-15。关于这个问题，还可参见苏联著名核物理学家卡皮察的文章及其给赫鲁晓夫的信件。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465～4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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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详见科拉尔·贝尔《国际事务概览（1954年）》，云汀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第165～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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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67页。印度方面的记录略有不同，见S. Gopal（gen. ed.），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Second Series，Volume 27，New Delhi：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2000，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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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第11～12页；李琦主编《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第658～6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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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13～14页；Lewis and Xue Litai，China Builds the Bomb，pp.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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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参见王焰等编《彭德怀传》，第5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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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周恩来在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1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31日），《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第16～19、1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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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新华月报》1955年2月28日，第53页；《人民日报》1955年1月28日、2月1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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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441页；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20页。关于铀矿勘探详见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22～23页；Lewis and Xue Litai，China Builds the Bomb，pp.73-87。鉴于中国核能工业的发展对铀矿石的需求不断增大，本国开采的铀矿不仅无法向苏联提供，反而要从苏联进口相当的数量，1956年12月19日中苏重新签订了协议。需要指出的是，《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一书（20页）的说法，即重新签订协议的建议是中方主动提出的，与事实不符。根据中国外交部的档案，修改1955年的协定是苏方于1956年7月9日首先提出的，经周恩来批准，中方于7月13日答复同意。双方商定，铀矿勘探由中国自主经营，苏方的投资撤销，但专家继续留下工作，设备亦由苏联提供。（《苏联关于建议签订新的铀矿勘探协定的备忘录摘要》（1956年7月9日），《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1956年7月13日），《中国外交部给苏联的备忘录》（1956年8月17日），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0751-01）由此看来，另一种说法，即苏联对中国的核援助决定于苏联从中国取得了多少铀矿（Lewis and Xue Litai，China Builds the Bomb，pp.61-62），也是缺乏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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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人民日报》1956年11月5日，第6版；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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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苏联高教部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1955年8月19日），ЦХСД，ф.4，оп.9，д.1347，р.571，л.121-123；《苏共中央主席团第142号会议记录摘录》（1955年8月22日），《中苏关系俄档》第10卷，第2552～25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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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吴玉崑、冯百川编《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简史（1950～1985）》，1987，第15～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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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529～5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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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5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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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Sergei Goncharenko，“Sino-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Westad（ed.），Brothers in Arms，p.157；《人民日报》1956年9月22日，第5版；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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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1961）》第10集，法律出版社，1962，第408～413页。据俄国档案记载，苏联原来分配给中国承担的经费比例为10%，讨论时，刘杰提出中国承担的经费太少了，要求增加到20%，而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则抱怨负担太重。随后，苏共中央做出决议，增加中国的负担，而相应减少东欧国家承担的经费比例。见《Б.瓦宁科夫、А.托普契耶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6年3月22日，РГАНИ，ф.5，оп.30，д.174，л.31-33）。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对于研制核武器的积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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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联合原子能研究所章程（俄文），见《外交部致周恩来函及附件》（1956年5月25日），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075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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