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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第394～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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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转引自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传》，第157～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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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人民日报》1963年9月1日，第1版；《毛文稿》第6册，第635～6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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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Правда，21-22 сентября 1963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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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见过该讲话的俄文速记记录的俄国学者库利克说：“这份文件显然没有经过文字加工，而且俄文的翻译水平也很差”。见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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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0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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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 毛泽东有一些私下谈话更叫赫鲁晓夫目瞪口呆。如谈到未来的战争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如果帝国主义发动进攻，你们不要还击，可以先撤退，一直撤到乌拉尔，那时中国会帮助你们。见Хрущев Н.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из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с.332-333；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第395～3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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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50～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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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第二次讲话》（1958年5月17日），吉林省档案馆藏：1/1-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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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邓小平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报告》（1958年5月5日），吉林省档案馆藏：1/1-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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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毛文稿》第8册，第6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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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有一个细节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这次会议的重视：毛泽东为这次访苏准备的礼品共396件，其中仅赠送苏共中央领导人的礼品就差不多装了整整一个车皮。见《外交部致驻苏使馆电》（1957年10月28日），外交部档案馆藏：203-001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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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760页。例如，《莫斯科宣言》草案以中苏两党的名义发出、请苏共中央负责起草一个简明的《和平宣言》、邀请非党人士出席会议等，就是毛泽东提出的。见《尤金与毛泽东谈话备忘录》（1957年11月9日），АРАН，ф.1636，оп.1，д.199，л.1-6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2006，№4，с.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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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驻苏大使馆编：苏联报刊继续宣传兄弟党莫斯科会议情况》（1957年12月7、14日），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18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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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商务印书馆，1976，第272～273页。在实际宣传中，苏联已经不再提“议会道路”，同时强调了对修正主义的批判。《驻苏大使馆编：苏联报刊继续宣传兄弟党莫斯科会议情况》（1957年12月7、14日），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18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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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1958年5月23日），吉林省档案馆藏：1/1-14/75。关于整风反右运动的最新研究，见沈志华《思考与选择》第七、八、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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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中国驻苏使馆报告说，1957年苏联的工业生产“获得更稳步的发展”，农业生产“迅速增长”，人民购买力也有了很大提高，前8个月的商品流转额增长，“为过去40年所未曾有过”。（《驻苏大使馆商参处关于1957年苏联经济发展主要情况介绍》，1957年11月，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1720-11）1956～1958年苏联农业生产增长数字见李仁峰主编《苏联农业统计资料汇编》，第51～52、137、140页。苏联第一艘核动力潜艇于1958年12月下水试航的情况见Симонов Н.С.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с.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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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第九章 “大跃进”、人民公社与中苏对内政策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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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开始出现分歧的苗头，但中苏两党在莫斯科会议期间精诚团结、全面合作的表现，还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这一良好的势头仅仅保持了半年。1958年上半年，中苏之间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都进一步加强了合作，外表给人一种团结、友好的感觉。然而，从下半年开始，矛盾和分歧便开始出现，并不断激化。中苏两国领导人在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炮击金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苏联暂停对中国的核援助、中印冲突以及美苏首脑会晤等一系列问题上，各行其是在先，各持己见于后，终于在1959年10月爆发了高层之间的激烈争吵，几个月后这些分歧便开始以理论阐述的方式见诸报端。如同1954～1955年中苏友好骤然升温一样，1959～1960年中苏分歧的过程也来得突然，简直令人有些眼花缭乱。好在目前中国和俄国都有大量相关的档案解密，事情大体是可以说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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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着重分析苏联对1950年代后期中国国内经济建设方针——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代表——的态度，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中苏关系迅速恶化的过程。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在中苏关系演变中所起的作用，许多国际关系史论著有所提及，如祖伯克和普列沙科夫提到，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的最初反应是困惑和反省；[1]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认为，“大跃进”使得中国对苏联的需求日益增长，而苏联官员对此极为不满，因而加剧了中苏同盟的摩擦；[2]张曙光也强调，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寄予很大期望，但莫斯科担心和提防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没有满足中国的要求，从而导致双方结怨；[3]陈兼则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作为毛泽东自鸣得意的“继续革命”思想的具体表现，并注意到赫鲁晓夫对此采取的沉默和反对态度使毛泽东颇为不满。[4]不过，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究竟如何影响了中苏关系，以往的研究大多语焉不详，没有进行详细分析。中国史研究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本身的历史早已经进行了深入探讨。[5]但把这两者与中苏分裂联系起来考察的人也很少，至多是在讨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形成的原因时，论述了毛泽东如何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的过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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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上，究竟中苏之间有什么分歧？苏联对此是否持反对态度？是如何反对的？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做何反应？这种反应与中苏走向分裂又有什么直接关系？对于这些问题，目前还缺乏比较详细和深入的研究。本章利用目前能见到的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以及当时的报道材料，力图重现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并说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上分歧的实质究竟在哪里，这一分歧又是怎样成为中苏走向公开冲突的一根导火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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