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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一贯强调，社会主义阵营要统一行动，特别在对外政策方面要协调一致。后来因台海危机问题上与毛泽东发生争执时，赫鲁晓夫严肃地说：在重大问题上“我们必须协调国际政策”，并有必要“通过外交部的渠道就我们有分歧的重大政治问题交换意见”。[215]其实，毛泽东在处理国际问题时也认为社会主义各国应该统一行动，例如在处理波匈事件的善后工作及莫斯科会议期间。[216]但是对于台湾问题，中国历来认为属于内政。正如危机期间中国外交部给驻外使馆的一份指示电所说，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至于用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步骤”，“要由我国根据情况来决定，不容许任何人干涉”。[217]尽管中国也留有余地，承认与美国的关系属于外交，但实际上在危机期间，很难划清对蒋关系和对美关系之间的界限。毛泽东有意对苏联隐瞒这次军事行动，拒绝苏联派军队到中国参战，反对苏联召开十国首脑会议的建议，无疑都是以实际行动显示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具有独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对此，苏联大使馆当时是有体会的：“中国人现在表现出来的倾向是要自己解决亚洲问题，他们并不认为有必要与我们商量他们计划中的行动，尽管当局势失控的时候他们会指望得到我们的支持。”[218]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理念中，以谁为主，是否需要统一行动，对于中苏而言实质上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问题。在赫鲁晓夫看来，这种态度明摆着就是对莫斯科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领导地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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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为首者，苏联有义务承担起保卫各国安全的责任，何况还有中苏同盟条约作为法律依据。所以，尽管对毛泽东的做法不满，但是当美国进行核讹诈时，苏联必须出面反击，当中国需要援助时，苏联也不得不照单提供。从这一点讲，赫鲁晓夫参与解决危机的意图，与其说是要控制中国，不如说是要控制局势，是希望事态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纳入苏联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毛泽东当然没有忘记中苏军事同盟的存在，更没有忘记在危机中利用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对抗美国、稳定局势，但恰恰是这次危机损害了这种作用的发挥，也给中苏同盟关系笼罩了一层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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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台海危机给赫鲁晓夫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不知道毛泽东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他会做什么，这一点由于危机期间出现的核恐吓及核保护问题而显得尤为尖锐。几个月以后，赫鲁晓夫终于做出决定：停止对中国的核技术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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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三 赫鲁晓夫决定停止对中国核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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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全面发展之时，中苏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分歧导致莫斯科延缓以致最后停止了对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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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上半年，中苏在核政策方面继续采取互相配合的方针，不仅如此，中国甚至提出了新的建议，主张成立中苏国防工业联席会议，实现全面的军事合作。[219]但此后双方的政策性分歧日益扩大，特别是毛泽东在炮击金门行动中的所作所为，与莫斯科的距离渐行渐远，这令赫鲁晓夫十分恼怒。这时他想到了一个敏感的问题：中国正在研制核武器，而苏联正在致力于禁止核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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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4月4日，赫鲁晓夫致信艾森豪威尔，宣布苏联政府已决定从今年3月31日起单方面停止核武器试验，建议美国和英国政府也采取同样的步骤，以便尽快达成停止核试验协议。周恩来立即发表声明表示支持。[220]5月9日，赫鲁晓夫又向禁止核试验迈出了一大步。他在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中同意了西方的建议，即在日内瓦召开一个专家会议来研究为核禁试成立核查监控体系的可行性。在30日的另一封信中，赫鲁晓夫表示同意美国的建议，请英国和法国科学家参加专家会议，并表示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学家也要参加。赫鲁晓夫还暗示应邀请中国参加会议，信中说，从印度或“其他一些特定国家”邀请专家来参加会议也许是明智的。[221]尽管后来没有邀请中国出席，但在会议开始前夕，中国表示了支持的态度。新华社在6月26日的报道中表示，专家会议的讨论有助于核禁试条约的谈判。[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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