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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四 中印边界冲突与苏联的中立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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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夏秋，中国与印度之间发生了边界武装冲突。这一事件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近些年来，随着档案文献的解密和出版，中印冲突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研究者普遍认为，这次事件不仅成为中印关系的转折点，而且成为中苏关系公开恶化的起点。[244]在分析中苏关系恶化的过程时人们注意到，1958年发生的炮击金门事件反映出中苏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及所采取的政策出现了不同趋向，而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及苏联的消极反应表明了中苏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道路的不同理解和选择。其结果，赫鲁晓夫因迁怒于毛泽东在台海危机中的所作所为决定暂停向中国提供核技术援助，毛泽东则因为莫斯科对中共倡导的共产主义试验表现出冷淡和否定态度而大发雷霆，提出要向赫鲁晓夫宣战。不过，这两件事最终并没有直接导致中苏之间分歧的公开化。令人意外的是，庐山会议后一个月发生的中印冲突，表面上看起来并没有涉及中苏关系，至少对于双方的根本利益并无伤害，却使得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都无法按捺心中的怒火，最后竟导致中苏领导人面对面地激烈争吵，并随之将他们之间的政策分歧以讨论理论问题的方式诉诸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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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中国与印度之间冲突的起因是西藏问题。印度虽然是最早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但出于对安全和利益的考虑，尼赫鲁总理一直期望西藏能以自治地位成为中印两国之间的缓冲地带。早在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西藏挺进时，印度政府就一再发出备忘录和照会，希望中国停止军事行动，并要求保留由“惯例和协定”带给印度的在西藏的特权利益。中国政府则声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国愿意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但解放军必须进藏，以“解放西藏人民，保卫中国边疆”。[245]不久，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经过谈判签订了“十七条协议”，西藏实现和平解放。[246]1956年4月西藏地方自治筹委会成立后，宣布6年不进行社会改革，交给达赖管理，中央只管外交、国防和交通。入藏的解放军官兵和行政干部5万余人大部撤回，只剩1万多人。对于西藏的民主改革何时进行，中央政府完全交由西藏自治政府决定。[247]这种做法对于印度来说，无疑是一颗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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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停战以后，中印关系迅速发展。通过1954年周恩来访问印度，双方签订了一系列协定和换文，规定了贸易市场的数量、地点和管理方式，以及贸易和进香的路线和手续。印度撤退了在西藏的武装卫队，并将印度在西藏的邮政、电报网点和驿站等移交中国。两国总理发表了联合声明，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支持印度的中立政策，印度则同意放弃过去英国的西藏政策。[248]在1954～1955年台海危机期间，印度作为“被优先考虑的谈判中间人”，坚定地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积极开展多边外交，促进中美关系缓和，受到北京和莫斯科的信任。[249]周恩来在与印度大使拉·库·尼赫鲁谈话时，一再表示感谢印度的支持，并称印度“已成为东西方接触的中心”。[250]1956年，中印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一次会见中，印度大使转告周恩来，尼赫鲁总理认为，中印关系的加强，已经成为亚洲团结的重要因素，而且有利于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印度人民和印度政府都非常敬重毛主席。为了加强中印关系，印度政府希望，毛泽东主席能够考虑在方便的时候访问印度。周恩来表示，毛泽东说过，如果他访问亚洲国家，一定要到印度去。[251]毛泽东本人则在与苏联大使尤金谈话时批评了斯大林对印度的政策，并承认由于受到斯大林的影响，在中国对印度的问题上也出现了不少混乱。[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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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对此期中印关系的发展给予了积极评价。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副主任图加里诺夫在一份报告中注意到，为了保持中印友好，中国非常谨慎地处理与印度的关系。例如，尼泊尔与中国建交后提议互派大使，而中国考虑到印度反对，没有答应这一要求。结果是，中国驻印度大使兼任驻尼泊尔大使，而尼泊尔驻印度大使相应兼任驻中国大使。此外，在确定对东南亚国家的政策时，正如刘少奇所说，考虑到印度在这一地区的特殊位置，中国现在不宜于以亚洲国家领导者的角色露面，否则会引起印度的担心，并吓跑摇摆不定的人。[253]苏联驻华使馆在1956年的工作报告中也指出，中印之间所形成的友好关系巩固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减轻了许多外交任务的压力。印度政府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上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同时继续在中美关系中努力扮演中间人的角色。中国政府在与柬埔寨、老挝和日本这些亚洲国家关系上，也都采取让印度做中间人的做法。这不仅有助于中国解决各种外交任务，而且有利于与印度建立更密切的关系。[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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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58年初，中印关系还没有显出危机的迹象。毛泽东在接见即将离任的印度大使时说，我们对印度的政策基本上是满意的，如果能主动些更好。在谈到召开大国首脑会议时，毛泽东说，裁军会议最好印度也参加，否则苏联就要一对三了（指苏联对美英法三国）；又说，中印都参加最好，如果中国不参加，有印度参加也好。在国际上印度是“合法”的，中国是“非法”的。[255]言语间俨然把印度当作了自家兄弟。但是，没过多久，这种友好和谐的气氛就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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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8年开始，中印在国际领域的合作遇到了麻烦。年初，苏联提出在亚洲建立无核区的提议。经考虑后，周恩来主张可以把这一提议与尼赫鲁建立和扩大“和平区”的建议联系起来，中国先出面与印度商议，并由印度首倡，中国再给予支持。[256]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印度没有接受中国的建议。到6～7月，在关于老挝事务委员会和向南越进口武器的问题上，印度的立场也出现了某种逆转。中国认为，迫于美国和吴庭艳分子的压力，以及力求协助在越南实现“力量均衡”的局面，印度人实际上正在帮助南越政权使美国提供武器合法化。在印度人的帮助下，越南事务国际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含混的决定，允许南越政权以“更换”法国远征军装备的方法来进口武器。周恩来就此问题专门致函尼赫鲁，但是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257]更使中国感到不满的是，在北京组织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进行批判的时候，尼赫鲁不仅袒护铁托，还极力打击印度共产党。中国认为，在反对共产主义的问题上，尼赫鲁和铁托之间已达成了一种特殊的统一战线。近期的一系列举动表明，他们就是以此为基础相互合作的。[258]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印关系因西藏风波而骤然紧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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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中央政府只是宣布在西藏推迟改革，而在西藏以外的藏民居住区，民主改革依然按计划进行。1958年春天，四川省康巴地区部分藏民反对改革，并发动叛乱。叛乱分子和难民大批涌向西藏，又进一步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叛乱。1959年初，西藏地区出现了混乱局面，叛乱分子截断公路，积极同国外建立联系，其中包括同留在缅甸的蒋介石部队取得联系，并号召成立西藏“独立国”。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人物不仅没有积极应对危机，反而与叛乱者暗中往来。3月10日拉萨发生武装暴动，叛乱者包围了西藏军区司令部和中央驻在拉萨的机关。17日达赖喇嘛出走。19日夜间，叛乱者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发动了全面进攻。20日上午10时，解放军西藏区部队奉命讨伐，经过两天多的战斗，彻底粉碎了拉萨市区的叛乱。23日拉萨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周恩来28日发布国务院命令，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并决定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职权。人民解放军部队于4月8日由拉萨挥师南下，至21日晨，一举荡平西藏山南叛匪，完全控制了山南地区和喜马拉雅山北部所有边境要点。到11月，叛乱的主要力量被歼灭，西藏全境基本稳定。[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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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西藏发生的武装叛乱并不感到意外，对危机的处理也显得胸有成竹。早在拉萨叛乱爆发前，1959年1月22日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关于入藏屯垦的指示中加写道：“在西藏地区，现在及今后几年内，是敌我双方争夺群众和锻炼武装能力的时间。几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西藏统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有可能最后用战争解决问题。”[260]3月11日，叛乱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开会讨论应对措施，毛泽东在外地没有参加。刘少奇等人确定的方针是：如果反动派叛国，中央将采取坚决的行动予以平定。对达赖本人仍多方做争取工作，但是不要怕反动派把达赖劫走。敌人这样做，不论是否达赖本人的决定，对我们毫无坏处。对此，毛泽东表示完全赞同。12～15日，毛泽东连续三次致电中央提出，拉萨上层反动集团可能认为我们示弱、胆怯、无能。建议在西藏军事上采取守势，围而不攻，政治上采取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教育下层。只说平叛，不提改革，在平叛下改革，区别对待：先叛先改，后叛后改，不叛不改。还说，尽可能不让达赖走，将来要放也容易，万一跑了也不要紧。3月17日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建议。刘少奇和邓小平说，当前首先是准备坚决平息叛乱，改组西藏地方政府，改组藏军，实行政教分离，然后全面实行民主改革。周恩来指出，这次事件同印度当局有关，英国和美国政府在幕后很积极，支持印度当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线。叛乱的指挥中心在印度的噶伦堡。[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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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中共中央对于西藏的叛乱并不惊慌，甚至认为是一件好事，可以借此推进民主改革。麻烦在于牵涉到印度，而印度当时是中国的朋友和国际合作的伙伴。周恩来认为此次叛乱与印度当局有关，并非一时猜测。早在1956年底，周恩来访问印度时，就曾提请印度政府注意西藏逃亡分子与噶伦堡当地反动分子相勾结，对西藏从事颠覆和破坏活动的情况。1958年1月12日，周恩来在同印度大使谈话时，再次提到这一问题。7月10日外交部给印度的照会指出：根据中国政府掌握的可靠材料，活动在噶伦堡的美国和蒋介石集团的特务分子、当地特务分子以及西藏的反动分子，最近正在加紧对中国西藏地方的阴谋破坏活动。他们利用噶伦堡作基地，积极策动并组织潜伏在西藏内部的少数反动分子，阴谋发动武装叛乱，以达到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叛国目的。为此，中国希望印度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取缔这些颠覆和破坏活动。8月2日印度政府复照，否认噶伦堡是颠覆和破坏活动的基地，并声明印度政府将“按国家法律对那些从事于任何此种非法活动的人采取行动”。[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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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判断并非空穴来风，噶伦堡地区的非法活动也未停止。1959年2月14日苏联外交部交给中国驻苏使馆的一则情报说，印度噶伦堡地区是西藏流亡分子活动特别严重的地区，噶伦堡十之八九的房屋都是西藏人购置的。那里有英国的间谍网，达赖喇嘛的弟弟吉亚洛·丹都和前西藏财政部长齐邦·沙喀巴领导的反华集团就居住在这里。他们控制了泰尔巴·竹林佛教寺，还掌握着有当地唯一的藏文报纸《泰平天镜报》，大肆进行反华宣传，并通过走私的办法，把报纸和武器偷运到西藏。沙喀巴的活动1957年达到高峰。由于中国政府的抗议，印度政府曾警告沙喀巴不要再从事反华活动，现在主要是秘密宣传活动。有人认为，丹都和沙喀巴掌握着达赖喇嘛的大部分财物，并与印度高级官员有密切联系。[263]就连美国国务院也承认：“新德里确实以各种非官方的方式鼓励对西藏人的同情，印度收留了12000多名西藏难民。”[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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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拉萨暴动发生前，印度舆论就对西藏问题表现出特殊的关切。如《政治家报》说：“达赖喇嘛对政府的管辖权处于危险中”，“中国的直接统治可能取而代之”；还说印度“在感情上”反对中国对西藏这块“神圣国土”进行干涉。《邮报》指责中国“吞并西藏”，说“印度不得不同一个残酷无情和野心勃勃的帝国主义打交道”。叛乱发生，特别是平叛开始以后，报刊和电台更是发出一片反对和攻击中国的声音。《思想》周刊指出，中国人要把西藏作为殖民地，而印度则要帮助西藏争取“真正的自治”，这是关系印度国境安全的问题。《政治家报》声称：印度“北部的边境由于自然条件数千年来一直是安全的，现在这种安全已经被打破了”。不过，印度政府的态度还比较温和。虽然3月10日、14日和15日，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出面接见了来访的叛乱分子代表，但尼赫鲁于23日发表声明，说印度无意干涉中国内政，相信纠纷会和平解决。印度驻华大使帕塔萨拉蒂也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纠纷。针对一些议员要求就西藏问题举行特别辩论的呼声，人民院议长阿延加尔说：我们同中国有最友好的关系，本院从来不讨论他国的内政问题。[265]对此，中国采取了忍而不发的方针。3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示，现在让印度当局多行不义，到一定时候我们再跟它算账。对印度当局和尼赫鲁暂不公开点名，噶伦堡是叛乱指挥中心也暂且不提。[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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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务院令发布和达赖进入印度以后，印度政府的做法开始引起中国的强烈反感。3月30日，尼赫鲁发表讲话，表示“同情西藏人民”，否认噶伦堡是叛乱指挥中心。31日尼赫鲁接见以鲁康娃为首的西藏叛乱分子代表团。[267]4月3日印度通知中国使馆，达赖已于3月31日抵达中印边界，并事前要求印度准予政治避难。印度政府对此表示同意，尼赫鲁还在人民院宣布，达赖在印度期间将得到受尊敬的待遇。[268]4月5日尼赫鲁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达赖是自己来到印度的，在印度不会进行政治活动；又说印度“深切关心西藏的自治和允许西藏以其自己的方式来实现自治”。9日尼赫鲁谈西藏问题三原则：保护印度的边界和安全；保持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保持西藏自治。10日尼赫鲁拒绝了要求万隆国家举行会议动员世界舆论支持西藏的建议。在13日的一次集会讲演中，尼赫鲁指责中国没有遵守给予西藏自治的协议和对印度提出的保证，那里发生了武装干涉。18日达赖一行到达印度政府为其提供的住地提斯普尔，印度外交部向记者散发了用英文写作的《达赖喇嘛声明》。声明说：“西藏人一向有要求独立的强烈愿望”，“中国政府把它的宗主权强加在西藏身上”，1951年《十七条协议》也是“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达成的。声明还称：“达赖喇嘛愿意断然声明，他离开拉萨和西藏到印度来，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不是被劫持的。”24日尼赫鲁到穆索里单独会见达赖，并与其长谈。[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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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毛泽东决定开始反击。4月8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强调要马上准备对西藏叛乱事件以及印度当局的态度发表评论，要求《人民日报》写一篇比较充分的、把问题展开来讲的社论。毛泽东指出，现在英国、美国、印度搞反华大合唱，支持西藏上层叛乱集团。我们要沉着应战，要准备在宣传上加以反击。4月18日印度官员散发达赖声明，毛泽东在第二天指示：要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反击。22日，毛泽东又指出：从3月17日起，尼赫鲁仅在议会中就发表了五六次讲话，我们一直保持沉默，为的是看他要走多远，有意后发制人，现在可以回答他了，《人民日报》要抓紧写出评论尼赫鲁讲话的文章。[270]4月25日，毛泽东给胡乔木等人写信，为反击定了调子：“‘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改过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但又特别叮嘱，不要直接攻击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271]当晚，毛泽东又对起草社论的胡乔木和吴冷西讲：我们反击印度的反华活动，着重同尼赫鲁大辩论。现在我们对尼赫鲁，要尖锐地批评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但我们不是执意要跟印度闹翻，不怕闹翻不等于以闹翻为目的，我们是以斗争求团结。对尼赫鲁要有分析，好的要肯定，只批评他不好的，不要把话说绝，还要讲究必要的礼貌，既尖锐又委婉，不能谩骂，要给尼赫鲁下楼的台阶。对达赖也不是当作叛国者，还是采取争取他回来的方针，人大还要选他当副委员长。[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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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夹在印度右派势力与中国之间，既要安抚国内舆论，保持政治稳定，又不能得罪中国，引起双边关系紧张，颇有些举步维艰。中国发起的宣传攻势，对印度政府形成了巨大压力。在5月8日一次宴会上，印度驻苏代办主动向中国使馆人员表示：印度珍视同中国的关系，给达赖政治避难合乎国际法，也是迫于形势。印度有大量佛教徒，他们把达赖视为活佛。印度希望达赖自愿回到中国，欢迎中国派代表与达赖面谈。[273]尽管迫于舆论压力，逐渐放松了对达赖公开活动的限制，但印度政府尽力显示与西藏问题保持距离。22日印度国防部长回答记者问时强调中印友好，说印度不会改变不结盟政策，也不愿卷入冷战。印度渐渐感到，达赖和难民已经成为包袱，多次表示希望周恩来与尼赫鲁会谈，解决达赖返回西藏的问题。[274]6月20日达赖在记者招待会上要求成立大西藏，恢复1950年前西藏的地位，“中国人退出西藏”。23日印度外交部发言人拒绝对达赖的讲话发表意见，但对记者说，达赖所说成立流亡政府的情况不会在印度出现，因为印度政府不承认西藏是主权国家。[275]30日印度政府发表声明，不承认单独的西藏政府。中国驻印使馆报告，7月以来，印官方人士多次主动与中国外交官接触，“虽仅寒暄，但故示友好，这是西藏问题发生以来少见的现象”。[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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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强硬态度，不仅引起了印度的恐慌，也让苏联感到突然。直到1958年底苏联外交部南亚司仍然认为，“印度对华政策是印度全盘外交政策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虽然印度和中国在解决一系列国际问题的方法和态度上存在着分歧，但这并没有对两国的合作造成严重阻碍”。[277]西藏问题初起，苏联一方面公开支持平定西藏叛乱，一方面表示非常关心，希望知道中方的态度，还劝告不要让达赖跑掉，以免引起后患。[278]得知“中国朋友们打算暂不公布他们掌握的印度干预西藏事件的事实”，目前主要任务是中立和争取印度后，莫斯科稍为放心。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3月31日的报告，在对事实的描述和结论方面，与中国的说法基本一致。[279]自中国开展针对印度的宣传攻势后，苏联的态度有所变化。虽然在西藏问题上继续支持和配合中国，但是凡涉及印度的问题，则一概保持沉默。如谈到叛乱的原因时，从不摘引有关“外国反对派”的字样，有关达赖的消息也很少报道。对此，苏联外交部解释说，把叛乱镇压下去就算了，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宣传，以免影响中印关系。[280]苏共中央确定的原则是：“支持中国的正义事业，但不要恶化与尼赫鲁的关系。”[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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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持与印度的关系，防止尼赫鲁倒向帝国主义方面，苏联在此期间极力向印度示好：提供15亿卢布贷款；帮助建设一系列重要企业；外交、经济和文化交往频繁。以致中国驻苏使馆认为，苏联的这些做法与中国对印度的步调“甚不调和”。[282]另一方面，苏联也开始劝导中国人。5月4日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对来访的中国副外长张闻天说，最近尼赫鲁对西藏问题的认识似乎已经比较清醒了，并暗示说，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不应无端地使中印关系趋向尖锐化。言语中透露了莫斯科的考虑：担心中印关系紧张不利于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283]5月6日，苏驻印文化参赞叶菲莫夫向中方转述了印度官方私下表示的立场，说印方的担心有四点：西藏自治地位的丧失使其不能成为中印之间的缓冲地带；印度就边界问题一再向中国提出意见，而中国迄今没有明确表示；印藏贸易将断绝并直接影响印度经济；尼赫鲁要求访问西藏，中国开始没有表示，后来加以拒绝。印方希望苏联能为消除中印误会和改善中印关系做些事情。[284]5月8日尤金向陈毅外长递交了有关印度想要缓和中印关系的情报材料，并说尼赫鲁的处境很困难，由于受到国内外的压力，他是动摇的，但也在设法找出路。中印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和分歧加深，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的，首先是被美帝国主义加以利用。陈毅表示感谢，并重申了中国的立场：主要是争取达赖，争取尼赫鲁，孤立叛国集团及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但是不批评不行，反华行动会越闹越凶。[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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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7月下旬，苏联驻印大使告诉中方，印度政府为避免发生尖锐冲突，想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苏联使馆还转告了一位接近尼赫鲁的议员的话：“整个西藏问题正在消失中”。[286]然而，就在莫斯科感到冲突即将过去时，一场新的危机正在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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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问题给印度政府带来的只是麻烦，而真正令其不安和恐慌的是中印边界问题。中国和印度之间存在着1700余公里未定的边界线。印度独立以后，坚持认为1814年英国殖民者单方提出的麦克马洪线就是中印东部边界线。新中国政府成立后曾表示，尽管清王朝、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均未承认过麦线，但中国方面不会越过此线，并愿在此基础上商谈和确定中印东部边界线。由于这一地区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故双方虽主张不合，却也未发生实际接触和争端。印度方面在与西藏接壤的边境地区共有70个军事据点，驻军7206人。但从中方来看，除少数地区（如山南）有藏军驻守外，边界地带实际上处于有边无防的状态。1959年4月，追剿叛匪的中国军队进驻山南边防要地，在完成剿匪任务的同时封锁边境，控制了麦线以北的边界地区，但从未越线南下。[287]于是，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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