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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苏联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两个月前，苏联领导人就得到情报说，美国政府打算积极地站在印度一边，艾森豪威尔已经建议尼赫鲁“保持坚定”，并问他需要多大援助。[310]印度国内局势的确很不稳定，尼赫鲁受到四面攻击，“早已招架不住，步步退让”。[311]此外，如印共总书记高士所说：“印中关系恶化对印度共产党的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敌人把共产党员称为“第五纵队”，人们在选举中不再投印共的票。[312]因此苏方认为，即便能推翻尼赫鲁，上台的也绝不可能是印共领导人，而是更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这对社会主义阵营不利。[313]应该说，莫斯科采取中立态度，至少在此时还只是出于策略的考虑，而本质上，正如赫鲁晓夫自己所说，中国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归根结底还是倾向中国的。当时中国驻苏使馆看到塔斯社的声明，也有类似感觉。[314]何况，如前所述，在中印冲突期间，苏联一直向中方提供情报。即使在接到中共中央的指责信后，也还在一段时间内继续这种做法。[315]外交部东南亚司司长利哈切夫后来写的备忘录道出了莫斯科的真实倾向：“边境冲突由印度人引起，但中国朋友在处理问题时缺乏灵活性”。[316]客观地讲，在国际冲突事件爆发时，呼吁停火，寻求和平，是很平常的做法。作为一种策略，同盟国之一方采取表面上的中立立场也是完全可行的。例如在朝鲜战争期间，无论是开战、停战，还是在整个和谈进程中，苏联政府在国际舞台上始终扮演了中立者和调停人的角色。那时，中苏两国在外交上配合默契，毛泽东从来不曾指责斯大林暴露了双方的分歧。[317]因此，核心的问题并非苏联发表“中立”声明的方式，而在于中苏之间确实存在着分歧，特别是这种分歧并不仅仅存在于中印冲突的问题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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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的分歧是处理与尼赫鲁关系的方针。其实，对于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的看法，中苏领导人之间没有原则的区别。毛泽东也曾多次讲，尼赫鲁“是印度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同右派有区别”，“印度不是我们的敌对者，而是我们的友人”。分歧在于如何对待“中间派”。中国领导人认为，“那些原则立场，那些是非界限，是一定要说的”，对尼赫鲁的政策是“又争取，又批评，又团结，又斗争”。[318]而在中国人眼里，莫斯科过高估计了印度在国际斗争中的作用，生怕得罪尼赫鲁，“唯恐‘触犯’印度”。[319]中国领导人还认为，西藏问题本质上是在中国大陆上最后一场激烈而严重的阶级斗争。[320]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批判尼赫鲁的错误立场，苏联采取容忍的态度，就是丧失了原则。在中印冲突中，苏联没有站出来支持社会主义的中国，却明显袒护资本主义的印度，就是站错了立场。从中国使馆和外交部的分析看，中国人未必不理解莫斯科的两难处境，只是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抓住了苏联的短处，而这些指责又是可以理直气壮拿到桌面上来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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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中的分歧是对待美苏首脑会晤的态度。苏联一直坚持的看法是：随着社会主义力量的加强，西方统治集团的某些阶层对国际争端采取了较现实的态度，这是一种新的趋势。美苏首脑互访是“当前最重要的国际事件”。“苏美关系如果稳定地进入和平共处的轨道，将对整个国际局势发生巨大的积极影响，世界和平也将更加得到巩固”。[321]莫斯科及时向北京通报了赫鲁晓夫访美的有关情况，赫鲁晓夫还亲自给毛泽东写信，并送交了美苏首脑往来信件，而中国对此也公开表示赞同。[322]苏联人看得很清楚，中国的表态都是表面上的。例如，8月5日《人民日报》就美苏领导人即将互访的消息发表社论，表示欢迎，但也谈道：“美国政府究竟具有多大诚意……还有待于今后的实际行动”。[323]莫斯科也不会不注意到，9月17日《人民日报》第5版发表了赫鲁晓夫头天到达华盛顿的消息和祝贺文章《苏联和平外交的新胜利》，而在第6版则刊出了两篇与此气氛极不协调的报道：“联大第十四届会议开幕，各种迹象表明美国仍准备在会上搞‘冷战’”；“美国竟一口拒绝苏联建议，硬说不必要召集日内瓦会议参加国开会”。在苏联人看来，这不啻在贬低美苏首脑会谈的意义。中共中央在内部讨论时的确认为，赫鲁晓夫在访美前停止对中国的核援助（6月20日），并就中印冲突发表中立性的声明，都是为了“适应美国当局的需要”，这“表明他这次到美国去，对中国不怀好意”。[324]时隔多年，周恩来还认为，苏联在中印冲突时表示中立，就是要拿着这个见面礼去华盛顿。[325]但是，这种考虑和判断很难向莫斯科表明，而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做法，在公开场合又只能表示支持。因此，毛泽东真正感到无法容忍的是赫鲁晓夫的美国之行，却又难以明言。[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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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访美之后急匆匆地赶到北京，参加中国国庆10周年大典。当赫鲁晓夫得意扬扬、兴高采烈地走下飞机时，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等待他的将是中国领导人借题发挥的“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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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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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五 两国领导人之间激烈的争吵和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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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就开始对赫鲁晓夫不满了，心里有气却一直都没有爆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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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夏天苏联提出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毛泽东大发雷霆，把尤金大使吓得血压升高，卧病不起。赫鲁晓夫立即带领一干人马赶到北京负荆请罪，收回所有建议，毛泽东自然不便再发火。1959年6月赫鲁晓夫因对中国在炮击金门事件中的所作所为不满，又赶上美苏首脑互访在即，决定暂时停止执行对中国的核援助计划。中国主管部门领导人都义愤填膺，但依毛泽东的性格，虽心中不快却不会为此大动肝火，他决定再等等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是毛泽东的得意之笔，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都表示赞同或关注，莫斯科却采取冷漠处之的态度，赫鲁晓夫甚至公开发表讲演，冷嘲热讽。此举恰好又发生在彭德怀庐山上书问罪之时，毛泽东忍无可忍，声言要向赫鲁晓夫“宣战”，还指示把他在波兰的讲演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然而这些举动都没有发生，毛泽东的确不宜为此发作：按道理讲应该允许人家保留不同意见，何况苏联也没有正式表达什么意见。1959年9月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塔斯社竟然不顾中方的阻拦发表中立声明，这次终于让中国领导人抓住了把柄：按照中共的逻辑，苏共在这里犯了原则和立场的错误。不过说到底，这只是一个外交姿态问题，并没有在国际舞台上给中国带来不良后果，甚至中国驻苏使馆也认为，苏联的做法在客观上“有利于制止帝国主义的叫嚣”。[327]因此，尽管这件事在理论上可以作为中共指责苏共的根据，但在事实上和感情上都没有对中国造成伤害。虽然不满，毛泽东还是没有为此而动气。[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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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尽管出现了一系列分歧和矛盾，中苏双方仍然极力表现出友好的姿态，以维护友谊。如1959年2月苏联使馆召集上海、哈尔滨、乌鲁木齐和伊犁的领事开会，确定今后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之间的友谊，改进专家工作，改进代表团工作，学习中国经验等。[329]4月，苏共中央邀请中国领导人去苏联休假、疗养，中国决定派15人于7月赴苏休假两个月；苏联邀请中国派代表参加华约国家外长会议，中国也同意派张闻天出席。[330]在新发表的苏共党史新教本第十八、十九章有重大修改：突出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地位，称“毛泽东是马列主义的大理论家，党的领袖和群众的有经验的领导者”。对斯大林的评价趋向全面、客观，个人崇拜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也很少再提了。[331]与此对应的是，郭沫若在授予赫鲁晓夫“加强国家和平”列宁奖金大会上发表讲话，称“赫鲁晓夫同志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忠诚的列宁事业的继承人”，“他的长寿不仅关系着苏联的繁荣，而且关系着人类的幸福”。5月17日新华社为此发了通稿。[332]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当赫鲁晓夫1959年9月30日兴高采烈地第三次来到中国时，却被毛泽东劈头盖脸地浇了一盆冷水。为什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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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毛泽东最关注的是美苏缓和问题。赫鲁晓夫在华盛顿的一通表演之后，毛泽东的满腔怒火再也无法压抑了。他最看不惯的就是赫鲁晓夫对美国那种奴颜婢膝的样子，赫鲁晓夫在那里越是得意地表演，毛泽东就越是愤怒：这不仅在全世界面前给共产党人丢脸，而且完全把中国排除在重大国际事务之外。中美华沙会谈迟迟没有结果，苏联人却在大洋彼岸神气活现，这简直就是给中国难堪。在毛泽东看来，即使两个敌对的阵营要改善关系，赫鲁晓夫也没有资格抛头露面，因为他“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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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在美国四处演说，一路风光。对于这次访问的效果，赫鲁晓夫充满信心，他9月18日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时称：苏联深信，目前已经具备国际关系向好的方面发生重大变化以及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完全消灭冷战的必要条件。《真理报》也评论说：赫鲁晓夫访美意义重大，苏美关系晴雨表初报晴天。[334]曾任外交部长的谢皮洛夫回忆说，当时赫鲁晓夫真诚地相信，令苏联外交官伤透脑筋的苏美关系问题已经解决，他仅跑了一趟美国，就“把一切都摆平了”。[335]赫鲁晓夫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莫斯科，又带着胜利者的心情来到北京。岂知，迎接他的毛泽东对这一切却颇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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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参加中国国庆而于9月27日先期到达北京的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已经感觉到中国领导人对美苏接近的冷漠，他当天就不明不白地聆听了一顿周恩来的教训：帝国主义总是想搞垮和平中立的国家，手段是搞军事政变和暗杀。帝国主义进行破坏总是要依靠各国内部势力的，这样才能搞起军事政变和暗杀活动。[336]苏斯洛夫不知道，其实，更大的教训还在后面。9月30日赫鲁晓夫到达北京，机场没有苏联老大哥以往常见的热烈的群众欢迎队伍，也没有听到熟悉的歌曲“莫斯科—北京”。苏联人感受到的是毛泽东、刘少奇和政府官员彬彬有礼而远非亲切热情的接待，这同几天前赫鲁晓夫访美之行的礼遇不啻天壤之别。[337]本来中方没有在机场安排欢迎仪式，中国领导人也没有准备致欢迎词。但赫鲁晓夫心血来潮，临时通知中方，他要在机场讲话。由于事情匆忙，准备不及，赫鲁晓夫讲话刚开始，扩音设备就出了故障。赫鲁晓夫不得不一再提高嗓门，讲完了他那长达15分钟的讲话，而毛泽东则面无表情地站在一旁，远望天边。赫鲁晓夫的秘书当场就表示，这是故意怠慢苏联领导人。[338]无论中方是否有意为之，客人讲话的内容是主人不愿听到的：“美国之行和在那里进行的会谈是有益的，无疑应当导致苏美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339]赫鲁晓夫刚下飞机就预感到此行的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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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国庆招待会上，毛泽东一脸严肃地向赫鲁晓夫敬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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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赫鲁晓夫在毛泽东的陪同下出席了盛大的国庆宴会。中方事先看到了赫鲁晓夫的讲演稿，并发现其中有影射中国领导人的内容。周恩来当即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一情况，毛泽东当即决定，原来准备由他本人发表的致辞，改由周恩来代念。[340]在赫鲁晓夫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中，果然有许多让毛泽东听来极不舒服的内容：“维护和平只有一条道路，这就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现在问题是这样：或者和平共处，或者进行战争而遭到毁灭性的后果”；“在我们的世纪里，除了根据和平共处的原则，是无法成功地解决两个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别的道路是没有的”。特别是下面这句：“我们应当对当前局势有现实的看法和正确的理解。这当然绝不是说，既然我们这么强大，就应该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人民将不会理解，也绝不会支持那些想这么干的人。”[341]听了这些话，毛泽东能不恼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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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的会见更引起毛泽东的不快。10月1日早晨，赫鲁晓夫到中南海拜会毛泽东。会谈中，赫鲁晓夫谈到中苏两国友好合作的重要性和两大国保障和平及国际安全的责任。毛泽东表示同意赫鲁晓夫关于核冲突危险性的意见，并指出，正因为如此，中国需要有核武器。赫鲁晓夫回答说，苏联已经拥有核武器，并准备根据中苏同盟条约像保卫自己一样保卫中国。毛泽东坚持说，中国是一个拥有主权的大国，需要有自己的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用来自卫。赫鲁晓夫提出这个话题，显然是为了解释苏联6月20日的毁约之举。对此，毛泽东不便发作，只好说：帮不帮由你们考虑决定，技术上能帮我们一下更好，不帮也没什么关系。接着，毛泽东从另一个方向对赫鲁晓夫提出了责难。毛泽东指出，苏共二十大提出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问题未必合理，“就算你们有权决定自己的内部问题，但斯大林是世界革命运动的领袖，中国革命运动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这样的问题不应由单方面决定，而应共同决定”。赫鲁晓夫立刻激动起来，马上反驳说：“斯大林个人崇拜是民族现象，是在我们国家形成的，我们应该做出评价”。毛泽东则坚持认为“批判斯大林的决定是轻率的、主观主义的”。会见不欢而散。[342]他们接着观看群众游行活动，苏联译员证实，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看到万众欢呼“毛主席万岁”的场面后，流露出不满的神情。[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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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和谐的气氛到第三天终于演变成一场暴风骤雨。10月2日，赫鲁晓夫带着苏斯洛夫和葛罗米柯来到中南海，与毛泽东进行正式会谈。[344]会谈一开始就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中，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个毛泽东最不愿听的话题。在请译员口头翻译了与艾森豪威尔的会谈节录后，赫说：“我想强调艾森豪威尔口信中的一个思想是，台湾问题不能永远消除，但可以推迟解决。艾森豪威尔口信中的中心思想是：不要有战争。我们不想那里因为台湾问题而爆发战争。”毛泽东立即应对：“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我们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解放的办法可以是不同的：和平的方法和战争的方法。”毛泽东把台海危机的责任推到了美国人身上，因为他们“试图中断谈判”。赫鲁晓夫解释说，美国人认为谈判一直没有结果，“中国人甚至不愿意释放拘禁在中国的5名美国人。这只会使局势复杂化，并深深地激怒美国人民”。周恩来介绍了在中国拘押的美国人的情况，说明这5个人都是间谍。赫鲁晓夫立刻提议，或者驱逐出境，或者用来交换，总之，“最好释放你们关在监狱里的美国人”。毛泽东面带愠色地回答说：“当然，放是可以的，但我们现在就是不放美国人，要到一个适当的时间再放。”赫不高兴地说：“这是你们的内部事务，我们不干预”，但“这个问题对国际局势产生了不利影响”。毛反唇相讥：“这就是说，它搞乱了美国人的生活。”赫也不示弱：“台湾问题不仅给美国人制造了麻烦，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了困难。”在内部讲，“我们不会因为台湾问题而卷入战争”，但对外界只能说“我们将支持中国”。结果，美国就会宣布保卫台湾，这样就形成了战争气氛。毛马上厉声质问：“那我们应该怎么办？难道要像美国说的那样，宣布在台湾地区不使用武力，把这个问题变成国际问题？！”赫毫不退让：“我们对台湾问题没有任何建议，但我们认为你们应该寻求缓和局势的途径。”接着他指责中国在炮击金门前未同苏联沟通，而“盟国之间在所有问题上交换看法是正常的”，又抱怨对中国的台湾政策完全不能理解。随后，毛与赫为此争论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结果，只好宣布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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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重新开始后，赫鲁晓夫很快就把话题转到了中印冲突的问题上，开始长篇大论。赫说，苏联特别不理解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并以苏联解决与伊朗和土耳其的领土争端为例，说明边界问题不是不能解决。赫指责中国的做法使尼赫鲁“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又断言“西藏事件是你们的错”。毛泽东立即插话：“尼赫鲁也说，发生西藏事件是我们的错”，接着把矛头指向了塔斯社的声明。赫鲁晓夫有些发火了：“你们真的想要我们支持你们同印度的冲突吗？对我们来说，那是愚蠢的。塔斯社的声明是必要的。”赫继续批评中国，认为放走达赖喇嘛就是一个错误，这给印度制造了麻烦。尽管毛泽东做了解释，赫鲁晓夫仍然肯定地说：“西藏事件是中国共产党的错，不是尼赫鲁的错。”毛泽东针锋相对：“不对，是尼赫鲁的错。”赫鲁晓夫转而指责中国在中印边界冲突时开枪打死了人。毛泽东立即反驳说，是印度人越过边界并首先开枪。周恩来质问：“你们更相信哪一方的材料，我们的，还是印度人的？”赫又把矛头对向陈毅说，作为外交部长，“他不应该信口开河”，并说：“我们贯彻的是我们共产党的基本政策”。陈毅非常气愤地说：“你们应该正确地理解我们的政策，我们的路线是更为坚定的，是更加正确的。”接着，周恩来、林彪、彭真相继发言，与赫鲁晓夫展开辩论。赫鲁晓夫恼怒了，大叫：“我们在这里只有3个人，你们有9个，不停地讲着同样的事。我认为这样也没有用处。我仅想表述我们的立场。接不接受，那是你们的事。”这时，毛泽东和缓地说：同印度只有小小的边界问题，还不是两国政府之间的冲突，并表示中国正在做工作，争取和平解决问题。赫鲁晓夫却不松口，又埋怨中国没有及时通报情况，周恩来则指出苏联抢先发表塔斯社声明。苏斯洛夫也试图冲淡紧张气氛，说：“现在温度已经降下来了，我们可以不管这个问题了。”毛泽东又不高兴了，满脸怒气地追问：“温度降下来难道是由于你们的声明？”苏斯洛夫承认中国政府的决定也起了作用，赫鲁晓夫却又重提印度边防军人被击毙的事，会谈的空气再次紧张起来。周恩来、陈毅、朱德、彭真、王稼祥、林彪纷纷发言，指责苏联的声明，赫鲁晓夫和苏斯洛夫则百般辩解，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又为中国的西藏政策展开辩论。双方唇枪舌剑，会场一片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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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中，毛泽东把问题引向了中苏关系，他说：“你们给我们扣了两顶帽子：中印边界冲突犯了错误，达赖喇嘛逃跑犯了错误，我们给你们扣一顶帽子，叫机会主义。请接受吧。”赫鲁晓夫回答：“我们不接受。我们采取的是有原则的共产党路线。”在周恩来和林彪再次发言后，赫鲁晓夫终于忍耐不住，说出了憋在心里许久的话：“为什么你们能批评我们，老大哥就不能批评你们。”赫举例说，毛泽东在1958年7月与尤金谈话中非常尖锐地批评了苏共中央，我们接受了这个批评；当匈牙利事件爆发时，周恩来到莫斯科来，给我们上课，我们也听了这一课。你们可以指责我们，我们却不能批评你们。说什么“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实际上，对苏共中央的观点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随后又是一场激烈的争论。毛泽东似乎要结束讨论，便心平气和地说：西藏事件和边界冲突，这些都是暂时的。我们最好停止讨论这些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评价我们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我们是团结的，一些分歧不会成为我们友谊的障碍？赫鲁晓夫说：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是这个观点。气氛刚有缓和，赫鲁晓夫与陈毅又争吵起来，而且语言相当激烈。赫：陈毅同志，如果你认为我们是机会主义，你就不要把你的手伸给我，我不会同你握手的。陈毅：我也不会，我告诉你，我不怕你发脾气。赫：你不要以为你是元帅就啐唾沫，你没有那么多的唾沫。我们也不是能被唾沫啐到的人。[345]这时，毛泽东、王稼祥、苏斯洛夫纷纷发言劝解。周恩来又通报了中国正在准备与印度谈判解决争端的情况，会场的气温总算降了下来。最后，毛泽东提出谈谈老挝问题，双方终于找到了一个意见一致的话题。会谈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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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住地后，赫鲁晓夫怒气未消，在院子里大发雷霆，用最刻薄的语言挖苦中国领导人的立场。他非常生气地对代表团成员说：“我在美国花了多大气力来捍卫他们的利益，没有想到连句好话都没听到！”第二天，赫鲁晓夫派葛罗米柯通知陈毅，因国内有急事，需要提前回国，原来安排的在中国各地的访问一律取消。[346]10月4日，如同赫鲁晓夫下飞机的场面一样，毛泽东冷冷地送走了苏联代表团。然而，赫鲁晓夫并没有直接返回莫斯科，而是到海参崴和新西伯利亚转了一圈，这明显地是在向中国表示无声的抗议。美国情报机构注意到，这次中苏领导人的高级会晤未发表公报，毛泽东在所有公开场合都保持沉默，“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双方的观点差异如此巨大，以至于签署一个有意义的联合声明都很困难”。[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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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普遍认为，这次中苏两国领导人的会谈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关键性转折点。[348]这个看法是可以成立的。几个小时的会谈，除了你来我往的互相攻击，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也没有取得起码的谅解。如此面对面地争吵，其言辞之尖锐，情绪之激昂，气氛之紧张，在以往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交往的历史上闻所未闻。这种场面所以能够出现，表明中苏关系此时已经发展到这种状况：其一，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天空出现了两个太阳。对于中共的崛起，早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就已露出端倪，甚至大有超过苏共的势头，那时赫鲁晓夫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但这两年赫鲁晓夫的自信有所增强，苏共二十一大已经开始了对他的个人崇拜。[349]而在美国受到的热烈欢迎，以及轰动一时的成功，更使他欣喜若狂，激动不已，并自以为他的大洋彼岸之行在美苏关系史上开辟了一个新世纪。这就使赫鲁晓夫感到再难以承受中共的批评和说教，何况他兴致勃勃来到北京的目的是要说服中国人。[350]其二，中苏两党之间出现了重大分歧，而双方都坚持己见，不肯让步。自1958年以来，莫斯科与北京之间发生了诸多分歧，在这些分歧中，争论最激烈的是双方都认为自己最占理的问题，如台湾海峡危机和中印冲突。至于其他问题，或者稍有涉及，如停止对华核援助和美苏首脑会谈，或者完全回避，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其实，这些分歧都反映出中苏两党在主要的对外和对内政策方面已经站在了完全不同的立场上，只是有些问题仅能各自内部讨论，不便公开争论而已。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争论的内容：双方都认为真理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在于争论的形式：双方都没有心平气和地讲道理。尖刻的言辞和激动的情绪导致的结果是撕破了脸皮，伤害了感情。[351]这样，裂痕就更加难以弥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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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毛泽东和赫鲁晓夫表面上都说中苏总体上是团结的，分歧不会成为友谊的障碍，但双方内心都认为自己掌握着真理，企望对方承认错误。[352]赫鲁晓夫走后，毛泽东感到言犹未尽，又接连把几个有关赫鲁晓夫表示与美国亲近的讲话和文件批给中共领导人，要他们阅读，还说苏联不反美我们自己反。[353]赫鲁晓夫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走到海参崴时（10月6日）仍然怒气未消，便在群众大会上影射中国的对外政策说：如果有人“像公鸡好打架那样热衷于战争，这是不明智的”。[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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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冷静下来以后，从大局考虑，双方都知道中苏关系不能破裂，应暂时放弃争论，求同存异。10月4日送走赫鲁晓夫后，毛泽东立即召集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在讨论中说，中苏两党在对美国和对印度的问题上都有分歧，对于中苏之间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我们暂时还不同他争论。我们要有耐心，要等待，让客观事实和历史进程来教育他。会议的结论是：目前应该采取团结为重、不搞争论、冷静观察的方针，但要看到国际上出现了修正主义思潮。[355]按照这个精神，当天毛泽东接见苏联代办安东诺夫时，对赫鲁晓夫访美和全面裁军的建议表示赞同，并说即使中苏之间存在着分歧，“也不是永久性的，而是局部的，暂时的”。关于中印冲突，毛泽东说：那是一块没有意义的领土，“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越过喜马拉雅山”。关于台湾问题，毛泽东说，炮击金门和苏联在柏林表现的强硬立场一样，给美国带来了麻烦。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继续实施这些措施了”，“我们已经有一定准备在这件事上实行妥协”。[356]与此同时，苏联驻华使馆注意到，无论是中国领导人的讲话，还是报纸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以至中国公民给使馆的来信，都对赫鲁晓夫访美给予好评，认为这是具有重要国际意义的事件，是苏联和平外交政策新的伟大胜利，并在当代国际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357]中苏领导人争吵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后，也引起了苏共高层的紧张，很多人认为不应与中国把关系闹僵。[358]10月15日苏共中央召开主席团会议，做出的决议与中共完全一样。会议认为，应该消除与中国关系的“紧张状态”，“不进行辩论活动”；“在报刊上发表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章”，“不提供使问题尖锐化的理由”。会议还提出应销毁中苏领导人的会谈记录。不过，会议也提到“以（苏联）为首的口号是有缺陷的”，斯大林的路线不允许不同意见存在，而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应该继续进行民主化”。[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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