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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11 混乱中，毛泽东把问题引向了中苏关系，他说：“你们给我们扣了两顶帽子：中印边界冲突犯了错误，达赖喇嘛逃跑犯了错误，我们给你们扣一顶帽子，叫机会主义。请接受吧。”赫鲁晓夫回答：“我们不接受。我们采取的是有原则的共产党路线。”在周恩来和林彪再次发言后，赫鲁晓夫终于忍耐不住，说出了憋在心里许久的话：“为什么你们能批评我们，老大哥就不能批评你们。”赫举例说，毛泽东在1958年7月与尤金谈话中非常尖锐地批评了苏共中央，我们接受了这个批评；当匈牙利事件爆发时，周恩来到莫斯科来，给我们上课，我们也听了这一课。你们可以指责我们，我们却不能批评你们。说什么“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实际上，对苏共中央的观点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随后又是一场激烈的争论。毛泽东似乎要结束讨论，便心平气和地说：西藏事件和边界冲突，这些都是暂时的。我们最好停止讨论这些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评价我们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我们是团结的，一些分歧不会成为我们友谊的障碍？赫鲁晓夫说：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是这个观点。气氛刚有缓和，赫鲁晓夫与陈毅又争吵起来，而且语言相当激烈。赫：陈毅同志，如果你认为我们是机会主义，你就不要把你的手伸给我，我不会同你握手的。陈毅：我也不会，我告诉你，我不怕你发脾气。赫：你不要以为你是元帅就啐唾沫，你没有那么多的唾沫。我们也不是能被唾沫啐到的人。[345]这时，毛泽东、王稼祥、苏斯洛夫纷纷发言劝解。周恩来又通报了中国正在准备与印度谈判解决争端的情况，会场的气温总算降了下来。最后，毛泽东提出谈谈老挝问题，双方终于找到了一个意见一致的话题。会谈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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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13 回到住地后，赫鲁晓夫怒气未消，在院子里大发雷霆，用最刻薄的语言挖苦中国领导人的立场。他非常生气地对代表团成员说：“我在美国花了多大气力来捍卫他们的利益，没有想到连句好话都没听到！”第二天，赫鲁晓夫派葛罗米柯通知陈毅，因国内有急事，需要提前回国，原来安排的在中国各地的访问一律取消。[346]10月4日，如同赫鲁晓夫下飞机的场面一样，毛泽东冷冷地送走了苏联代表团。然而，赫鲁晓夫并没有直接返回莫斯科，而是到海参崴和新西伯利亚转了一圈，这明显地是在向中国表示无声的抗议。美国情报机构注意到，这次中苏领导人的高级会晤未发表公报，毛泽东在所有公开场合都保持沉默，“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双方的观点差异如此巨大，以至于签署一个有意义的联合声明都很困难”。[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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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15 研究者普遍认为，这次中苏两国领导人的会谈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关键性转折点。[348]这个看法是可以成立的。几个小时的会谈，除了你来我往的互相攻击，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也没有取得起码的谅解。如此面对面地争吵，其言辞之尖锐，情绪之激昂，气氛之紧张，在以往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交往的历史上闻所未闻。这种场面所以能够出现，表明中苏关系此时已经发展到这种状况：其一，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天空出现了两个太阳。对于中共的崛起，早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就已露出端倪，甚至大有超过苏共的势头，那时赫鲁晓夫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但这两年赫鲁晓夫的自信有所增强，苏共二十一大已经开始了对他的个人崇拜。[349]而在美国受到的热烈欢迎，以及轰动一时的成功，更使他欣喜若狂，激动不已，并自以为他的大洋彼岸之行在美苏关系史上开辟了一个新世纪。这就使赫鲁晓夫感到再难以承受中共的批评和说教，何况他兴致勃勃来到北京的目的是要说服中国人。[350]其二，中苏两党之间出现了重大分歧，而双方都坚持己见，不肯让步。自1958年以来，莫斯科与北京之间发生了诸多分歧，在这些分歧中，争论最激烈的是双方都认为自己最占理的问题，如台湾海峡危机和中印冲突。至于其他问题，或者稍有涉及，如停止对华核援助和美苏首脑会谈，或者完全回避，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其实，这些分歧都反映出中苏两党在主要的对外和对内政策方面已经站在了完全不同的立场上，只是有些问题仅能各自内部讨论，不便公开争论而已。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争论的内容：双方都认为真理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在于争论的形式：双方都没有心平气和地讲道理。尖刻的言辞和激动的情绪导致的结果是撕破了脸皮，伤害了感情。[351]这样，裂痕就更加难以弥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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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17 尽管毛泽东和赫鲁晓夫表面上都说中苏总体上是团结的，分歧不会成为友谊的障碍，但双方内心都认为自己掌握着真理，企望对方承认错误。[352]赫鲁晓夫走后，毛泽东感到言犹未尽，又接连把几个有关赫鲁晓夫表示与美国亲近的讲话和文件批给中共领导人，要他们阅读，还说苏联不反美我们自己反。[353]赫鲁晓夫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走到海参崴时（10月6日）仍然怒气未消，便在群众大会上影射中国的对外政策说：如果有人“像公鸡好打架那样热衷于战争，这是不明智的”。[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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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19 不过，冷静下来以后，从大局考虑，双方都知道中苏关系不能破裂，应暂时放弃争论，求同存异。10月4日送走赫鲁晓夫后，毛泽东立即召集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在讨论中说，中苏两党在对美国和对印度的问题上都有分歧，对于中苏之间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我们暂时还不同他争论。我们要有耐心，要等待，让客观事实和历史进程来教育他。会议的结论是：目前应该采取团结为重、不搞争论、冷静观察的方针，但要看到国际上出现了修正主义思潮。[355]按照这个精神，当天毛泽东接见苏联代办安东诺夫时，对赫鲁晓夫访美和全面裁军的建议表示赞同，并说即使中苏之间存在着分歧，“也不是永久性的，而是局部的，暂时的”。关于中印冲突，毛泽东说：那是一块没有意义的领土，“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越过喜马拉雅山”。关于台湾问题，毛泽东说，炮击金门和苏联在柏林表现的强硬立场一样，给美国带来了麻烦。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继续实施这些措施了”，“我们已经有一定准备在这件事上实行妥协”。[356]与此同时，苏联驻华使馆注意到，无论是中国领导人的讲话，还是报纸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以至中国公民给使馆的来信，都对赫鲁晓夫访美给予好评，认为这是具有重要国际意义的事件，是苏联和平外交政策新的伟大胜利，并在当代国际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357]中苏领导人争吵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后，也引起了苏共高层的紧张，很多人认为不应与中国把关系闹僵。[358]10月15日苏共中央召开主席团会议，做出的决议与中共完全一样。会议认为，应该消除与中国关系的“紧张状态”，“不进行辩论活动”；“在报刊上发表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章”，“不提供使问题尖锐化的理由”。会议还提出应销毁中苏领导人的会谈记录。不过，会议也提到“以（苏联）为首的口号是有缺陷的”，斯大林的路线不允许不同意见存在，而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应该继续进行民主化”。[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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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21 从内部的讨论情况看，中苏双方都有和解的愿望，但又都不想放弃自己的主张，只是暂时不再争论而已。这种心态，加上已经受到伤害的情感，一旦有风吹草动，再来一场暴风雨是难免的。不幸的是，尚未愈合的伤口，很快就崩裂了。问题还是由中印边界冲突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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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23 10月20～21日，中印双方的巡逻部队在西段边界空喀山口再次遭遇并发生武装冲突，双方各有伤亡。[360]周恩来称这次事件是“不幸”的和“意外的”，尼赫鲁也一再表示他不认为背后有任何“重大企图”，不能肯定是有人“蓄意”制造的。[361]11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会议讨论中印边界问题，并建议：中印边界维持现状，双方从边境线各后退20公里，形成一个非武装区，然后两国总理会谈解决问题。在毛泽东看来，“中印关系的问题很好解决，因为这不是我们生死之争的地方”；对中国的威胁“来自东方”，而不是印度。[362]然而，毛泽东把问题想得简单了。空喀山口事件在印度引起了强烈反应：右派报纸和党派纷纷发表反华言论，并在各地及中国使馆门前组织集会和示威活动，有的要求与中国断交，有的要求西藏独立，还有的提议让印度边防军“自由行动”。[363]由于受到巨大压力，尼赫鲁拒绝了中国关于双方军队各后撤20公里脱离武装接触的建议。[364]中印关系由此急剧恶化，用印共总书记高士的话说，这次事件使印度“反动分子积极活动起来”，“转移了印度舆论界对国内事务的注意力，缓解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矛盾，给印度共产党的工作造成了困难，并为印度同美国的接近创造了条件”。“资产阶级媒体多次批评中立政策，批评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政策”，其结果，不仅中国在印度“失去了自己许多朋友”，而且不排除“对印苏关系产生消极影响”的后果。[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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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25 事件发生后，莫斯科采取了更加明显的偏袒印度的做法，而尼赫鲁则对苏联所采取的立场给予高度评价。[366]10月24日中国报纸刊出有关空喀山口事件的报道及对印度的抗议后，苏联各报纸均保持沉默。29日《真理报》等各大报以“中印边境冲突”为标题，摘要发表了中印两国的有关声明。值得注意的是，对印度的声明给予了详细报道，而对中国的声明则只做了简单的摘引。[367]第47期《新时代》（11月）刊登了有关中印边境问题的述评文章，支持尼赫鲁关于不放弃不结盟政策的讲话，呼吁和平解决中印争端，却没有提到中国关于化解冲突的建议。[368]11月12日的《劳动报》发表了印度国大党主席甘地夫人的文章“我们印度需要和平”。14日，《消息报》在第1版刊登了赫鲁晓夫致尼赫鲁70岁生日的贺电，极力赞扬苏印友好，对尼赫鲁领导印度人民摆脱殖民地枷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给予高度评价。印度全印电台特意用华语广播了这一贺电。[369]在印度发表11月16日尼赫鲁致周恩来的复信后，苏联一改过去在公布中方文件的同时刊登印方文件的做法，于21日在电台广播了尼赫鲁的信，次日又在《消息报》摘要刊出，而未等中方对此信的答复。与此同时，对于几天以来中国报纸大量刊载的各国对周恩来建议的支持以及印度右派报刊的反应，苏联报纸则毫无反应。中国驻苏使馆认为，这一做法可能表露了苏联对印度反建议的兴趣。而苏联在刊登周恩来12月17日致尼赫鲁的信时，又没有摘登或报道周恩来对印方关于解决边境问题无理主张的反驳内容。[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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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27 苏联领导人及外交官的讲话则间接地表达了对中国的不满和批评。10月27日新任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在莫斯科意味深长地对中国大使刘晓说：我们进入了新的时代，其中很重要的是和平共处。[371]11月7日赫鲁晓夫公开对印度《新世纪》周报记者说，中印发生边界冲突是可悲的和愚蠢的，并且毫无意义，因为没有人确切知道边界在哪里。赫鲁晓夫还表示愿意协助寻求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办法。[372]本着这种精神，苏方开始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规劝中国人。如11月12日和14日，外交部远东司司长齐米亚宁和副司长贾丕才非正式地劝告中国尽早解决中印争端，以免印度右派集团利用中印边界问题诋毁印度中立政策，迫使尼赫鲁向右转并利用边境事件事来镇压印度共产党。27日，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在一次宴会上对刘晓说：中印边境上发生的事太糟了，要快些结束类似的事件，应快些和好。[373]更有甚者，苏联驻印使馆人员在与中方接触中，明显表示出对印度的同情和对中国的埋怨。他们避开边界问题的是非不谈，却一再强调如中方不采取措施，“再过几个月尼赫鲁将被右派搞垮”。他们在一般谈话中都称尼赫鲁为国大党中的进步分子，有的甚至提出中国应该承认麦克马洪线。[374]由此，中国驻苏使馆得出的结论是：印度官方拒绝了中国的新建议后，苏联继续采取中立调和的立场，急于看到互相让步，和平解决争端；对中方的建议一直不表态，也不刊登相关的材料；对印度顾虑颇多，及时刊登尼赫鲁的讲话，积极准备对印度经济援助。其结果是助长了印度右派的气焰，为其挑拨中苏关系提供了借口。[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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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29 然而，此时中国领导人关切的焦点已经不在中印冲突以及苏联对此的态度上了。[376]如果说周恩来一直忙于处理中印边界问题，那么毛泽东的注意力则还在美苏缓和及首脑会谈的问题上。11月初，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一次小型会议，专门讨论美国的缓和策略及苏联的立场。会前，毛泽东让秘书林克找一些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关于缓和的讲话。看过林克挑选的三篇讲稿后，毛泽东同林克谈了自己的看法，并让他据此在杜勒斯的每篇讲话前写一个批注。随后，毛泽东便指示将批注连同三篇讲话全文印发给到会者。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现在看来，所说的和平浪潮，就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跟拉丁美洲、亚洲的这些反动的民族主义者，跟苏联结合起来，打击的对象就是共产党，工人运动，中国。”毛泽东还说，美国不是只讲和平，还有战争的一面，目的就是要分化中苏。[377]12日，毛泽东又在会上对杜勒斯的讲话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他说：这三个材料都是关于杜勒斯讲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问题的。美国的目的就是“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的言论就属于杜勒斯讲的和平演变的性质，并接着指出：我们在这个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采取的方针是硬着头皮顶住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赫鲁晓夫，一方面是对艾森豪威尔。对美国还是要全力揭露，用事实，要有说服力。我们不说赫鲁晓夫，也不影射赫鲁晓夫。[378]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提倡的美苏接近及缓和表明，他已经掉入了美国的陷阱，并且与美国和反动派一道来打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打击中国。不过，此时毛泽东主张把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美国，对苏联则要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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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31 于是，在处理国际问题时，中国领导人采取了与苏联团结的态度。在11月6日与契尔沃年科的谈话中，总书记邓小平强调：统一和团结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任何帝国主义我们也不害怕”。“帝国主义很想破坏我们两国的团结，但这是徒劳的”。双方谈话的气氛显得十分友好。[379]19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上谈到国际形势时说，为了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我们不能不进行必要的斗争。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主要是中苏两国之间，中苏两党之间，意见分歧只有十个指头中间的一个指头。我们不要忘记大局，不要忘记九个指头是一致的，不要忘记以团结为重。[380]即使讲到中印冲突的问题，中国领导人也避免直接指责莫斯科。11月11日周恩来接见契尔沃年科时表示：我们是尽量想用友好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最近印度的态度不好，这是有其国内和国际原因的。[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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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33 11月30日至12月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接着又开了两天常委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对赫鲁晓夫的看法，说明了中共的对苏方针。根据毛泽东在会前写的讲话提纲及当事人的会议记录，毛泽东的讲话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帝国主义对付社会主义用的是两手策略：武力威胁与和平演变，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赫鲁晓夫就是机会主义，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他很幼稚，不懂马列主义，容易上当受骗；1959年3月以来，苏联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组织了一次反华大合唱。中国将在长时期内被孤立，但乌云越厚，光明越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赫鲁晓夫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赫鲁晓夫有两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他怕东欧及世界各国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怕学生超过先生；赫鲁晓夫也不全部是错的，他在国际上还是要社会主义阵营，一直到现在仍然支援中国的建设，在国内也还是要搞社会主义；中苏的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某些意见分歧，只是暂时现象。很难想象两个社会主义国家闹分裂，不可能，也不应该；赫鲁晓夫有时候说话是兴头上冲口而出，我们一方面不能不认真对待，但另一方面又不要太认真了。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为系统，还要等等看，应该相信赫鲁晓夫的错误到后来是会被纠正的，最好是他自己来纠正。[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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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35 然而，莫斯科的态度很快就让毛泽东失望了。赫鲁晓夫不仅没有像毛泽东期望的那样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反而继续推行苏共的既定方针。因为在苏联领导人看来，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应该是中国共产党。1959年12月18日，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向中央全会提交一份《关于苏联党政代表团中国之行的报告》，对中共的国内外政策提出了尖锐而全面的批评。报告首先针对中国“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和错误指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领导人被几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冲昏了头脑”，产生了“骄傲自大的情绪”，从而“违背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接着批评人民公社运动“试图要建立一种崭新的农村组织形式，以超越社会主义这个很长的历史发展阶段，试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在落后的中国农村，在极其简陋的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1959年初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证明中国的经济政策是错误的、失败的。报告还批评了毛泽东一向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为其结果导致了“文化领域反社会主义倾向的活跃”和右派的反革命进攻。报告还指出，自1958年以来，中国的对外政策开始受到骄傲和急躁情绪的感染，“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一命题以及好战的情绪都表明了这一点。炮击金门，中断与日本的贸易和文化往来都说明中国的对外政策很不成熟。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中印冲突。报告赞扬尼赫鲁“有充分的远见，清楚地看到了同中国、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友好对印度的重要意义”，而中国却因西藏问题把攻击的“火力集中对准印度和尼赫鲁本人”，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加快印度的革命”。其结果导致了中印关系的进一步紧张。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苏共中央竭力促使和平调解冲突，但“没有得到中国领导人的应有理解”。“中国的同志们不仅不能正确地认识他们在同印度关系中所犯的错误，而且也不能正确地认识苏共中央在调解印中冲突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报告指出，为了协调对外政策，赫鲁晓夫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晤，并“提醒中国朋友们注意，社会主义阵营必须避免一切可以被反动派用来把世界重新拉回‘冷战’轨道去的可能性”。但中国领导人的“反应令人难过”，他们坚持自己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报告认为，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国把和平共处看作一种“临时性的策略手段”，而不是“社会主义阵营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与苏共的看法不同，中共否认“需要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保障普遍和平而斗争”，否认社会主义可以通过经济和政治的优势力量战胜资本主义。报告还认为，“上述中共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的错误和缺点是由于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状况造成的”。报告最后提出，必须尽一切努力保持与中国党的友谊，但方法是“用我们的经验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对那些关系到我们共同利益而观点又有分歧的最重要问题，应该坦诚地说出我们的意见，在原则上捍卫我们党认为是正确的立场”。具体做法是“加大力度宣传列宁对外政策的方针和苏联共产党对外政策的措施，坚定地捍卫我们关于国际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根本问题的观点”。[383]苏斯洛夫的报告反映了苏共领导人在北京会晤之后，特别是中印边界冲突再次爆发之后的立场和观点，其采取的态度与中共针锋相对，而分析的思路则与毛泽东的内部讲话如出一辙。尽管中共领导人当时并不知道苏斯洛夫报告的内容，但是苏联在此期间的一系列做法已经充分表明了莫斯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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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37 此时，苏联的注意力也已经不在中印关系了。[384]为了进一步推动缓和的局面，1959年12月8日赫鲁晓夫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了一份关于裁军的备忘录，建议苏联无条件地单方面裁军100万～150万人。[385]14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决议，接受赫鲁晓夫的建议，决心“为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奋斗”，并做了具体部署。[386]西方国家似乎也在为此努力。21日美、英、法和德四国政府首脑为期三天的会议在巴黎结束，会议公报说，四国首脑在会议中“就共同关心的各项问题交换了意见”，并表示一致同意与赫鲁晓夫举行一次苏、美、英、法四国政府首脑会议。同日，东西方十国裁军委员会中的五个西方国家外长也在巴黎开会，并发表公报说，它们决定向委员会中五个社会主义国家建议明年3月15日前后在日内瓦举行第一次会议。[387]25日赫鲁晓夫给艾森豪威尔复信，表示愿意在巴黎举行最高级会议，并写道：“我们始终认为，正是通过国家最高级领导人的亲自会晤，才能最有效地解决成熟了的国际问题。”[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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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39 据中国驻苏使馆观察，赫鲁晓夫访美以后，在苏联领导人讲话和报刊宣传中，对目前国际形势和苏联外交政策做了许多具体阐述和新的发挥。主要包括：在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情况下，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可以防止的；在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集团中，主张执行比较现实和明智的政策的趋势已渐占上风；经常强调艾森豪威尔的和平诚意，认为他对目前国际形势的估计表现出作为国家领导人的英明、勇气和毅力；认为国际关系已进入了新的全面缓和的发展时期，现在已有一切可能使国际关系的发展出现根本转折，结束冷战，和平共处开始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强调苏联和平共处政策中的灵活性，认为一定的合理的让步和妥协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为了总的世界和平的利益，应该而且也可以在合理的、明智的基础上共处，互相谅解和互相照顾，利用一切可能，哪怕是最小的可能，避免紧张和战争的发生。[389]这些做法与毛泽东的期望越来越远，在他看来，要制止莫斯科继续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中共必须考虑采取新的措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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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41 1960年1月4日至17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前期讨论国内经济问题，后期集中研究国际问题。会议期间，《真理报》刊登了1月9日苏共中央“关于目前党的宣传工作的任务”的决议。如社会主义长入共产主义的规律、建立共产主义物质基础的问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发展世界社会主义的规律、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竞赛问题，以及现代条件下的战争与和平问题。[390]几天后，外交部苏欧司又整理了一份材料上报。材料说，苏联不仅在中印冲突中继续持中立和调和的立场，而且在报纸上全面鼓吹和平共处，普遍宣传没有战争、没有武器的世界，认为目前“存在着现实的可能性”来实现“没有战争的世界”的理想。[391]接着，1月14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做了关于裁军问题的长篇报告，驻苏使馆当天即摘要报告了以下值得注意的内容：国际局势发展的总趋势是走向和缓，战争的危险已经减少；对东西方就召开高级会议问题达成协议表示满意；欢迎艾森豪威尔访苏，相信戴维营会谈的气氛将继续下去；强调苏法传统友谊，表扬戴高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功绩；宣布接受访问印度的邀请，赞扬尼赫鲁对加强苏印关系的贡献；重申苏联主张全面停止核试验的立场；提出苏联再度单方面裁减120万人的建议，并强调这一措施的巨大和平意义。[392]这些情况进一步刺激了毛泽东，引发了他在会议的最后一天（1月17日）对中苏关系的长篇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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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43 毛泽东首先指出，赫鲁晓夫访美、举行东西方首脑会议，有好的一面，但给帝国主义“擦粉”不好，赫鲁晓夫不善于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做革命工作，讲话没有分寸。谈到中苏关系时毛泽东指出：苏联多次整我们，两次王明路线、高饶联盟、西藏叛乱，庐山会议发生的事情也不是偶然的，但这一手不灵了。影响是相互的，过去十月革命影响我们，现在我们可能影响他。时间会证明我们是正确的，过10年他不想受影响也不行了。赫鲁晓夫要插手印度和印尼，对中苏双方都不利。和平过渡观点是机会主义的，至于是否成系统，我们还不做结论。但是，要写文章进行批判，今年是莫斯科宣言发表三周年，来他一次全国性的运动。这时邓小平插话说，列宁诞辰90周年快到了，对和平过渡、和平主义、战争与和平的问题，都可以阐明。毛泽东肯定地说，对这些原则性问题，我们应公开表示意见。虽然赫鲁晓夫有这些缺点，我们应该帮助他，估计中苏是可以团结的。[393]两天以后，中共中央便发出通知，决定在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北京将举办报告会，并由《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同时要求各地召开报告会和发表文章，大力宣传列宁关于革命、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尽管通知中强调不要批评苏联和兄弟党，但此举的矛头所指是一目了然的。[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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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45 至此，中苏两党几乎同时确定了完全相同的处理双边关系的方针：努力保持中苏友谊和团结，但必须通过公开表达各自主张和立场的方式影响对方，规劝对方，希望对方能改正错误，站到正确的路线上来。于是，中苏在基本理论观点方面各自表述的局面就自然生成了。接着，双方开始利用各种公开场合各抒己见，甚至展开激烈争论，终于导致中苏分歧的全面公开化。[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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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47 纵观上述历史过程可以发现，1959年中苏领导人之间的争吵及1960年中苏分歧的公开化，并非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一时的意气用事，而是中苏两党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这一矛盾的实质在于他们对时代特征的认识以及在战争、和平、革命等基本理论观点方面存在着重大差距。在此基础上，中苏两国对美国（帝国主义国家）、印度（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台湾（反动派）采取了不同的政策。矛盾爆发的前提在于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已经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在此之前他们都需要对方的支持和帮助，因而可以求同存异，但是当他们感到自己已经具备（或仍可保持）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能力的时候，就必然要求把社会主义各国的路线、方针、政策统一到自己认为的正确方向上。于是，分歧便显露出来，争论就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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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49 这种争论和分歧之所以发生在1959～1960年，首先是因为此时中国已经发展壮大，苏联也度过了困难时期，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自我感觉都特别好，他们都不能容忍对方的“错误政策”继续下去了。至于争论和分歧的焦点，表面上看来是中印冲突引起的，实际的根源在于对苏美是否应该接近，是否应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不同立场。赫鲁晓夫认定中国对印度采取的鲁莽和偏激的政策，其目的和后果就是破坏苏美首脑会谈，干扰缓和的进程。而在毛泽东看来，中印冲突只是小事一桩，不值一提，问题的要害在苏联对美的缓和政策，莫斯科在中印冲突中采取中立和妥协的立场，也是为了保证美苏首脑会谈的顺利进行。只是出于需要一致对敌这个共同的考虑，中苏都避开了直接指责对方的对美政策，而在对印政策上大做文章。正因为如此，当他们感到彼此都不能说服对方时，便开始在公开场合，在列宁主义这同一面大旗下，各自表述对战争、和平、革命等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看法，以证明自己路线、政策的正确性和正统性，从而取得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对其领导权的认可。中苏分歧的公开化由此发端，并成为后来两个世界上最大共产党之间政治大论战的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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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51 [1] “共同舰队”，俄文原文是совместный флот，也有译为“联合舰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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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53 [2] 毛泽东1966年3月28日接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时说，中苏闹翻实际上是在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见章百家《从“一边倒”到“全方位”——对五十年来中国外交格局演进的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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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55 [3]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第112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6页；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第727、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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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57 [4] 直到1997年在北京召开“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时，七个国家二十多位冷战史专家还在围绕这两次事件进行激烈讨论，问题仍未搞清楚。后来笔者曾撰文讨论这一问题，但还是有很多细节没有搞明白。见沈志华《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远东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3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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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59 [5] РГАЭ，ф.9452，оп.1，д.44，л.124，Симонов Н.С.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с.247-248，245。由苏联402厂建造的这艘核潜艇在试航中共航行3802海里，其中水下航行2002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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