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900733 11月30日至12月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接着又开了两天常委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对赫鲁晓夫的看法，说明了中共的对苏方针。根据毛泽东在会前写的讲话提纲及当事人的会议记录，毛泽东的讲话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帝国主义对付社会主义用的是两手策略：武力威胁与和平演变，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赫鲁晓夫就是机会主义，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他很幼稚，不懂马列主义，容易上当受骗；1959年3月以来，苏联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组织了一次反华大合唱。中国将在长时期内被孤立，但乌云越厚，光明越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赫鲁晓夫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赫鲁晓夫有两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他怕东欧及世界各国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怕学生超过先生；赫鲁晓夫也不全部是错的，他在国际上还是要社会主义阵营，一直到现在仍然支援中国的建设，在国内也还是要搞社会主义；中苏的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某些意见分歧，只是暂时现象。很难想象两个社会主义国家闹分裂，不可能，也不应该；赫鲁晓夫有时候说话是兴头上冲口而出，我们一方面不能不认真对待，但另一方面又不要太认真了。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为系统，还要等等看，应该相信赫鲁晓夫的错误到后来是会被纠正的，最好是他自己来纠正。[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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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35 然而，莫斯科的态度很快就让毛泽东失望了。赫鲁晓夫不仅没有像毛泽东期望的那样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反而继续推行苏共的既定方针。因为在苏联领导人看来，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应该是中国共产党。1959年12月18日，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向中央全会提交一份《关于苏联党政代表团中国之行的报告》，对中共的国内外政策提出了尖锐而全面的批评。报告首先针对中国“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和错误指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领导人被几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冲昏了头脑”，产生了“骄傲自大的情绪”，从而“违背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接着批评人民公社运动“试图要建立一种崭新的农村组织形式，以超越社会主义这个很长的历史发展阶段，试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在落后的中国农村，在极其简陋的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1959年初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证明中国的经济政策是错误的、失败的。报告还批评了毛泽东一向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为其结果导致了“文化领域反社会主义倾向的活跃”和右派的反革命进攻。报告还指出，自1958年以来，中国的对外政策开始受到骄傲和急躁情绪的感染，“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一命题以及好战的情绪都表明了这一点。炮击金门，中断与日本的贸易和文化往来都说明中国的对外政策很不成熟。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中印冲突。报告赞扬尼赫鲁“有充分的远见，清楚地看到了同中国、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友好对印度的重要意义”，而中国却因西藏问题把攻击的“火力集中对准印度和尼赫鲁本人”，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加快印度的革命”。其结果导致了中印关系的进一步紧张。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苏共中央竭力促使和平调解冲突，但“没有得到中国领导人的应有理解”。“中国的同志们不仅不能正确地认识他们在同印度关系中所犯的错误，而且也不能正确地认识苏共中央在调解印中冲突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报告指出，为了协调对外政策，赫鲁晓夫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晤，并“提醒中国朋友们注意，社会主义阵营必须避免一切可以被反动派用来把世界重新拉回‘冷战’轨道去的可能性”。但中国领导人的“反应令人难过”，他们坚持自己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报告认为，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国把和平共处看作一种“临时性的策略手段”，而不是“社会主义阵营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与苏共的看法不同，中共否认“需要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保障普遍和平而斗争”，否认社会主义可以通过经济和政治的优势力量战胜资本主义。报告还认为，“上述中共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的错误和缺点是由于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状况造成的”。报告最后提出，必须尽一切努力保持与中国党的友谊，但方法是“用我们的经验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对那些关系到我们共同利益而观点又有分歧的最重要问题，应该坦诚地说出我们的意见，在原则上捍卫我们党认为是正确的立场”。具体做法是“加大力度宣传列宁对外政策的方针和苏联共产党对外政策的措施，坚定地捍卫我们关于国际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根本问题的观点”。[383]苏斯洛夫的报告反映了苏共领导人在北京会晤之后，特别是中印边界冲突再次爆发之后的立场和观点，其采取的态度与中共针锋相对，而分析的思路则与毛泽东的内部讲话如出一辙。尽管中共领导人当时并不知道苏斯洛夫报告的内容，但是苏联在此期间的一系列做法已经充分表明了莫斯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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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37 此时，苏联的注意力也已经不在中印关系了。[384]为了进一步推动缓和的局面，1959年12月8日赫鲁晓夫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了一份关于裁军的备忘录，建议苏联无条件地单方面裁军100万～150万人。[385]14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决议，接受赫鲁晓夫的建议，决心“为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奋斗”，并做了具体部署。[386]西方国家似乎也在为此努力。21日美、英、法和德四国政府首脑为期三天的会议在巴黎结束，会议公报说，四国首脑在会议中“就共同关心的各项问题交换了意见”，并表示一致同意与赫鲁晓夫举行一次苏、美、英、法四国政府首脑会议。同日，东西方十国裁军委员会中的五个西方国家外长也在巴黎开会，并发表公报说，它们决定向委员会中五个社会主义国家建议明年3月15日前后在日内瓦举行第一次会议。[387]25日赫鲁晓夫给艾森豪威尔复信，表示愿意在巴黎举行最高级会议，并写道：“我们始终认为，正是通过国家最高级领导人的亲自会晤，才能最有效地解决成熟了的国际问题。”[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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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39 据中国驻苏使馆观察，赫鲁晓夫访美以后，在苏联领导人讲话和报刊宣传中，对目前国际形势和苏联外交政策做了许多具体阐述和新的发挥。主要包括：在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情况下，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可以防止的；在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集团中，主张执行比较现实和明智的政策的趋势已渐占上风；经常强调艾森豪威尔的和平诚意，认为他对目前国际形势的估计表现出作为国家领导人的英明、勇气和毅力；认为国际关系已进入了新的全面缓和的发展时期，现在已有一切可能使国际关系的发展出现根本转折，结束冷战，和平共处开始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强调苏联和平共处政策中的灵活性，认为一定的合理的让步和妥协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为了总的世界和平的利益，应该而且也可以在合理的、明智的基础上共处，互相谅解和互相照顾，利用一切可能，哪怕是最小的可能，避免紧张和战争的发生。[389]这些做法与毛泽东的期望越来越远，在他看来，要制止莫斯科继续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中共必须考虑采取新的措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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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41 1960年1月4日至17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前期讨论国内经济问题，后期集中研究国际问题。会议期间，《真理报》刊登了1月9日苏共中央“关于目前党的宣传工作的任务”的决议。如社会主义长入共产主义的规律、建立共产主义物质基础的问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发展世界社会主义的规律、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竞赛问题，以及现代条件下的战争与和平问题。[390]几天后，外交部苏欧司又整理了一份材料上报。材料说，苏联不仅在中印冲突中继续持中立和调和的立场，而且在报纸上全面鼓吹和平共处，普遍宣传没有战争、没有武器的世界，认为目前“存在着现实的可能性”来实现“没有战争的世界”的理想。[391]接着，1月14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做了关于裁军问题的长篇报告，驻苏使馆当天即摘要报告了以下值得注意的内容：国际局势发展的总趋势是走向和缓，战争的危险已经减少；对东西方就召开高级会议问题达成协议表示满意；欢迎艾森豪威尔访苏，相信戴维营会谈的气氛将继续下去；强调苏法传统友谊，表扬戴高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功绩；宣布接受访问印度的邀请，赞扬尼赫鲁对加强苏印关系的贡献；重申苏联主张全面停止核试验的立场；提出苏联再度单方面裁减120万人的建议，并强调这一措施的巨大和平意义。[392]这些情况进一步刺激了毛泽东，引发了他在会议的最后一天（1月17日）对中苏关系的长篇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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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43 毛泽东首先指出，赫鲁晓夫访美、举行东西方首脑会议，有好的一面，但给帝国主义“擦粉”不好，赫鲁晓夫不善于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做革命工作，讲话没有分寸。谈到中苏关系时毛泽东指出：苏联多次整我们，两次王明路线、高饶联盟、西藏叛乱，庐山会议发生的事情也不是偶然的，但这一手不灵了。影响是相互的，过去十月革命影响我们，现在我们可能影响他。时间会证明我们是正确的，过10年他不想受影响也不行了。赫鲁晓夫要插手印度和印尼，对中苏双方都不利。和平过渡观点是机会主义的，至于是否成系统，我们还不做结论。但是，要写文章进行批判，今年是莫斯科宣言发表三周年，来他一次全国性的运动。这时邓小平插话说，列宁诞辰90周年快到了，对和平过渡、和平主义、战争与和平的问题，都可以阐明。毛泽东肯定地说，对这些原则性问题，我们应公开表示意见。虽然赫鲁晓夫有这些缺点，我们应该帮助他，估计中苏是可以团结的。[393]两天以后，中共中央便发出通知，决定在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北京将举办报告会，并由《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同时要求各地召开报告会和发表文章，大力宣传列宁关于革命、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尽管通知中强调不要批评苏联和兄弟党，但此举的矛头所指是一目了然的。[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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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45 至此，中苏两党几乎同时确定了完全相同的处理双边关系的方针：努力保持中苏友谊和团结，但必须通过公开表达各自主张和立场的方式影响对方，规劝对方，希望对方能改正错误，站到正确的路线上来。于是，中苏在基本理论观点方面各自表述的局面就自然生成了。接着，双方开始利用各种公开场合各抒己见，甚至展开激烈争论，终于导致中苏分歧的全面公开化。[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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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47 纵观上述历史过程可以发现，1959年中苏领导人之间的争吵及1960年中苏分歧的公开化，并非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一时的意气用事，而是中苏两党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这一矛盾的实质在于他们对时代特征的认识以及在战争、和平、革命等基本理论观点方面存在着重大差距。在此基础上，中苏两国对美国（帝国主义国家）、印度（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台湾（反动派）采取了不同的政策。矛盾爆发的前提在于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已经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在此之前他们都需要对方的支持和帮助，因而可以求同存异，但是当他们感到自己已经具备（或仍可保持）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能力的时候，就必然要求把社会主义各国的路线、方针、政策统一到自己认为的正确方向上。于是，分歧便显露出来，争论就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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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49 这种争论和分歧之所以发生在1959～1960年，首先是因为此时中国已经发展壮大，苏联也度过了困难时期，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自我感觉都特别好，他们都不能容忍对方的“错误政策”继续下去了。至于争论和分歧的焦点，表面上看来是中印冲突引起的，实际的根源在于对苏美是否应该接近，是否应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不同立场。赫鲁晓夫认定中国对印度采取的鲁莽和偏激的政策，其目的和后果就是破坏苏美首脑会谈，干扰缓和的进程。而在毛泽东看来，中印冲突只是小事一桩，不值一提，问题的要害在苏联对美的缓和政策，莫斯科在中印冲突中采取中立和妥协的立场，也是为了保证美苏首脑会谈的顺利进行。只是出于需要一致对敌这个共同的考虑，中苏都避开了直接指责对方的对美政策，而在对印政策上大做文章。正因为如此，当他们感到彼此都不能说服对方时，便开始在公开场合，在列宁主义这同一面大旗下，各自表述对战争、和平、革命等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看法，以证明自己路线、政策的正确性和正统性，从而取得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对其领导权的认可。中苏分歧的公开化由此发端，并成为后来两个世界上最大共产党之间政治大论战的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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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51 [1] “共同舰队”，俄文原文是совместный флот，也有译为“联合舰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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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53 [2] 毛泽东1966年3月28日接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时说，中苏闹翻实际上是在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见章百家《从“一边倒”到“全方位”——对五十年来中国外交格局演进的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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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55 [3]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第112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6页；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第727、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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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57 [4] 直到1997年在北京召开“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时，七个国家二十多位冷战史专家还在围绕这两次事件进行激烈讨论，问题仍未搞清楚。后来笔者曾撰文讨论这一问题，但还是有很多细节没有搞明白。见沈志华《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远东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3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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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59 [5] РГАЭ，ф.9452，оп.1，д.44，л.124，Симонов Н.С.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с.247-248，245。由苏联402厂建造的这艘核潜艇在试航中共航行3802海里，其中水下航行2002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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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61 [6] 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第264～165页；Мемуары Никиты Сергеевича Хрущев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3，№2，с.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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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63 [7] 《肖劲光回忆录》续集，第200～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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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65 [8] 徐明德：《第一座大型超长波电台的建设》，《海军·回忆史料》，第5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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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67 [9]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680～681页；中国军事博物馆编《毛泽东军事活动纪事（1893～1976）》，解放军出版社，1994，第907页。

1702900768

1702900769 [10] 《毛文稿》第7册，第265～266页；《毛军事文稿》中卷，第380～3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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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71 [11]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第112～113页；徐明德：《第一座大型超长波电台的建设》，《海军·回忆史料》，第508～509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57～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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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73 [12] 见阿尔希波夫《中苏关系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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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75 [13]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95页，注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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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77 [14] 罗舜初：《中国军事科学技术代表团访苏前后》，《百年潮》2006年第1期，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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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79 [15] 《肖劲光回忆录》续集，第175～184页；《周恩来年谱》中卷，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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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781 [16] 罗小明：《中共中央何时批准发展核潜艇》，《党史博览》2010年第5期，第40页。笔者与罗小明谈话时得知，他的材料来源于罗舜初个人保存的笔记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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