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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中苏两党几乎同时确定了完全相同的处理双边关系的方针：努力保持中苏友谊和团结，但必须通过公开表达各自主张和立场的方式影响对方，规劝对方，希望对方能改正错误，站到正确的路线上来。于是，中苏在基本理论观点方面各自表述的局面就自然生成了。接着，双方开始利用各种公开场合各抒己见，甚至展开激烈争论，终于导致中苏分歧的全面公开化。[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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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上述历史过程可以发现，1959年中苏领导人之间的争吵及1960年中苏分歧的公开化，并非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一时的意气用事，而是中苏两党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这一矛盾的实质在于他们对时代特征的认识以及在战争、和平、革命等基本理论观点方面存在着重大差距。在此基础上，中苏两国对美国（帝国主义国家）、印度（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台湾（反动派）采取了不同的政策。矛盾爆发的前提在于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已经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在此之前他们都需要对方的支持和帮助，因而可以求同存异，但是当他们感到自己已经具备（或仍可保持）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能力的时候，就必然要求把社会主义各国的路线、方针、政策统一到自己认为的正确方向上。于是，分歧便显露出来，争论就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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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争论和分歧之所以发生在1959～1960年，首先是因为此时中国已经发展壮大，苏联也度过了困难时期，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自我感觉都特别好，他们都不能容忍对方的“错误政策”继续下去了。至于争论和分歧的焦点，表面上看来是中印冲突引起的，实际的根源在于对苏美是否应该接近，是否应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不同立场。赫鲁晓夫认定中国对印度采取的鲁莽和偏激的政策，其目的和后果就是破坏苏美首脑会谈，干扰缓和的进程。而在毛泽东看来，中印冲突只是小事一桩，不值一提，问题的要害在苏联对美的缓和政策，莫斯科在中印冲突中采取中立和妥协的立场，也是为了保证美苏首脑会谈的顺利进行。只是出于需要一致对敌这个共同的考虑，中苏都避开了直接指责对方的对美政策，而在对印政策上大做文章。正因为如此，当他们感到彼此都不能说服对方时，便开始在公开场合，在列宁主义这同一面大旗下，各自表述对战争、和平、革命等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看法，以证明自己路线、政策的正确性和正统性，从而取得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对其领导权的认可。中苏分歧的公开化由此发端，并成为后来两个世界上最大共产党之间政治大论战的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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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共同舰队”，俄文原文是совместный флот，也有译为“联合舰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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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毛泽东1966年3月28日接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时说，中苏闹翻实际上是在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见章百家《从“一边倒”到“全方位”——对五十年来中国外交格局演进的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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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第112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6页；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第727、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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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直到1997年在北京召开“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时，七个国家二十多位冷战史专家还在围绕这两次事件进行激烈讨论，问题仍未搞清楚。后来笔者曾撰文讨论这一问题，但还是有很多细节没有搞明白。见沈志华《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远东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3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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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РГАЭ，ф.9452，оп.1，д.44，л.124，Симонов Н.С.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с.247-248，245。由苏联402厂建造的这艘核潜艇在试航中共航行3802海里，其中水下航行2002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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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第264～165页；Мемуары Никиты Сергеевича Хрущев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3，№2，с.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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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肖劲光回忆录》续集，第200～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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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徐明德：《第一座大型超长波电台的建设》，《海军·回忆史料》，第5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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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680～681页；中国军事博物馆编《毛泽东军事活动纪事（1893～1976）》，解放军出版社，1994，第9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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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毛文稿》第7册，第265～266页；《毛军事文稿》中卷，第380～3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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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第112～113页；徐明德：《第一座大型超长波电台的建设》，《海军·回忆史料》，第508～509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57～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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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见阿尔希波夫《中苏关系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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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95页，注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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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罗舜初：《中国军事科学技术代表团访苏前后》，《百年潮》2006年第1期，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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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肖劲光回忆录》续集，第175～184页；《周恩来年谱》中卷，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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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罗小明：《中共中央何时批准发展核潜艇》，《党史博览》2010年第5期，第40页。笔者与罗小明谈话时得知，他的材料来源于罗舜初个人保存的笔记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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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肖劲光回忆录》续集，第183～184页；《周恩来年谱》中卷，第149页；《周恩来致赫鲁晓夫函》（1958年6月28日），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083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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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罗小明：《中共中央何时批准发展核潜艇》，《党史博览》2010年第5期，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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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聂荣臻传》，第552页；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第643～646页；罗小明：《中共中央何时批准发展核潜艇》，《党史博览》2010年第5期，第40～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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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至于核潜艇研制“下马”的原因，《聂荣臻传》的说法是“由于国防科研任务过于繁重”。见《聂荣臻传》，第5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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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8年7月14日），РГАНИ，ф.3，оп.12，д.1009，л.38-39，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316，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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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见阿尔希波夫《中苏关系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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