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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争论和分歧之所以发生在1959～1960年，首先是因为此时中国已经发展壮大，苏联也度过了困难时期，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自我感觉都特别好，他们都不能容忍对方的“错误政策”继续下去了。至于争论和分歧的焦点，表面上看来是中印冲突引起的，实际的根源在于对苏美是否应该接近，是否应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不同立场。赫鲁晓夫认定中国对印度采取的鲁莽和偏激的政策，其目的和后果就是破坏苏美首脑会谈，干扰缓和的进程。而在毛泽东看来，中印冲突只是小事一桩，不值一提，问题的要害在苏联对美的缓和政策，莫斯科在中印冲突中采取中立和妥协的立场，也是为了保证美苏首脑会谈的顺利进行。只是出于需要一致对敌这个共同的考虑，中苏都避开了直接指责对方的对美政策，而在对印政策上大做文章。正因为如此，当他们感到彼此都不能说服对方时，便开始在公开场合，在列宁主义这同一面大旗下，各自表述对战争、和平、革命等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看法，以证明自己路线、政策的正确性和正统性，从而取得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对其领导权的认可。中苏分歧的公开化由此发端，并成为后来两个世界上最大共产党之间政治大论战的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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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共同舰队”，俄文原文是совместный флот，也有译为“联合舰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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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毛泽东1966年3月28日接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时说，中苏闹翻实际上是在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见章百家《从“一边倒”到“全方位”——对五十年来中国外交格局演进的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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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第112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6页；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第727、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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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直到1997年在北京召开“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时，七个国家二十多位冷战史专家还在围绕这两次事件进行激烈讨论，问题仍未搞清楚。后来笔者曾撰文讨论这一问题，但还是有很多细节没有搞明白。见沈志华《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远东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3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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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РГАЭ，ф.9452，оп.1，д.44，л.124，Симонов Н.С.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с.247-248，245。由苏联402厂建造的这艘核潜艇在试航中共航行3802海里，其中水下航行2002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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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第264～165页；Мемуары Никиты Сергеевича Хрущев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3，№2，с.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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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肖劲光回忆录》续集，第200～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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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徐明德：《第一座大型超长波电台的建设》，《海军·回忆史料》，第5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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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680～681页；中国军事博物馆编《毛泽东军事活动纪事（1893～1976）》，解放军出版社，1994，第9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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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毛文稿》第7册，第265～266页；《毛军事文稿》中卷，第380～3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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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第112～113页；徐明德：《第一座大型超长波电台的建设》，《海军·回忆史料》，第508～509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57～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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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见阿尔希波夫《中苏关系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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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95页，注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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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罗舜初：《中国军事科学技术代表团访苏前后》，《百年潮》2006年第1期，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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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肖劲光回忆录》续集，第175～184页；《周恩来年谱》中卷，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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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罗小明：《中共中央何时批准发展核潜艇》，《党史博览》2010年第5期，第40页。笔者与罗小明谈话时得知，他的材料来源于罗舜初个人保存的笔记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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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肖劲光回忆录》续集，第183～184页；《周恩来年谱》中卷，第149页；《周恩来致赫鲁晓夫函》（1958年6月28日），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083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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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罗小明：《中共中央何时批准发展核潜艇》，《党史博览》2010年第5期，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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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聂荣臻传》，第552页；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第643～646页；罗小明：《中共中央何时批准发展核潜艇》，《党史博览》2010年第5期，第40～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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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至于核潜艇研制“下马”的原因，《聂荣臻传》的说法是“由于国防科研任务过于繁重”。见《聂荣臻传》，第5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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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8年7月14日），РГАНИ，ф.3，оп.12，д.1009，л.38-39，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316，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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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见阿尔希波夫《中苏关系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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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鉴于此事在中苏关系中的重要性，笔者相信阿尔希波夫不会有记忆的错误。而作为一位始终坚持对华友好的当事人，笔者更相信他不会编造谎言。据说在中苏论战期间，赫鲁晓夫指名要阿尔希波夫写批评中国的文章，但他始终没有写过一个字。见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第47～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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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毛泽东与尤金谈话记录》（1958年7月21日），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57～160页；《邓小平年谱（1904～1974）》，第1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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