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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念上的混淆和矛盾，随着共产党执政时间的延长而加剧，且特别突出地作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处理相互关系的主张中。平时大家都认可以国际主义标示的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有意无意地掩盖了国家利益之间的差异性，而当分歧和冲突显露的时候，却各自有所主张。大国，强国，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和党，通常强调国际主义原则，而小国，弱国，处于被领导地位的国家和党，则往往强调国家利益。同时，这些主张也是相对而言的。当铁托指责苏联侵犯自己的国家利益的同时，却要求阿尔巴尼亚绝对服从南斯拉夫的需要，当中共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作风的同时，却要求日本、朝鲜和越南党接受自己的路线。不仅如此，这些主张又因时间和地点不同而异。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被誉为保护社会主义阵地的革命行动，而1968年苏军占领布拉格则被谴责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一致的认同，于是面临危机时就无法找到妥协的平台和条件，那么两国关系就难以取得和解，就无法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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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平等意识不清晰，表现为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准则之间的矛盾，以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领导排斥了同盟各国应享有的平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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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各国共产党把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形态及其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国家关系成为党际关系的延续及其外在形式。在现代国家关系中，通行的原则是相互承认对方的平等地位，无论国家大小，应该在此基础上协商解决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在共产党的内部和党际关系中，实行的组织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两个原则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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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国际共运一直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作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统管包括俄（苏）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这种在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规范下的结构形式，本质上是排斥各党独立地位的，并体现出各国（各地）共产党都要服从于一个指挥中心的政治特征。由于历史的原因，即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和革命成功的领先地位，使得莫斯科一直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而苏联共产党则实际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特别是在斯大林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之后，苏共就是各国共产党的太上皇，保障和维护苏联的利益就是拥护和实行国际主义的表现。因此，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党际关系从结构上就不可能是平等的。尽管有些党也曾对此表示不满，但由于理论上的误区和实力上的差异，这种政治范式不仅可以合理地存在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党际关系中，而且得以延续到后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东欧和亚洲一些共产党陆续掌握了国家权力，同时，在冷战兴起的背景下，这些国家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在这个过程中，各国共产党很自然地把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范式和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苏共二十大解散了共产党情报局以后，赫鲁晓夫仍然想建立类似的国际组织，说明其主导原则没有变化。毛泽东提出“开会解决问题”，固然是出于对莫斯科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当然领导地位的不满，但他所坚持的原则还是共产主义运动要有一个中心，社会主义阵营要有一个党为首，而这正是所有共产党共同奉行的准则。此外，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领导机制还有等级之分，上边有整个阵营的核心，中苏之间就是为此而进行争夺的，下边有不同地区的核心，如南斯拉夫之于巴尔干和越南之于东南亚，那里领导地位的确立也是要靠实力去竞争的。既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混淆在一起，领导与被领导的原则便仍旧适用，那么在这里，实际上也就无从谈起完整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其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毛泽东在1956年10月刚刚借波兰危机敦促苏共发表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平等宣言》，声明从欧洲各社会主义国家撤出苏联军队，却又因其把匈牙利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而要求苏联出兵占领布达佩斯，解散纳吉的合法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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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指责强国、大国侵犯本国主权的事情时有发生。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这里表现的正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党际关系所通行的政治准则，即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范式。既然各国共产党都强调和承认国际共运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并在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前提下维护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那么也就在实际上放弃了各自的独立性。于是，在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在国家关系混同于党际关系的状态下，社会主义同盟中各国主权的完整性就很难得到保证。同时，这种关系范式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独立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团结统一往往掩盖了同盟内部各国之间在发展水平和利益要求方面的差异。平时大家以兄弟相称，言谈举止无所顾忌，只讲主义，不言利益，淡漠了正常的国家关系；等到分歧和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那种笼罩在民族感情和心理上的阴影便显露出来，相互关系也就随之面临危机。社会主义阵营内国家关系的这种政治特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同盟内在的不稳定性：一旦处于领导地位的某个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受到挑战，或者某一主权国家不再认同它们之间的整体利益，则领导与被领导的原则以及局部服从全局的逻辑就不再发生作用，它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就面临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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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党的关系破裂就意味着国家关系破裂。1962年的新疆伊塔事件以及60年代初期不断升级的边境纠纷，就是中苏之间两国国家利益开始出现分歧和冲突的信号。随着两国关系的持续恶化和对抗，终于爆发了1969年的边界武装冲突。就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言，中苏同盟从此走上了不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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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以往关于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的两种解释——意识形态分歧论和国家利益冲突论，我们的分析和观点或许可以归纳为“结构失衡论”。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就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的特殊性而言，社会主义阵营领导结构发生变化，中共和苏共平起平坐，天空出现两个太阳，于是，争夺国际共运主导权就成为中苏两党解决他们之间路线和政策分歧的唯一目标，同时也构成了他们无法在同盟内部弥合分歧、实现妥协的根本原因；其二，就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普遍性而言，在冷战时代，共产党之间党际关系掩盖甚至替代他们执掌政权后的国家关系是一种普遍现象，而党际关系的结构和政治范式与现代意义的国家关系完全不同。在这种结构中，从本质上讲没有主权意识，没有平等观念，作为绝对真理的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同一性和唯一性，无视并抹杀了阵营内部各个国家之间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利益诉求。于是，社会主义的同盟关系便经常处于动荡和分化之中，同时这种结构失衡也就成为中苏同盟必然走向破裂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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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说的是，1980年代中苏关系之所以能够实现正常化，恰恰是因为排除了意识形态的考虑和党际关系的因素，而把双边关系定位于国家利益。应该说，直到这时，即苏联行将解体之时，中苏关系才开始真正建立在成熟的现代国家关系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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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IE 13-58，Communist China，13 May 1958，Tracking the Dragon，p.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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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IE 13-2-59，Present Trends in Communist China，10 February 1959，p.2，见Tracking the Dragon一书所附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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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IE 13-59，Communist China，28 July 1959，p.3，见Tracking the Dragon一书所附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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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NIE 100-3-60，Sino-Soviet Relations，9 August 1960，Tracking the Dragon，pp.218，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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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NIE 13-60，Communist China，6 December 1960，Tracking the Dragon，pp.249-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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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NIE 13-2-61，Communist China in 1971，28 September 1961，FRUS，1961-1963，Vol.22，Northeast Asia，Washington D.C.：GPO，1996，pp.13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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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NIE 13-63，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Communist China，1 May 1963，Tracking the Dragon，pp.333-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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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NIE 100-3-60，Sino-Soviet Relations，9 August 1960，Tracking the Dragon，pp.220-221，224-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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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04年10月笔者参加了由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的宗旨是从历史的角度检讨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华情报工作。在会议上，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其他官员面对各国学者的质询，解释了美国情报工作屡次失误的种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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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如见G.F.Hudson，Richard Lowenthal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The Sino-Soviet Dispute，New York：Praeger，1961；John Gittings，Survey of the Sino-Soviet Dispute，London：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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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如见Harrison Salisbury，War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New York：Norton，1969；Tsien-hua Tsui，The Sino-Soviet Border Disputes in the 1970s，Ontario：Mosaic Press，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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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如见Shu Guang Zhang，Economic Cold War；沈志华《对中苏同盟经济背景的历史考察（1948～1949）》，《党的文献》2001年第2期，第53～64页；沈志华《对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83～93页；William C.Kirby，“China’s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Dreams of a Socialist World Economy，”The China Quarterly，No.188，December 2006，pp.870-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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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如见M.Y.Prozumenshchikov，“The Sino-Indian Conflict，the Cuban Missile Crisis，and the Sino-Soviet Split，October 1962，”CWIHP Bulletin，Issues 8-9，Winter 1996/1997；Mercy Kuo，Contending with Contradictions：China’s Policy toward Soviet Eastern Europ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ino-Soviet Split，1953-1960，Maryland：Lexington Books，2001；李丹慧《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冲突矛盾（1965～197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李丹慧《关于世界工联北京会议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1期；戴超武《中印边界冲突与苏联的反应和政策》，《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沈志华《难以弥合的裂痕：苏联对中印冲突的立场及中苏分歧公开化（1959～1960）》，《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第5～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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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如见李丹慧《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对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资料》1999年第4、5期；《同志加兄弟：1950年代中苏边界关系——对中苏边界问题的历史考察（之一）》，《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2004年秋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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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如见杨奎松《走向破裂——中共中央如何面对中苏关系危机》，《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5期；牛军《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1957～1959）》，《国际政治研究》2001年第2期；沈志华《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态度及结果》，《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1期，第118～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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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如见W.Taubman，“Khrushchev Versus Mao：A Preliminary Sketch of the Role of Personality in the Sino-Soviet Split，”CWIHP Bulletin，Issues 8-9，Winter 1996/1997；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W.Taubman，Khrushchev：the Man and His Era，New York & London：W.W.Norton & Company，Inc.，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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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如见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Lorenz Luthi，The Sino-Soviet Split；Sergey Radchenko，Two Suns in the Heav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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