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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建构的角度，华尔兹的意见是合理的。过多的要素或研究变量会导致研究设计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te），也就是“从因果假设中推不出任何东西”4。如果推理多于观察值，如果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完全的相关关系，那么这样的研究设计就是不确定的研究设计（indeterminate research design）。在推理过程中，每一个观察值最多只能进行一个推理。5过多的变量会易于导致研究设计的不确定性。因此，简洁的理论不仅能体现抽象的力量，而且也可以避免不确定的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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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理论建构的逻辑下，新现实主义确立的三个基本假设深刻影响了国际关系研究：国际无政府状态假设、单一国家（unitary）假设以及理性行为体假设。之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对这三个基本假设的挑战而展开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在这三个假设的基础上，强调国际制度因素同国际结构一样，都对国家行动产生影响。6建构主义则对无政府状态和理性国家的假设提出挑战，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国家互动造成的，与其说国家是理性的，不如说国家是社会性的。7以英格兰为根据地的国际社会理论也反对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强调国际体系的秩序特征，认为国家共同组成了一个没有政府但是具有秩序的“国际社会”。8也有研究挑战理性行为体假设，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加入非理性要素或者心理要素。9此外，还有一种重要的努力方向就是对单一国家假设的挑战，尝试将国内政治重新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中。在理论建构上，这种理解国内和国际政治互动的新尝试努力解决新现实主义所批评的国内层次解释的缺点：过多的解释变量与简洁性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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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关注国内要素的国际关系研究曾经吸引了一批优秀学者，出版了大量重要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诸多深刻见解。10但是到了80年代，在结构现实主义的挑战下，这些关注国内政治的研究逐渐变成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边缘。之前的研究成果或是被整合到其他的理论中（如联系政治），或者由于国际关系的现实进展而停滞（如一体化研究），或者放弃最初的严格假设，转而接受结构现实主义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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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彼得·古雷维奇（Peter Gourevitch）的《第二意象的反转》一文奠定了90年代以来第二意象上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方向。在文章中，古雷维奇讨论了国际体系如何制约国内政治，国内结构如何影响国家行为以及国内社会的重要性等问题。11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发展，打通国内和国际界限的研究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民主和平论与双层博弈方法12的发展都促进了国内政治重新回到国际关系中，其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全球经济的国内政治后果，强调全球经济对国内行为体的机会成本的影响；国内制度对对外经济政策的影响，着眼于国内制度与全球经济的相互影响；强调国际与国内结合的谈判特征，认为国际与国内结合的关键是搞清楚这两个层次上的要素如何互动；国际制度对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影响，关注于国际制度对行为体的约束作用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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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建构上，这一波将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相结合的努力反映了结构现实主义的深刻影响。这些努力不仅要将国内政治纳入考虑，而且还要像现实主义一样简约和理论化。《利益、制度与信息》一书就是米尔纳以一种一致、连贯的方式结合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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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纳接受了华尔兹关于理论简洁性的标准，而对体系层次变量的优先性提出了批评，认为是否会导致解释变量的无限增多，并不在于在哪个层次上选择变量，而在于所选择的变量是否具有重要的、系统的影响。“如果存在对国家互动的系统的国内影响，那么不去检验这些因素也会导致变量的无限增长。”14米尔纳在放宽国家单一行为体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合作的国内政治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结合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中，米尔纳的理论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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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她认为国内行为体的利益和偏好要比制度重要，制度是国内行为体偏好结构的反映，制度只有同偏好结构结合在一起时，才是重要的。在结合国内和国际政治的研究中，一直存在着制度和利益何者更重要的差别。强调国内制度作用的研究讨论国内制度对国际经济影响的限制作用、国内制度的变革以及国内制度的偏好加总功能。有的研究注重国内制度通过模糊国际相对价格信号或者限制国内联盟的形成来限制全球经济对国内经济的影响15；有的研究分析在什么条件下全球经济会改变国内制度，强调国内联盟基础、政府承诺的信誉以及决策时限等是考察国内制度变革的必要方面16；也有研究偏重于考察国内制度如何将国内行为体不同的政策偏好转化为国家偏好17。而米尔纳则是在行为体利益和偏好结构的基础上，对政治制度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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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政治行为体和社会行为体哪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上，米尔纳认为政治行为体的利益和偏好更具根本性，同时巧妙地将社会行为体作为其理论中的信息提供者，从而在模型中统一了政治行为体和社会行为体。传统的国内社会模式通过社会行为体的偏好和利益来理解国家对外经济政策，这种模式是建立在民主制度的代议制和社会集团对国家政治的参与基础上的。比如安德鲁·莫拉夫奇克（Andrew Moravcsik）就认为应当从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来理解世界政治，他提出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三个核心假设：社会行为体的优先性，代议制和国家偏好，相互依赖与国际体系。18从国内社会角度研究国家对外政策，强调政策制定的社会基础，以国内社会行为体的政策偏好来解释政策选择的结果。而国内政治模式则主张对外政策的制定是由政治家和政党做出的，他们也是具有自身利益和政策偏好的，而正是他们的偏好和利益决定了国家的政策选择。19米尔纳以政治行为体的利益和政策偏好为基础，强调国内偏好结构主要是指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之间的偏好结构。但同时，她又指出了国内政治的信息不完全状况，而利益集团可以作为信息提供者参与到国家政策的制定中来，通过影响国内政治的信息结构，对国家政策选择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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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借助双层博弈模型，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理解为两个博弈过程：国内的批准博弈过程和国际的谈判博弈过程。两个过程相互影响，共同决定了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和内容。书中对国内“鹰派”和“鸽派”影响国际谈判和国际合作内容的方式都做了清楚而可信的分析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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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米尔纳的理论认为应当放宽单一国家的假设，国家并非如现实主义所假设的是高度等级的体系，国家内部政治过程对国际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政治家的根本利益在于维持政治权力，而这些基本利益决定了政治行为体在不同政策领域的政策偏好。国内政治行为体的偏好结构决定了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和内容。社会行为体是国内博弈中的信息提供者，通过是否背书合作政策来影响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和内容。制度是同偏好联系在一起的，并且通过偏好来发挥作用。根据这一理论，米尔纳提出了如下需要检验的具体理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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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行政机构必须同立法机构分享政策制定权，而且它们的偏好不同，那么国际合作就比单一国家的纯国际博弈的可能性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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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分治越明显，国际合作的可能性越低，批准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大，立法机构对协定内容施加的影响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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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息不对称越严重以及完全信息背书者越少，批准失败的可能性就越高。但是所有可接受的协定会更可能反映行政机构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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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不对称信息情况下，如果立法机构能够依赖信息完备的背书人，那么合作可能性就会增加，对立法机构偏好会更负责。在存在多个背书人时，行政机构必须获得至少一个集团的背书，批准才会发生。如果有两个背书人，批准总是会发生；如果没有背书人，批准不会发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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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纳采用比较案例研究方法提出上述理论假设，通过有意识的案例选择和案例设计，比较可行地验证了书中提出的理论。下面具体讨论米尔纳用于检验理论的案例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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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选择案例：因果关系与选择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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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影响（causal effect）是指当解释变量取不同值时，案例之间所存在的系统性差异。21实验方法是确定因果关系的最为可靠的方式。在实验中，通过对解释变量的控制，区别出实验组（treatment group）和控制组（control group），然后利用单元的随机选择和解释变量的随机赋值，来观察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因果影响。对解释变量的控制、单元的随机选择与解释变量的随机赋值确保了因果影响（如果存在）的系统性。这是大样本定量研究的推理逻辑。通过控制（control）和随机（randomness）可以确保“条件性独立”（conditional independence），也就是保证案例的选择和解释变量的取值独立于被解释变量。22而在小样本案例研究中，无法合适地运用控制和随机的程序，而主要通过有意识的案例选择（intentional selection of observations）来实现单元的同质性（unit homogeneity），从而做出可信的因果推理。23单元同质性是指“当我们的解释变量取特定值时，每个单元的因变量的预期值是相同的”24。也就是说，只有单元是同质的，我们才能确定它们所体现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一般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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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性（单元的随机选择和解释变量的随机取值）是确保因果推理可信性的重要程序，如果不能实现随机分配的程序，那么就会有冒“选择偏见”（selection bias）的风险。在统计学中，如果研究设计或者对所研究的现实世界现象的选择过程导致系统性的错误，称为选择偏见。25如果定量研究者根据因变量而对数据进行选择，则会导致对自变量和因变量间因果关系的低估。因此，定量研究极力避免根据因变量来选择案例或观察值。也就是说，如果根据自变量和因变量来选择案例，可能会导致只是选择那些支持自己理论的案例。26加里·金（Gary King）、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在《设计社会研究》一书中提醒案例研究者要注意选择偏见问题，并具体提出了降低选择偏见的原则。第一，根据因变量（结果）来选择案例会削弱变量间的因果影响，因此选取案例要保证因变量（结果变量）体现最低程度的变化。27比如，当讨论政府干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不仅要选取成功实现经济增长的案例，还要选取经济增长停滞的案例，或者根据经济增长的不同程度来选择案例。第二，根据解释变量（原因）来选择案例并不会导致推理问题，28因为依解释变量选择案例的方法并不会预先设定结果。国际关系和政治学研究一般很难对解释变量取值进行控制，因此需要根据研究目的和战略有意识地选择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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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金、罗伯特·基欧汉和西德尼·维巴区分了五种有意识的案例选择程序：（1）根据解释变量选择案例；（2）根据结果变量选择案例；（3）结合解释变量和结果变量一起来选择案例；（4）解释变量保持恒定的案例；（5）结果变量保持不变的案例。29根据解释变量来选择案例是最为可靠的方法，也是《设计社会研究》一书作者所推荐的。在案例研究中，由于无法避免根据结果变量来选择案例，因此需要有意识地避免选择偏见。解决方法之一就是将不同结果的案例都包括进来，并且在研究中要确保解释变量和结果变量的相互独立。结合解释变量和结果变量来选择案例也极易导致选择偏见，缓和方法之一就是不要同时根据解释变量和结果变量来选择案例，而是尽量保证根据解释变量或结果变量来选择案例的相互独立性。无论解释变量恒定不变还是结果变量恒定不变，都不是好的案例选择程序。在这两种情况下，确定因果影响和进行因果推理都比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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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选择偏见是案例研究的主要弱点之一。在小样本案例研究中，尽管无法运用控制和随机分布的手段来避免选择偏见，但是可以通过有意识的案例选择来保证案例的同质性，从而降低选择偏见。根据解释变量来选择案例是最好的方法，而如果根据结果变量来选择案例则需要注意推理程序和过程。无论根据解释变量还是结果变量来选择案例，都需要尽量保证变量取得不同的值，从而可以观察变量在不同情况下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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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较案例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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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案例研究或者称为“控制比较”（controlled comparison）是一种近似于试验的方法，是将两个或者更多的相类似的案例放在一起比较它们的差异，探寻原因。如果能够发现这样的案例，控制比较的方法就可以运用试验的逻辑来进行因果推理。30通过比较方法进行因果推理的思想源头可以回溯到约翰·穆勒（John Mill）的《逻辑体系》。穆勒提出了确定因果关系的五种方法，包括求同法、求异法、求同求异并用法、共变法和剩余法，其中求同法和求异法是最基本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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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同法（method of agreement）是指在两个或者更多具有相同结果的案例中，探求相似解释变量的方法，其基本逻辑是相同原因导致相同结果。求同法是研究“不变的模式”（patterns of invariance），具有共同结果的案例也应当具有造成这个共同结果的相同原因。31一般而言，利用求同法需要遵循三个基本步骤：首先，识别出具有相同结果案例的共性；其次，明确这种共性与相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后，在所识别的相似性的基础上，提出一般性解释。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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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异法（method of difference）是指在两个或者更多不同结果的案例中，探求不同的解释变量的方法，其基本逻辑是有原因则有结果，无原因则无结果。求异法更接近试验方法，通过观察不同的解释变量如何造成不同的结果，从而得出较为可靠的因果影响关系。运用求异法也需要遵循三个基本步骤：首先，利用理论来识别案例的相关差异；然后，讨论这种差异与案例不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后，在所识别的差异基础上，对所研究的现象提出一般性解释。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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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穆勒的求同法和求异法，亚当·普热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和亨利·图恩（Henry Teune）提出了案例选择的两类方法：最相似体系设计（most similar system design）和最差异体系设计（most different system design）。34最相似体系设计是指除了所研究的变量之外，尽量选择其他方面都相似的案例。在最相似体系中，案例的结果不同，但是案例的其他可能导致案例结果的变量都相似，因此研究需要发现导致案例结果差异的变量。最相似体系设计是求异法的应用。最差异体系设计是指一组案例的结果和解释变量都相同，除此之外其他要素都不相同。最差异体系设计是求同法的应用。比如，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就是最差异案例设计，她在法国、俄国和中国这三个条件极为不同的国家间寻找导致这三国发生社会革命的共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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