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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策协调的不同分配性影响是重要的……那些经济活动对外国金融和汇率市场情况较为敏感的行为体将愿意牺牲国家政策自主性，而进行政策协调。国际投资者、贸易商以及相似的行为体倾向于得到好处，而非贸易部门的行为体——他们的商业活动可能因为牺牲自主性而受损，而且从协调中也几乎没有得到相应的利益——倾向于反对……不同利益集团成功实现自己目标的情况依案例和国家的不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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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不同意弗里登对部门利益的推导。也有人强调金融部门不期待固定汇率，相反是偏好浮动汇率，因为能够从汇率波动中获得利益（Destler and Henning 1989：132—134；Funabashi 1989：122，126）。海宁（Henning 1994：22—35）认为银行—产业的关系决定了银行的汇率偏好。另一些人则反对利益集团能够对汇率感兴趣或者能够理解他们的汇率偏好的观点（Giovannini 1993；McNamara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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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和货币政策争论的共同点就是国内部门和国际部门的偏好会截然不同。主要从国内市场获得收入的集团通常是国际合作的反对者。另一方面，主要从国际市场（出口、跨国生产或服务、国际金融）获得收入的集团则倾向于支持国际合作。所以，社会集团间主要的区分依赖于他们对国际经济的开放程度。这再一次表明国家经济开放程度是关键要素。国家经济开放程度反映了经济中国际部门的规模（相对于国内部门）。开放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仅框定了政策如何影响社会行为体的收入，也制造了利益集团想获得或避免的由外国政策所带来的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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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治行为体一样，社会行为体的偏好也因他们对世界经济的开放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总的来说，经济开放程度越高，集团同国际经济的联系就越紧密，他们的偏好也就越温和。因此，经济开放性应该产生更为温和的政治领导人和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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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偏好的这些论点为预测国内对国际协定的支持和反对提供了基点。社会行为体的偏好依赖于政策的不同分配性影响；相应政治行为体的偏好依赖于政策对总体经济以及选举上支持自己的利益集团的偏好的影响。这些集团的偏好界定了国内偏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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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以偏好为基础的方法在预测集团偏好上比预测国家政策选择上有更为坚实的基础。本书尝试超越这些早期研究：加入政治行为体以及他们与社会行为体之间的战略互动。将政治行为体偏好与社会集团偏好相结合，该模型承认这些不同行为体在政策制定中的相互依赖。政治和社会行为体的偏好构成了模型的基础，但是这些国内行为体间博弈的本质是框定国际结果。理解政策偏好是关键的第一步，但也仅是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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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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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治和社会行为体的偏好是两个要素的函数：所考虑的议题领域与国家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融入世界经济既是指开放的程度，也是指别国政策造成的外部性的本质。但是，如果偏好是由经济开放程度所确定的，那么它们可能是内生的。开放性显然部分是之前政策与合作的结果。政治领导人选择开放的经济政策（可能通过合作）能够强化他们将来的合作偏好。比如，在20世纪40年代，当西方国家决定在关贸总协定中削减贸易壁垒后，它们的经济变得越来越融入国际经济。这种新的开放性产生了对开放的强烈国内偏好，这有助于进一步削减贸易壁垒。因此，随着开放的增长，进一步合作的偏好可能也会增加。西欧国家提供了另一个例子。欧洲共同体在20世纪50年代的形成可能是后来产生对货币合作的兴趣的必要条件。之后，只有当单一欧洲法案开放了欧洲内部市场之后，对货币联盟的需求才使得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成为了可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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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注意偏好的基础，之前的政策选择会预示之后的发展。其他大量例子中，外生要素也会促进开放性：交通成本和运输时间的下降，通讯的改善以及其他技术创新（Frieden and Rogowski 1996）。但是偏好本身可能仍部分内生于之前的政策选择和早先的合作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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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国际合作和开放性之间并不存在一对一的关系。一些行为体的合作需求可能是因为开放的增加，但是另一些因素——比如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之间共享权力的本质和国内偏好结构——也框定了国际结果。即使（更多的）行为体更愿意合作（比如更温和），国内博弈仍不必然导致合作性协定。下一章将论述，外国政府、本国行政机构、立法机构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双层谈判博弈决定了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和内容。理解行为体的偏好只是第一步。在特定政治制度中他们的策略互动决定了国际合作可能性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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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一个行为体的行动对其他行为体的环境直接产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不能通过价格传递时”，那么外部性就出现了（Papandreou 1994：5）。外部性的想法具有很长的历史，可追溯至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和庇古（A．C．Pigou）。不幸的是随着时间的增加，外部性开始有了很多定义。最近一项研究认为，“自从外部性进入经济学家的词汇，至少已经有了100年的历史。这个概念被广泛使用，但是似乎这个术语还没有精确和一致的界定”（Papandreou 1994：14）。外部性同其他重要概念相联系，比如相互依赖、交易成本、非预期后果以及市场失灵等（Mishan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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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策工具的丧失影响了政府实现自身多个目标的能力。如果政府具有两个目标和两项政策工具，实现这些目标是可能的。不改变目标而放弃一个工具将会使自身十分困难，因为政府只能用一项工具来完成两个目标，而根据丁伯根法则，这将使得实现两个目标都变得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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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另外我们也可以假设领导人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但是是由国家利益所推动，也就是他们相信实现高增长和低通胀是国家作为整体的理想政策（Lindbeck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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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尽管我们假设政治领导人控制货币政策，但可能并不总是这样。在一些国家，独立的中央银行可能控制货币供给，而它们可能不愿意按政治领导人的要求去做。但是伍利（Wooley 1984）、罗曼（Lohmann 1995）、克雷里达和盖特勒（Clarida and Gertler 1996）认为，即使最独立的中央银行也会对政治压力作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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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这依赖于国内进口需求的价格弹性是否大于1。如果不是，那么保护的增加可能降低进口数量，但是不会降低总体价值，因此也就不会导致国内需求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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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这是马歇尔—勒纳条件（Marshall-Lerner condition），即外国对本国进口需求的价格弹性与本国进口需求的价格弹性之和大于1（Dornbusch 1980：59—62）。这个条件是根据两个发现该原理的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与勒纳（Abba Lerner）来命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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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 第三章 双层博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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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彼得·罗森多夫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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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提出了一个揭示国内和国际因素如何互动以影响国家间合作的形式模型，把单一行为体模型与多头政治模型相比较，而且也考察多头政治程度的不同对国际谈判的不同影响。该模型关注国内偏好结构的差异——包括分治政府的程度——以及国内的信息分布情况，展示了这些变量如何影响国内的批准博弈，以及如何影响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和内容。它检验了以下三个因素对国际合作可能性和内容的影响：多头政治国家假设，分治政府及其程度的加深，以及信息的国内不对称分布。模型将国内制度背景看作是恒定的，第四章笔者将讨论不同制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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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目的是确定在什么条件下以及以何种方式国内政治对于国际关系是重要的。少有（如果有）研究这样做。比诺·德·梅斯基塔与拉尔芒的《战争与理性》（Bueno de Mesquita and Lalman， War and Reason，1992）就是对冲突的国际和国内理论的最系统的研究，该书为国内政治影响国际冲突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但是，对他们而言，国内政治仍然是黑匣子，“在国内（博弈）中，需求被假定为内生于某些国内政治过程，这里不用详细阐释，这些需求因国家而有所不同，而且发生于我们所研究的行动之前”（Bueno de Mesquita and Lalman 1992：36）。这仍然让我们无法完全准确理解内部事务如何以及何时影响外部事务。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主张，“下一步研究要把我们这里提出的模型与适当的国内政治过程模型联系起来”（Bueno de Mesquita and Lalman 1992：46）。本章主要就是做这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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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模型将检验双层博弈中以下四组行为体的互动：本国政治行政机构、外国政府、本国立法机构以及国内的利益集团。模型关注两个关键要素：国内偏好结构与信息分布。首先，模型将证明不同国内偏好结构对国际合作的影响。比如，什么样的差异导致行政机构或者立法机构成为国内最为强硬的行为体？国会和行政机构偏好差异的增加会有什么影响？增加的分歧使得合作更容易还是更困难？这些分歧是如何影响国际合作的内容？核心结论就是国内偏好结构和信息的国内分布对合作的可能性和内容发挥关键影响。研究国际协定的可能性和可能条款时，不能忽视国内政治的这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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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结论也不同于关于这两个因素作用的既有观点。既有文献中共同的观点是国内行为体的分歧可能影响国际协定的内容。同直觉相反，一些分析认为一国的内部分歧可能会为国家创造国际谈判优势，我们称之为“谢林猜想”（Schelling conjucture）（Schellin 1960：28—29；Putnam 1988：440—441；Mo 1995）。如果国内某一集团强烈反对某种让步，那么谈判者就能够在这个领域避免让步，从而确保“更好的”国际协定。比如，如果农民正在街上骚乱，反对政府在国际谈判中考虑降低农业关税，那么其他国家可能会被说服，认为推动这样的贸易壁垒削减正在丧失正当性。或者如帕特南所讲的，“赢得国会同意的困难常常会被美国谈判者利用”（Putnam 1988：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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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研究去讨论谢林猜想需要什么样的特定条件。近来最重要的研究认为要关注其涉及的关键因素，而从来没有研究它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在国际谈判中，国内差异有可能使国家处于优势，也有可能处于劣势。净影响依赖于国内集团利益的结构、它们在内部谈判中的权力以及对外谈判的性质——尤其是，谈判主要是关于分蛋糕还是有关寻找方法做大蛋糕”（Mayer 1992：804）。本章的模型表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分治政府会影响协定的可能性，在何时它会促进具有分歧一方的谈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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