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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国内行为体间分歧上升后，国际合作会怎么样？尤其是，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间偏好差异的增大是否重要？分治政府是指控制行政机构的政党并不同时控制立法机构的情况。当行政机构和中间议员的理想点分离时，分治政府就会出现，分离得越厉害，政府的分治程度越高。换句话说，分治政府是总理或者总统的偏好与在批准博弈中投票的中间议员的偏好间差异大小的函数。不同的批准过程，中间议员可能是简单多数或者绝对多数的投票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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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已强调无论在总统制还是议会制中，分治政府都是可能的，在多党体系——不管总统制还是议会制——以及党纪松散的两党制下最容易出现。分治政府是多党体系的常态，拉韦尔和谢泼斯（Laver and Shepsle 1991：254）指出，1945年以来，在多党制的发达工业国家一党多数的政府仅是少数，不足15%。在这些国家中多数政府（87%）都是多党联合政府，分歧或是存在于政府内部，或是存在于政府和议会之间，或者两者都有。巴奇和科曼（Budge and Keman 1990：209）的研究表明在1946年到1985年间，在20个发达工业民主国家中，只有5个国家从未出现联合政府：英国、三个前英联邦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和美国。因为美国也曾有过分治政府，所以在战后只有四个民主国家曾长期是单一政府。分治政府就不仅是总统制的问题；在多党制的议会体系下，分治政府也更易出现，这占到了西方长期民主国家的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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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结论就是分治政府对国际合作具有负面影响。政府分治程度越高，合作就越不可能。为了观察分治政府的影响，我们再次研究图3.2。3随着p和c的分化，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不合作的范围增加，因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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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单一行为体的国际博弈同双层博弈的比较表明，以批准博弈形式加入国内政治使得达成国际协定更为困难，也可能改变协定内容。对合作的国际解释——不管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可能都严重高估了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缺少对国内政治的检验导致了对国家达成协定能力过于乐观。而且，任何协定的条款不仅反映国家间的权力平衡，国内政治也决定这些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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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国都存在国内政治影响时，上述结果依然会出现。当F和P必须要分别关注各自的议会时，国际协定将变得更加不可能，现状主导的区域增加；外国中间议员和外国行政机构间的范围（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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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各方都具有完全信息的情况下，不管偏好结构或者多元政治程度如何，立法机构都不会拒绝协定。在完全信息下，行政机构或是事前就已知道不能够达成互利协定，或是能够正确预期立法机构的偏好。因此谈判要么不会发生，要么就会取得成功。由于有时批准会失败，所以有理由修正模型以解释这些例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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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称信息下的国内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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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得到的结论都是假定所有行为体都知道彼此的理想点、提出的协定的性质以及复原点q。尽管这是有用的分析起点，但是在多元政治下，不对称信息更为可能。加入不完全信息使得批准失败的可能性增加。一些行为体不具备完全信息，另一些行为体具有私人信息。缺少信息的集团一定会担心被利用，所以常会否决由信息更完备的行为体提出的协定。不对称信息可能既会造成政治优势，也会造成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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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假定国会C对P和F谈判的协定性质不具备完全信息。C并不确定地知道F的偏好，但是P和F都是有完全信息的，他们具备关于协定性质的隐秘消息，因为他们是在没有C的情况下进行谈判，所以这一假设是合理的。这不必然意味着没有议员参与国际谈判。一些议员可能对协定具有完全信息，也可能参与到谈判中。但是中间议员并不是政策专家。在多数民主国家，议会具有的资源很少，国会委员会和职员即使存在，其规模也是很小并且实力不强。所以议员严重依赖于利益集团和政党来决定如何投票（Lijphart 1984；Peter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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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假设意味着国内信息的不对称性。议会成员可以分配给每项国会决策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所以他们将其稀缺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能最大化其选举回报的任务上。设想国会必须要处理冗长并且复杂的国际协定，中间议员既没有专业知识又没有时间来加以研究，但是议员仍必须决定如何就协定投票，这种情况相当典型，尤其是在对外关系上。参议院财政主席拉塞尔·隆格（Russell Long）曾说：“如果所有成员都坚持在投票前了解其投票的内容，我们将永远不会报告这个议案。”（Hilsman 1993：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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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行政机构关于协定的信息，C将接受任何会改善现状的协定；我们将可接受的协定集合称为C的偏好集合。比如，如果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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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和F如何应对这种行为？由于先验信念以及p和f的位置已经确定，因而国际谈判者事先就知道协定将被通过还是被否决。如果C属于乐观类型，会批准所有协定，那么P和F都不受制约，将国际博弈中的NBS提交批准。另一方面，如果C属于悲观类型，否决所有协定，不管P和F达成什么协定都会被否决，将执行维持现状政策。在这两个例子中，P和F都会选择不受限制的NBS作为他们的提案，提案被接受或被拒绝依赖于C的信念。这个结果被称为“盲目选择的结果”（pig-in-the-poke result）。如果我们同意未事先察看的提案，那么提案人会最大可能地获益（Cameron and Jung 1992，定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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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称信息的引入对合作意味着什么？如果现状点q接近c，那么提案不太可能落在C的偏好集合中（该集合相对较小）。因此，不管何种信念，在c周围的q区间C总会否决提案。但对这一区间之外c附近的q，实际上仍存在相当高的可能性使提案处于C的偏好集合中，C将接受提案。当q距离c较远时（这使得偏好集合变大，几乎覆盖了整个区域），协定最容易被批准。因此，在q位于距c极端远的距离时，C有可能接受协定；如果q处于c周围，否决就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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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描述了均衡的结果。如图所示，当C拒绝提案［这出现在cl和ch之间，当P和F选择q时就会出现（P或F都没有进一步的收益）］。4同图3.2相比，现在现状的区间更大了——相对于（p，c）的（p，ch）而言——在对国际谈判者同时存在共同收益而且不被利用的情况下，现状仍是结果。当国内具有完全信息时，合作失败的原因可能在于q的某些值，加入不对称信息使得合作更为不可能。因而合作不能实现的区间（P和F获得共同利益的协定不能实现）就扩展得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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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不完全信息博弈（没有背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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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议会缺少信息时，其影响降低。不存在C能够影响P和F提案的情况。P和F总是提出自己的NBS，并不考虑C，C然后依此行动。因此，信息分布具有关键影响：不对称信息妨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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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称信息下的国内政治和背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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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立法机构不是盲目就行政机构的提案进行表决，那么它能够根据一个或几个国内集团发出的信号以了解协定的性质吗？假定立法机构为了做出决定，依赖于其他对协定具有完全信息的行为体发出的信号；也就是，C要倾听一个行为体（行政机构之外的）的评论，从这个信号中得到关于协定的信息，然后进行投票。这个背书人可能是除了行政机构之外任何的国内集团，也可能是利益集团、国会委员会、其他政党党员、独立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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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书人具有不同于C的偏好，但是C知道这一点。立法机构知道不能简单地相信背书人的信号，因为他们的偏好不同，背书人可能采取策略性的行动。立法机构并不认为收到的信息是中立的；议员知道背书人要从协定中获取某些利益。背书人传达对协定的支持或者反对，立法结构可能依赖于这个信号来对行政机构的提案做出批准或是否决。立法机构可能会向不止一个背书人了解信息。背书人只能提供有限的信息，因为立法机构考虑一个议题的时间并不是无尽的。西尔斯曼（Hilsman 1993：191）对美国的防卫与外交政策制定有过如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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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国会）议员都试图就悬而未决的法案争取获得更多的信息……他们常常必须要转向其他信息来源以帮助决定如何投票，这便赋予了这些来源以权力。议员会从其他议员那里获得一些信息，从其职员中获得一些，从其选区中获得一些，再从媒体上获得部分信息。某些更为全面和准确的信息实际上是由游说者提供的。在整个过程中，议员努力去了解他们必须要投票的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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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弈中加入另一个行为体改变了行动次序，使其成了三步过程。首先，P和F谈判国际协定，考虑到必须要得到C的支持，而且C会倾听某些国内集团E的背书。然后协定被透露给E，E自身可能参与也可能没有参与国际谈判。背书人向C发出自己的信号，表明对协定的支持或反对。第三步，立法机构听取信号，更新自己对于协定的信念，最后再决定投票批准或者否决协定。如果立法机构投票反对，那么q就是均衡点，结果是没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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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多重均衡与不同的偏好结构相联系。下面详述均衡背后的逻辑。在给定其他行为体的行为及其当前信念的条件下，我们通过逆向归纳来解释每个行为体的最优战略。参看图3.5，这是背书人比立法机构更温和的例子，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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