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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5487 利益集团的信号既有分配性影响也有信息性影响。利益集团作为信号发出者的角色使其能够对谈判过程施加影响。当背书人（2e－q）的无差异点制约国际谈判结果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同两个单一行为体的国际博弈或者完全信息的国内博弈不同，在不对称信息博弈中，背书人在特定情况下能改变均衡结果。因此协定的分配性结果就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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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5489 第二点也很重要，利益集团背书人向立法机构提供信息，这会使利益集团能更好地获得自己想要的协定。利益集团对立法机构施加影响，在它同行政机构的战略博弈中帮助立法机构。对背书的需要迫使行政机构和外国政府谈判的协定对国会更为有利。就信息而言，从国内观点来看，背书人能够改善协定的条款。其他学者在不同的模型中已经表明，利益集团对政治行为体并不必然仅是分配性问题；他们能够提供低成本信息，从而改善国内行为体的结果（McCubbins and Schwartz 1984；Gilligan and Krehbiel 1987；Epstein and O’Halloran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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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5491 这可能是立法机构愿意利益集团参与国际谈判的一个原因。尽管利益集团在国际谈判中的作用通常被描述为将自身卷入制定国际协定的批准过程（Winham 1986），我们的论点是立法机构需要利益集团成为谈判的一部分，这样他们能够作为有关协定的有用信息提供者。对于立法机构而言，利益集团的加入是制衡行政机构的有效方式。当议会强势时，我们可以预期他们会以国会委员会的报告或投票的方式提供背书人（Krehbiel 1991）。当国会处于弱势——也就是，不是在美国——时，国内利益集团的作用更为重要。他们的信号将是制约行政机构的重要机制。利益集团因此能够带来信息收益，即使他们也有分配性成本。我们的模型认为在双层博弈中应该以不同方式来看待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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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5493 不对称信息下的分治政府和背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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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5495 在完全的对称信息条件下，越为严重的分治政府意味着合作失败的可能性越大，行政机构必须同立法机构进行更多的妥协。在没有背书人的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增加的分歧意味着C对协定的信念越来越悲观，因此批准的可能性下降。立法机构关于协定的信念依赖于其偏好与行政机构偏好的差距，两者的差距越大，C就越可能相信行政机构不会谈判出C自己所偏好的协定。分治政府对协定的性质没有影响，因为P和F总是提出自己的NBS，但是这样做也使得批准更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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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5497 当背书人存在时，分治政府的影响依赖于背书人的偏好被认为是保持不变的还是随着政府分治程度而变化的。当偏好是图3.5中p（2e－p）制约完全消失。因此，随着政府分治程度的增加，E能够有助于C的区域也缩小了。或者，随着分治政府的加剧，E的信号无效的区域（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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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5499 如果背书人随c而移动——也就是e朝远离p的方向移动，但是保持同c的相同距离——E限制P的区域随着分治政府的加强而相应增加。这意味着在分治政府下，C能够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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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5501 如图3.6，当偏好是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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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5503 当e和c一同移动并远离p，那么对P和F的限制变得更大。随着p和c之间距离的增加，现状变得更为可能。而且随着E限制P和E区域（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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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5505 在上述四种情况的三种中，随着政府分治程度的增加，国内政治对国际协定能发挥更大的制约力。在这些案例中，P和F受到更大制约，而C更有影响。C的影响力部分是因为背书人变得更为极端。这些结果似乎可以使我们对谢林猜想产生怀疑。内部的分裂并不有助于行政机构的国际协定谈判。被其他研究所忽视的是其他国内行为体可能具有不同于行政机构的偏好。这些偏好的分歧越大，行政机构就越不可能实现其最偏好的政策。随着政府分歧的增加，行政机构和外国政府就越发远离他们的理想点，结果就越不如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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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5507 但是在一种情况下，即使具有背书人，不对称信息也会增加行政机构的权力。这个结果主要是因为立法机构不能依赖背书人。背书人对立法机构具有价值，背书人偏好越极端，就越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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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5509 多重背书人和不对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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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5511 国内政治的特征通常是具有多个竞相发出信号的利益集团。立法机构很可能获得某一议题上利益截然不同的信息。比如，在贸易谈判中，保护主义集团会游说反对贸易自由化，而国际面向集团会施压进行自由化（Magee，Brock，and Young 1989；Milner 1988；Rogowski 1989）。在这部分我们考虑多个背书人，从考虑两个背书人情况开始，他们的偏好分别处于中间议员偏好的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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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5513 将两个背书人的理想点记为l、r，假定它们处于中间议员的相反两边。国际谈判之后，它们都就协定发出支持或反对的信号。立法机构现在在这些信号向量基础上采取行动。基本而言，当多个背书人同时存在时，原来的结果仍然成立。通过对背书人的选择，立法机构最大化其制约行政机构的能力，并且能实现最接近其理想点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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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5515 在这种情况下，多重均衡的存在依赖于立法机构对外国以及行政机构与外国达成的协定的信念。设想如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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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5517 因此在批准成为可能之前，立法机构至少需要一个背书人。偏好最接近现状的集团的背书足以（但并不必然）获得批准；只有当立法机构的信念是乐观的，偏好最偏离现状的集团的背书才会导致批准。所以最接近现状的背书人能够对中间议员施加最大影响。这个背书人具有最小的偏好集合；因此这个背书人的积极信号能够比其他行为体的信号发出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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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5519 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如果没有至少一个，通常是两个的背书，批准不会发生。这再次证明了单个背书人的结果，背书人能够对立法机构发挥关键的信息作用。对背书的需要影响了协定的制定，因为这意味着行政机构必须修正协定来至少满足一个背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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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5521 第二，立法机构能够运用这两个新的信息来源来提高对协定的了解，从而获得更接近自己理想点的协定。立法机构对提供的信息质量要做出关键性决断，然后对背书的有用性做出判断。比如，当中间议员面对一个保护主义的集团和一个自由贸易的集团，他从这两个集团中都得到信息，这样最终决策依赖于议员的信念，而且更重要的是依赖于接近现状的背书人的信号。这个背书人的支持对批准是足够的，但是当立法机构足够乐观的话，即使信息不太完全的背书人的支持，立法机构也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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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5523 第三，增加背书人的数目超过两个并不会强化分析力。在这类博弈中，卡梅隆（Cameron）和容格（Jung）的定理4主张立法机构只需要最多考虑两个背书人，一个在右边更接近理想点，一个在左边（Cameron and Jung 1992）。当在立法机构理想点一边存在多个背书人时，立法机构只会听取最接近集团的信号，因为它会提供最具情报性的信号。因此当存在多个背书人时，立法机构会选择听取最接近的集团的信号或者在两边最接近立法机构理想点的集团的信号；这也是本章详述的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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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5525 有人可能尝试设想立法机构会听取某些集团意见，这些集团或者最可能传达立法机构想要听到的信息，或者支持C关于协定的不完全信息的信念。相反，C会理性地选择能提供最好信息的背书人。而且，当立法机构对外国以及达成的协定持悲观态度时，立法机构最好的选择是听取最接近现状的背书人的信号，而并不必然是最接近自己理想点的背书人的信号。因此，多个背书人可以让立法机构得到更多信息，也可以让它选择听取哪个集团的意见；他们对行政机构也形成了更大的制约。通过在博弈中增加行为体数目的多元政治的强化，使行政机构的运作更为复杂，从而进一步限制其自主性，并使其同立法机构做出更大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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